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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到这个问题后，刚刚还气氛热烈的会场变得鸦雀无声。这些帝国议员几年前还都是辅兵或农民，不善于掩饰自己的真实感受，邓名从这些议员的脸上看到了紧张和忧虑，因为川西所有法令的开头，几乎都会有一句一模一样的说明：皇上南狩，事急从权……
这句话的潜台词就是，当皇帝平安回国后，现行的四川律法就会被原先的大明律所取代，四川人已经获得的经济、税收、政治等权利是否能够继续保持下去，完全成了未知数。
虽然个人的利益有危险，但川西的同秀才和帝国议员们本质上都是淳朴的百姓，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不敢让“皇上最好是别回来了”这样的念头从自己的口中说出来，甚至在这个念头刚一露头的时候，就会拼命地责备自己，认为自己罪孽深重。
在以往的历史上，处于邓名这个地位上的诸侯，对这种忠君爱国思想依旧是鼓励的。那些篡位者惩罚对皇帝有不忠言论的人，也不完全是因为虚伪，而是他们同样不允许这种思想遭到质疑。最后诸侯会黄袍加身，这样百姓的忠君爱国思想就得到了完美的利用。
“我认为皇帝陛下未必能够在短期内脱险。”虽然在奉节邓名信誓旦旦地向文安之做了保证，若是川西条件许可他就会再次出兵勤王。但当帝国议员提问时，邓名就选择了另外一种回答。他很仔细地解释了占领军和杨在的权限，并推测他们不会对解救皇帝回国多么上心。如果时过境迁，占领军和杨在越来越适应他们的权势和地位，甚至可能会给皇帝回国一事制造障碍。
即使是像刘晋戈这样对明朝天子没有太多忠诚可言的旁听官员，听邓名的分析时也有些坐立不安。因为邓名完全没有表现出对这种行为的鄙夷，没有使用任何贬义的词汇，而是站在彻底的中立立场，从川西利益的角度来分析占领军和杨在可能的行动——这是对忠君思想的彻底否定。刘晋戈虽然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已经感到了不舒服。
当邓名告诉大家，这些协议都是他主动与占领军和杨在达成的，会场里更是静得连一根针落地都能听得清清楚楚。
“当时我面临一个选择，那就是皇上的利益和川西帝国政府的利益到底哪一个该摆在前面的问题。我知道这些协议对皇帝陛下回国可能不是很有利，但却能保证川西帝国政府更好地拿到赔款，让帝**人在阿瓦城下少流血，让同秀才得到更多的就业机会。”
邓名的话让在座的人都有一种刺痛感，好像有什么东西正在戳进他们的肺窝里面去。邓名并没有说皇帝失德、昏庸、弃国，所以变换忠君目标并非是什么不道德的行为；而是在忠君和爱国之间权衡，不但把这两者分开了，而且毫不掩饰地用价值利益来衡量。
“最后我选择了以帝国政府、同秀才的利益为优先。”邓名基本结束了他的报告，不过他把选择权交给了对面的议员们：“我当时身在缅甸，所以就猜测这样做才符合同秀才们的心意。诸君是川西同秀才们的代表，你们回家后问问乡邻乡亲的意见，然后表决一下。如果你们觉得我们应该花钱、流血去接回圣上，我会再次领兵出征的。”
结束了报告后，邓名再次重申了一下院会的关系：“正如我刚才所说的，帝国议会是股东的代表，而参议院是伙计。为何伙计能够否决股东的提议呢？因为和所有的商行一样，有一些事是要靠有经验的掌柜和伙计来完成的。股东可以提出各种各样的设想，而掌柜和伙计来评判这些设想的可行性——比如股东说我们高价买石头，然后以更高的价格卖给别人吧，伙计就可以进行劝阻，这也是参议院的工作——不过我们知道，这种买卖也未必就行不通。比如我们现在从缅甸买石头，然后设法卖到清廷那边去。所以当参议院否决帝国议会的提议时，应该给出明确的否决理由。当股东们坚持原来的意见，比如七成的议员赞成，而且在三次否决、劝阻后，坚持第四次通过，那就应该成为帝国的政策——只要不违宪。”
