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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昌周围都是军屯。邓名觉得这种模式也不是很好，现在是战争状态，所以各地的将领都觉得采用军屯模式是理所应当的，在邓名看来这种军屯中的屯丁和农奴没有什么区别，干多干少一个样，军队拿走全部的产出，只给他们维持生命的口粮。前两天邓名还跟着狄三喜去看过他的军屯，后者抱怨说屯丁都是懒骨头，比如负责砍柴的，如果不紧盯着每天就上山一次，随便带回来一点交差，宁可躺在山里偷懒也不肯干活；再比如负责灌溉的，有人在边上监视的时候干活，不监视的时候一样躺在田埂上偷懒。
这在邓名看来是很正常的现象，而将领们处理的办法也都差不多，就是派出大批亲信四下巡查，然后用异常严酷的刑罚来折磨那些被抓到的偷懒的人，以此杀鸡儆猴。这种做法虽然能够吓住大部分的屯丁，保证军屯的产出，不过邓名觉得这些农奴兵恐怕也不会为了将领们去和满清拼命。
思索再三，邓名心里已经有了一个想法，好在西营的人都才来建昌，还没有获得大量的封建权力，邓名还有机会趁着他们初来乍到的时候实施一点小改革，要是他们已经盘踞此地多年，一个个枝繁叶茂那邓名就没有任何办法改变，不然恐怕清军没来四川行都司就叛乱了。
“各营将官的辅兵自然还归将领统领，”邓名不敢动将领手下的农奴，那些西营从云南带来的人口邓名不打算去挖出来：“但四川行都司的百姓不可以被各营拉进营中，更不能残害，我约法三章的对象也有四川的百姓，大明律对他们来说暂时也不存在了，不能以任何理由把他们强征为兵。”
邓名决定先把这个命令通报给众将和四川行都司各地，军屯暂时保留也有保留的好处，除了避免引起将领们激烈反对外，邓名也不知道自己改革的计划能不能成功。尽管军屯对屯丁是种苦难，但至少能保证供应相当数量的军粮。
此外还需要鼓励百姓开荒，邓名想了想，就提笔又发布了一道命令：“任何百姓开垦一块荒地后都可以到建昌衙门登记造册，只要连续种植十年，每年保证每亩都有一石以上的产量，这块土地就归他所有。”
“怎么保证一石的产量。”看到邓名的命令后，袁象马上问道：“如果我是个奸猾之徒，看到先生这道命令后，就会一口气登记个百八十亩，先把地占下来再说。”
“这个好办，因为开荒是在我军的保护下，所以我要收十分之一的产量当作保护费，就是每开荒十亩，每年要给我一石的粮食。连续交满十年，这十亩地就是他的；如果每年交十石的粮食，那么十年后登记的一百亩地就是他的。”邓名虽然不打算收税，因为现在他手中没有任何行政体系，要是交给地方将领去做又无法监督，搞不好百姓开荒后，将领以收税为由，把人和地一并都拿到他们的军屯中去了。
“这个保护费……”这次是李星汉出来表示反对意见了，他觉得邓名这个保护费其实就是税，但保护费听上去好像是土匪的说法。
“就叫保护费，”邓名不为所动，在他看来其实封建王朝就是规模特别巨大的土匪团伙，任何方面都很像，比如军队中将领和士兵的关系就很类似头目和喽罗，叫保护费至少还说明了征收这粮食的应付出的代价：“如果某家被土匪抢了，四川行都司没有把贼人拿获，没有追回财物，总之就是没有尽到保护百姓之职的话，那这十分之一的粮食就不用交。”
既然邓名坚持，那大家也无话可说，不过很多人都认为税额太低，亩产应该不止一石，而且就算只有一石，十分之一也太少——大家都认定这就是税。军屯不用说是军队全拿，就是自耕农的地，杂七杂八的都算上，上交的也得占到收成的一半左右，更不用说崇祯朝以后，要是真能剩下东西也不至于那么多人活不下去造反了。
“这不是税，是保护费，还有登记造册的费用，”邓名再次更正，并且强调道：“多给百姓留一些，他们就能养活妻儿，吃饱穿暖，而且愿意多多开荒。”
