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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在这次书记处会议上的讲话，不仅谈了北大社教运动的偏差，还谈到当时学术文化界的过火斗争造成的紧张局势。他说：现在人们不敢写文章了，不敢写剧本了，书也不敢出了。戏台上只演兵，只演打仗了。电影哪有那么完善的？这个不让演，那个不让演。那些“革命派”抓住人家的小辫子，想靠批判别人出名，踩着别人的肩膀上台。他提出要赶快刹车。书记处会议纪要里还规定：“四清要落脚到教学”，“学术批判要落脚到繁荣学术研究和文艺创作”，“不能要求剧本、作品都完美无缺”，“今后对知名人物的批判，必须先报中央批准”。
这样，许立群以及也被派到北京大学工作队去的陈道、何静修（他们两位是中宣部理论处的）和我，就把三月三日书记处会议的纪要和精神，看作《二十三条》在北京大学和文化学术领域中的具体体现。
就是说，《二十三条》被看作是纠正“左”倾、稳定局势、使运动走上“健康正轨”的文件。说《二月提纲》是“思想斗争的二十三条”，多少也含有这样的理解。
《二月提纲》发出以后，局势的确出现了一个多月的表面的稳定和平静。学术批判按《二月提纲》安排的“正轨”在运行。
《二月提纲》和东湖之行 十四、两个“南方谈话”
这平静中也有一点波澜，都是与关锋有关的。
在北京学术界贯彻《二月提纲》座谈会的小组上，我作过一个发言，大意是说，文艺作品和学术文章是不是影射现实的问题，要很慎重地对待。我的前提，是肯定有影射，历史上有，现实中也有。按我当时的认识，认为《海瑞罢官》就是有影射。但是，我认为，随意把什么都说成是影射，是会把事情搞乱的。我举了两个例子。一个例子是，听说有一篇中学教员写的讲物理知识的科普小品文，有人怀疑是影射，上纲很高，全面了解了此人的政治情况和写作情况，排除了他搞政治影射的可能。另一个例子，是一篇批评吴晗的文章，认为吴的一篇介绍李冰父子的历史短文，是影射攻击我们的大办水利。我认为，这样的批评没有根据，这样的风气不可长，动辄批评这个人那个人这篇文章那篇文章为影射，是不好的。第二天的小组会上，据说，关锋发言，说我的发言是针对他和王子野的。我没有参加这次小组会，是参加会的别的同志告诉我的。我根本没有看过王子野的文章，说不上针对王子野，不过，我没有去辩白，当然告诉了许立群，许也认为不必管它。
这是一件小事。比较大的事是，关锋仍然要求发表他批《海瑞罢官》要害问题的文章，也就是他早就送给中宣部、许立群一直犯难、专门摘要送五人小组（并由彭真送给了中央常委）请示能否发表的文章。
先是在座谈会上，关锋提出：前一段的政治批判是不是有什么问题，请学术批判办公室的同志指出来。政治批判还让不让搞？能不能联系庐山会议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三月一日，我和林涧青向许立群和胡绳汇报座谈会情况，首先就谈了关锋的质问。
许立群说：肯定不能联系庐山会议，这是主席当面点头同意了的。
胡绳说：关锋应该好好想一想，为什么主席上一次谈话，说吴晗要罢官，这一次谈话，重新考虑，又说吴晗不罢官了？主席这样站得高。关锋这个同志，思想太褊狭。
胡绳这话，有很大的分量，他是亲自听到毛主席两次谈话的人。第一次是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在杭州的谈话。那个谈话讲到《海瑞罢官》的要害在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一九五九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胡绳、关锋都参加了这次谈话，许立群投有参加。第二次就是武汉这一次，胡绳、许立群都参加了，关锋没有参加。
胡绳还说，按照武汉谈话的新精神，那四篇送审的文章，都得彻底改写。