说完了这些话后，邓名就结束了他的报告并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返回衙门的路上，刘晋戈一直在琢磨着邓名的话，从中他看到了邓名对川西民心的重视：“如果帝国议会和我一条心的话，青城派那帮家伙就没辙了吧？他们已经骂老子骂了好几年了。嗯，要想让议员们高兴其实不难，多搞点移民过来，就会有很多老板支持我，不管他是哪里人。”
特意从叙州赶来的袁象也有着差不多的印象，他决心再加一把力，让更多的新移民选择在叙州定居。看起来只要叙州的议会支持他袁某人，这个知府的位置就稳如泰山了。
第38节买卖（上）
一晃就过去了两个多月，长江中下游不断传回来消息，从十月下旬开始，迁移的东部百姓不断通过夔门进入四川。这次搬迁的规模极为庞大，明军从未有过这种大规模迁徙人口的经验，在迁徙的路上也出现了很多问题，多亏了李星汉、任堂他们几个人初生牛犊不怕虎、敢想敢干。明军将这些愿意来四川的百姓视为未来的同伴而不是奴隶，对沿途的伙食和住宿安排极为重视。邓名同样没有一次性搬迁过这么多的人口，所以只能让军队自己看着办。只要记得把出现的问题、临时想出来的对策以及效果都认真记录下来就可以。
这段期间，邓名一直在编写新的学生教材。在他看来，最重要的基础教育除了语文就是代数、几何和逻辑。以前邓名曾经编了一些，这次趁着有时间，每天再努力回忆一些过去读过、看过的知识。
八月底的时候，军队把几个英国人从崇明岛送过来。这几个人都是来东方的冒险家，虽然自称是商人，但邓名觉得他们其实就是铤而走险的流氓。这个时代的英语和邓名学过的有不小的区别，只会一点皮毛的邓名完全没有和这几个英国人用外语交流的能力，不过这并不妨碍邓名把他记忆中的代数公式、逻辑三段论以及阿拉伯数字通通称为翻译作品。邓名对人声称，这些东西都是那几个英国人带来的，是从他们的书籍翻译过来的——虽然邓名很怀疑这几个英国商人受教育的程度，可能都是没有接受过正轨教育的半文盲。
邓名能够回忆起来的公式都是零七八碎的，正确与否他自己也没有把握。这些东西如果署上他的名字，多半会被不少人顶礼膜拜，但如果说是几个来历不明的英国人送来的，那无疑会受到质疑，其中的错误更容易被挑出来，而且还不会让邓名脸红。不过在拼凑这些课本的时候，邓名也让人多方设法寻找一切有关代数、几何和逻辑这三门学科的书籍、资料。
邓名虽然是为五十一区编写教材，但却常常住在叙州，因为除了编写课本外，还需要帮助首饰行设计珠宝式样，以便加工后卖给重庆的清军。邓名理论上握着川西的全权，但邓名两个月来却没有过问太多的政务、军务，成都和叙州的知府衙门已经适应了邓名不在眼前的工作模式，熊兰管理的银行，秦修采管理的税务局，陈佐才执教的学院，已经长期在没有邓名干涉的情况下**正常运转，邓名去了不但帮不上什么忙，反倒会添乱——至于各行各业的账本，自然有知府衙门和院会去审查。
……
重庆城现在有三万多清军，川陕总督李国英此时并不在城中，在奏报大捷的同时，李国英再次向朝廷要求退往保宁。而在得知重庆保卫战最终取得胜利后，北京大大地松了一口气，算是把吊起来的心放回到了肚子里。很快，北京就向全天下诏告清军在重庆取得大捷，同时开始调兵遣将，准备镇压山东的于七起义——于七发出号召后，响应者遍布胶东半岛，一时间让山东的军政官长焦头烂额，不停地向北京求援。那些响应于七的起义者攻打府县，数个月来一直与清军激战。但首倡者于七，却带着手下的主力盘踞在老家，既不攻打周围的城池，也不出来领导全山东的义军。
山东清军就此判断于七虽然号召起义，但他本人还是希望能像顺治初年时那样，让清廷意识到他的号召力，然后对他进行赦免和招安。不过和顺治五年不同的是，现在清廷面临的政治、军事压力远没有刚入关时那么大。北京指示济南官署，一边先全力镇压于七以外的起义者，一边筹措粮饷、调集部队。清廷从未考虑过再次对于七进行招安，只是因为重庆发生激战才没有全力剿灭他。如果李国英全军覆灭，那闯营就有很大的可能性返回关中——无论如何，不肯妥协的闯营都比乌合之众的于七要危险得多。如果真出现了这种情况，清廷就必须立刻向西安派去援兵，并考虑招安于七，以结束山东的乱事。