敲定了命令后，邓名想想还是要建个属于自己的衙门，收到粮食后，这笔收入就可以用来招募士兵，进行地方行政建设。
邓名扫了一眼周围的卫士，最后确定了人选，就是袁象和刘晋戈，这两个人不用肯定不行，但是带在身边拼命又提心吊胆，生怕有个闪失没法和他们的长辈交代。最重要的是，这两个人文化素质还相对比较高，都跟着师爷学过，虽然不多但起码认识几个字。
“天子南狩，事急从权，袁小将军任四川行都司的提刑官；刘小将军任都府提刑官，给两地百姓造册登记。”邓名借用文安之的督师名义，授予两人职务，让他们先去招募一两个帮手，吃穿先用冯双礼和刘耀的，这点面子他们还不至于不给。
提刑官这个名义对邓名来说也很重要，法律是建立权威的最重要手段，邓名暂时不能去和将领们争夺行政权，就打算先把司法权拿到手。邓名再三对袁象交代，他想安抚民心，尽可能地让百姓过得好一些，保护他们不被军队欺压、强征：“如果哪个将军要杀人，也要你点头才行，而只有犯了杀人罪才是死罪，其他什么诸如大不敬、犯上之类的，不要让人用这种罪名和百姓为难。”
在没有军队的情况下，袁象的这个提刑衙门要想顺利运作只能靠将领们给面子，这些人初来乍到，和邓名的关系目前还处在蜜月期，估计不会和袁象为难，但日久天长后会有什么变化就不知道了。
袁象倒是很有信心，跟着邓名没有多久就被委以这样的重任让这个年轻人很激动，他觉得也就是最初比较难，等到粮食收上来几次，提刑衙门有了经费能够招募人手，也就能和各路将领分庭抗礼了，他向邓名保证：“最多三年，末将就能有小成。”
“三年，唉，”邓名闻言又是一阵摇头：“不知道鞑子会不会给我三年的时间啊。”
刘晋戈的工作性质和袁象差不多，都是邓名用来插手地方的工具，不过成都现在已经没有老百姓了，就算有也都躲在山上，没有经费就没有办法去把百姓找出来，而没有百姓衙门当然就不可能有经费。
“建昌不是有四万辅兵吗？”邓名不打算让冯双礼独吞这批人力，虽然庆阳王是最早来建昌的，但根基同样不稳，他一开始是准备迎接永历天子的车驾，当时认为朝廷和晋王随后就到，自然不会有把辅兵尽数收为己有的企图；后来建昌军则在忙着投降，也没有时间和心思去控制这些人。
“庆阳王公忠体国，功勋卓著，实乃国家栋梁……”邓名继续用“天子南狩、事急从权”的借口，大笔一挥仍用文督师的名义任命冯双礼提督四川行都司军务，节制西营各部。当然四万辅兵邓名不能都要走，回到建昌的晚上邓名就去和公忠体国的冯提督讨价还价一番，最后二一添作五，这四万辅兵冯双礼和邓名各拿两万。
瓜分了刘文秀的遗产后，冯双礼还要邓名写了命令，正式赐给他对这两万辅兵的所有权。冯双礼把邓名的手书小心收好，有了这个凭据他感觉自己就是这两万辅兵名正言顺的主人了，其他西营将领就算有什么想法也没法逼他再吐出来。
现在邓名在西营这些将领的眼里，地位就和监国差不多，以前这些辅兵和军屯都是国家所有，当然是监国的合法财产，现在有了邓名亲笔书写的财产转让证明，那么冯双礼头上自然不会再顶个“贼”名。只是冯双礼不知道，邓名根本就是个冒牌货，理论上他的这纸证明一文不值。心中高兴的冯双礼对邓名的其他要求满口答应，信誓旦旦地保证一定会尽力配合袁象的衙门工作，要是有哪个将领敢不给提刑衙门面子，他这个军务提督也绝不会坐视。
尝到了甜头后，邓名依葫芦画瓢，开始拿军屯的所有权去收买其他西营将领。那四万辅兵本来负责的军屯给了冯双礼三成，剩下的由邓名分给了那些初来乍到的将领，由他们自己带来的辅兵去耕作，和冯双礼一样，这些将领都满心欢喜地把邓名写的财产转让证明信细心收藏起来——没有一个人怀疑这是邓名在非法盗窃永历天子的财产。
而到手的两万辅兵，邓名把他们统统恢复为百姓身份，开荒令对他们同样有效，邓名打算动员一部分人去成都开荒，如果他们觉得危险那到乐山一带也可以。不过这个倒是不用着急，就算他们都呆在四川行都司不走，只要袁象的衙门有了收入，邓名就可以调拨一些给刘晋戈，同时安排更多的人去川西平原恢复生产。