三月三日，许立群召开座谈会的召集人会。会上，关锋批评许说的“放”不是钓鱼，许大声说：我讲的话，可能不只有一个指头的错误，如果是四六开，那就了不起。讲得不对的可以批驳。如果听到一点不同意见就蹦起来，那不就是“学阀”吗？
《汇报提纲》中提出“左派整风”，“警惕左派走上学阀的道路”，立即成为敏感的话题。许立群这样说，当然是话中有话。
三月八日，关锋又找林涧青谈话，还是发表他的文章的事。
关锋的理由是，他的文章有根据，是根据毛主席的南方谈话写的。
林涧青报告许立群。许立群有恃无恐。说：他有一个“南方谈话”，我也有一个“南方谈话”！我那个“南方谈话”还在他那个“南方谈话”的后头！
许立群还说：关锋自以为通天，自以为一贯正确。哪有什么一贯正确！你关锋一贯正确？你有个《从陈贾说起》。你邓拓一贯正确？你有个《专治健忘症》。我许立群一贯正确？我说过包产到户可以考虑。
《从陈贾说起》、《专治健忘症》，就是七个材料中关锋、邓拓的两个被认为是有影射攻击的文章。同意过包产到户，那时当然认为是错误。
所以，关锋、戚本禹的攻要害的文章这时仍未被允许发表。（我作为“方求”第二篇文章的作者，根据许立群传达的后一个“南方谈话”的精神，自然根本不会提出按原来的写法发表的要求。）
还有一件事，是上海市委宣传部长请示，《汇报提纲》中讲左派要警惕，不要变成“学阀”，是否有所指。许立群向彭真汇报，彭真说，学阀没有具体指是什么，是阿Q，谁头上有疮疤就是谁。
这个情况许同我们说过，我们觉得彭真这话说得挺幽默的。
《二月提纲》和东湖之行 十五、风暴的再起
平静的结束，风暴的再起，在我是进入四月才开始感觉到的。
四月二日，《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同时发表了戚本禹那篇一直没有让发表的攻要害的文章。
四月五日，《红旗》杂志发表了关锋、林杰那篇一直没有让发表的攻要害的文章。
文末署的一月的日期，显然是要表示，文章被扣押了许久。
这是怎么回事呢？不是根据二月汇报得到的指示精神才不让发表的吗？
许立群说他也不明白。
这两篇攻要害的文章能够发表，那么，“方求”那篇是不是也可以发表呢？
许立群同吴冷西商量，四月七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方求”那篇攻要害的文章。但是删去了文末所署的一月的日期。这是吴冷西的意见，说是现在强调中宣部那时就写了攻要害的文章，不好。
发表“方求”文章并没有为中宣部争得多少主动。报刊上再次掀起高潮的批判运动，其部署和组织，完全把中宣部抛在了一边。还传来各种各样的一些小道消息。
许立群十分沮丧，紧张。
不久，他郑重其事地告诉林涧青和我，毛主席批评了《汇报提纲》。后来从《大事记》中知道，毛泽东在三月十七日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上，在三月二十八日到三十日的几次谈话中，已经批评了《汇报提纲》，批评了“扣押左派稿件、包庇反共知识分子的人是‘大学阀’。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但是，许立群没有给我们说这么多，恐怕他自己那时也没有知道这么多。
许立群说，毛主席也批评了他。说，杨耳从前的尖锐性哪里去了？
杨耳是许立群用过的笔名，当年贾霁、杨耳批判电影《武训传》的两篇文章，是那场批判的发难之作，它的尖锐性大概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印象。
我们问：在武汉汇报的时候，毛主席到底是怎么说的？
许立群只是说，他没有听懂毛主席的意思。
许立群还说，康生批评他，说他专整左派的材料，不整吴晗的材料，为了整关锋，还用了考据学的方法，考证“何明”就是关锋。
我们说，吴晗的材料科学处整过的呀。许叫我们拿给他看，他一看，叹了一口气，说：整了这些材料，又不署名，人家怎么知道？叫我们立即把这些材料开一个目录，注上整理的单位和印发的时间，印在这一期上送的简报上。