在北京等待重庆结果的时候，山东方面报告局面正在日趋稳定，由于没有统一的领导，山东起义者虽然众多，但对清廷统治的威胁有限，而且正在被清军各个击破。而实力最强劲的于七本部，目前山东清军依旧没有开始进剿，好让于七抱着侥幸心理，让追随于七起义的百姓失望并与他离心离德，等北京的援军抵达后一举消灭。
在确认重庆取得胜利后，北京暂时不需要向西安派去部队以防止闯营回到关中，终于下定决心解决山东于七，把一度预备派往西安的部队从山西和河南抽调向东，并派满洲八旗督战，于十月赶赴山东。虽然于七据险自守，但济南已经把其余的起义者消灭得差不多了，北京估计半年内就能把于七彻底消灭，并将他的势力连根拔起。
至于李国英的退兵请求，北京想也不想地拒绝了，同时派使者赶到重庆，告诉李国英这是振奋人心的一场胜利，很多暗中跃跃欲试的豪强，都因为这场胜利而暂时收起了作乱的念头——这点北京方面并没有说错，至少杨起隆就因为听说李国英在重庆取得大捷，击溃了二十万明军后而停止起事，继续蛰伏——杨起隆并不清楚夔东军和川西军的关系，在他看来这意味着四川的战事还会有反复，邓名之前的胜利可能是昙花一现，就像是李定国的衡阳大捷一样。
为了安定人心，消除朝野、八旗内部的潜流，北京希望李国英继续在重庆坚持下去，并全力争取更多的胜利，最好能为朝廷彻底平定四川。
李国英接到圣旨后，立刻就告诉使者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重庆清军曾经一度拥有对东川、西川的战略主动权，就是二谭失利后，阻止重庆清军挺进的也只是后勤问题，而不是敌军的实力问题；但在熊兰万县反复，高明瞻进攻成都失败后，清军和明军就进入了战略相持期，彼此间互有攻守；而随着江津、綦江会战的惨败，重庆清军已经失去了对川西的战略主动权；去年忠县、万县会战惨败后，清军在两个方向上都是被动挨打。
这次重庆只是面对川东的进攻，赢得极为艰险，李国英直言不讳地告诉使者，这次胜利只是让清军没有被全歼在重庆，他拼死取得这样一场胜利，也只是想为重庆清军争取一个平安撤兵的机会。李国英带着使者参观了重庆残破的城防，叙述了在明军的新式攻城武器面前城墙是如何不堪一击。最后还领着使者走上城头，让他亲眼目睹川江上繁忙的明军舟船。
“总督大人认为朝廷派来多少援兵，就可以守住重庆并反攻忠县，至少把形势恢复到忠县之战前的局面呢？”使者问道。虽然看到了这一切，但使者依旧告诉李国英朝廷不可能同意从重庆退兵。
“这不是援兵的问题了，而取决于战舰，大量的战舰，同时还需要湖广的全力配合。在四川交战的关键就是水师。当年魏国伐吴，就在重庆这里打造的水师，当八万魏军登上船只顺流而下后，吴主也只有打开江宁的城门出来投降。而宋朝进攻四川的时候，蜀主以为蜀道难于上青天，但宋军和当年的张飞一样是坐着船来的，二十万宋军乘船直逼成都，转眼四川就平定了。现在邓名的船多得能够运十几万、二十万军队，而湖广、两江都说他们除了漕船一无所有，而重庆这里也是一样——所以这仗没法打下去了！要想平定四川，必须要在武昌大建水师，只要朝廷的水师比川西贼强，就是汉中在邓名手里也没用；而如果没有水师，就是我们占着叙州也要被他赶回来。”使者的问题让李国英摇头不已。
这次谈话后，使者就返回了北京。九月北京再次重申，重庆必须确保，而且朝廷愿意在解决山东叛乱后，给重庆派来更多的援兵。诏书中一再鼓励李国英，要他再接再厉，利用重庆消耗邓名的兵力，寻找战机给他最后的致命一击。
看到这封诏书后，李国英就上书要求入京对奏。十月初北京同意了李国英的要求，让他把重庆的防御安排妥当，然后择日返回北京。
一个月前，也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