“至少要有三年吧，怎么也要两年才能看到成效。”邓名需要大量的经费，来收拢藏在山里的百姓，来恢复生产，来建立、训练自己的部队，只是满清会不会给他这样的时间实在没有把握。
赶鸭子上架一般，让袁象和刘晋戈两个年轻人坐上提刑官的位置后，邓名准备返回奉节去向文安之进行汇报，以取得他对自己各项任命和安排的赞同。
第02节赏罚
北京，坐在皇位上的清帝是顺治，今年是满清的顺治十六年。
顺治低头看着一份有关云南的报告，最近他的御案上堆满了关于昆明大火的奏章，大部分都是弹劾吴三桂、赵良栋无能的，官员们纷纷要求朝廷对他们予以严惩。本来洪承畴也被骂得很厉害，但是后来听说洪经略没能逃出火场，被烧死在昆明了，官员们就不再继续攻击洪承畴，毕竟他都为朝廷死了，生前有多大的罪也应该抹平了。
随着更多的损失报告传到北京，顺治对吴三桂和赵良栋的愤怒变得快要无法遏制。这次进攻西南虽然有孙可望这个大内应，但物资可都是从东南地区竭力搜刮来的。为了准备这次进攻，顺治不但冒着让东南几省出现乱事的危险重重加税，而且还力排众议暂时减少了对旗人的供应。结果这些辛苦搜刮而来、运到云南的物资，连同在西南的缴获，一起被人家放火烧了个干干净净。
“火药、粮食、布匹、棉花、银两、帐篷、军服、盔甲……”顺治冷笑了一声，掰着指头数着吴三桂紧急求援信上的要求：“他还有什么不要的么？”
“吴三桂无能误国，赵良栋误信奸人，奴才以为都应重重治罪。”说话的是索尼，他是少数几个能够陪在顺治书房里的亲信臣子。这次为了远征西南，给旗人的配额一下子减少了那么多，八旗中怨声载道，索尼因为支持顺治的这个决定都被人戳脊梁骨说他是奸臣。自己受了这么大的委屈而吴三桂却捅出了这么大的漏子，索尼气得恨不得能踩他两脚。
顺治没有接这个话茬，只是冷冷地扫了索尼一眼。他感觉最近几年这个老臣变得越来越像个油滑的汉人降臣了，心眼越来越小、受不得委屈、担不起责任，连平时说话的语气都在改变。不过，这是把索尼和依旧锐气十足的鳌拜相比，如果比起其他的奴才，索尼的能力和责任心还是相当出色的。
“不能罚！”不出顺治所料，站在另外一边的鳌拜马上嚷嚷起来。虽然屡屡受到关与礼仪的教导，但鳌拜一着急声音就变得很大，“君前失仪”这个罪他是屡教不改，不过顺治从来没和他计较过。
“难道还像磨盘山那般处理？”索尼有些不满地问道。
磨盘山一战，吴三桂把大军带进了李定国的伏击圈，如果不是卢桂生及时投诚报告李定国的计谋，那后果真是不堪设想。事后，清廷对那些有过失的将领都予以严厉惩罚，包括旗将、旗兵在内，很多人被定了“侦查不利”、“畏敌不前”、“杀贼不力”等罪名，撤职的撤职、罚银的罚银，但只有大军统帅吴三桂什么责罚都没有，身为把全军带进险地的最大责任人，清廷甚至对他没有一句重话。
“你能把他怎么样？能问斩么？能撤职么？”鳌拜高声叫道。吴三桂这次弃守昆明、失陷经略、损失兵马数万、还丢光了大军的蓄藏，真追究的话脑袋是肯定保不住的。不过鳌拜和索尼都很清楚，不要说处死，能不能稍夺吴三桂的权利都需要再三斟酌，可行的处罚顶多是降爵、罚银、说几句狠话这种程度。
“既然如此，那还不如根本不罚，连戴罪立功都不提。”鳌拜见索尼哑口无言，就表明了自己的态度。信赏必罚那是吓唬小鱼小虾的，对吴三桂这种重量级的降将完全是另外一种游戏规则，清廷会摆出一副什么都不计较的态度，让天下人都看清楚：只要立功立到吴三桂这种地步，那无论犯了什么过错都无法和他的功劳相提并论。
索尼依旧在反对，他明白鳌拜说得对，但是现在北京不知道有多少八旗子弟等着看吴三桂的笑话。不仅仅是吴三桂的西征让他们的口粮下降，更是因为不久前磨盘山一战的赏罚不公：旗人都被治罪了，有一个旗人因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