没有想到，这期简报又惹了麻烦。康生指责许立群说，批评你不整吴晗的材料，你就送来这样的简报，是什么意思？你这是抗拒批评！
这样的无理批评，使许立群不知所措，简直有点精神恍惚。
四月十日，林彪委托江青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的纪要，宣布文艺界被一条又长又粗的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专了我们的政，作为中央文件批准下发了。
四月十四日，郭沫若在全国人大常委会议上发言，说：“我是一个文化人，甚至于好些人都说我是一个作家，还是一个诗人，又是一个什么历史学家。几十年来，一直拿着笔杆子在写东西，也翻译了一些东西。按字数来讲，恐怕有几百万字了。但是，拿今天的标准来讲，我以前所写的东西，严格地说，应该全部把它烧掉，没有一点价值。”（郭沫若这一篇话被人评论至今，评论的人大概不知道他的这篇讲话有什么直接的背景和苦衷。它与《二月提纲》汇报时，毛泽东说郭沫若、范文澜还是要作一点自我批评为好的讲话，是不是有什么关系呢？毛泽东这个意见，是不是由什么人向他作了转达，并向他提出了什么要求呢？这些情况我不了解，但是，我觉得是有关系的。近日读到《刘大年存当代学人手札》，其中有五月六日范老致大年、黎澍的信，说“运动发展到惊人的程度，问题之广之深，简直不可想象”。范请他们对自己匆匆写出的检讨草稿提意见，“高的调门不必减低，说理不妥处可改”。接着的信，一封比一封更紧张：一封说：“有人从康老那里听说，郭老发表了谈话，得到主动，范某也该主动有所表示才好。我那稿子，比起目前形势来，已经大大落后了。希望嘱打字员快打出来，快派专人送来，以便交康老请批示。”又一封说：“昨天我晤陈伯达同志，他直言相告，大意说我倚老卖老，没有自我批评，保封建皇朝，不要以为有些知识就等于马列主义。郭老批评就主动了。更使我惊心的，是说你年老了，不能要求你有多的马列主义。似乎我要学也不成了。我看情况很不好，昨和黎澍同志谈，请他大大增加自我批评的文字，请他站在敌对方面大加抨击，打倒老朽昏庸之辈。大势所趋，不可有姑息原谅之心。请你助黎澍同志加强批评。愈过头愈好，不过头，别人会来补的，那就麻烦了。”这些信很清楚地说明了郭老与范老当时的处境。范老检讨了一些什么，我不知道。郭老能怎样检讨呢？是检讨两首海瑞诗，还是检讨《武则天》？检讨了《武则天》，还有《蔡文姬》呢？检讨了剧本，还有史学著作呢？要检讨，大概也只好说按“今天的标准”，“应该全部把它烧掉”，这样别人也就无可再补了！）
五月八日，《解放军报》发表高炬的文章：《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光明日报》发表“何明”的文章：《擦亮眼睛，辨别真伪》。为什么要署这个原来只是写杂文时用的笔名“何明”？自然是向那笔名考据学示威。
五月十九日，批判《二月提纲》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五一六通知）及其附件《一九六五年九月到一九六六年五月文化战线上两条道路斗争大事记》发下来了。
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序幕已经演完，正幕正式揭开了。
中宣部“阎王殿”被砸烂了。
陆定一、周扬、许立群、姚溱、林默涵、童大林，这些中宣部的部长、副部长、秘书长们，首批被揪出来了。他们被称为阎王殿的阎王。
陈道、于光远、林涧青、袁水拍（文艺处长）等许多处长、副处长，也首批被揪出来了。
我、何静修、李曙光（文艺处的）等没有任何领导职务、只是一名干事的几个人，也首批被揪出来了。
后面这两类人，该用什么称呼呢？
有了新发明：阎王殿里，不能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