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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黑手党的秘密生涯-第2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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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打听。 
  如果暗杀的事即将发生,而我又在现场,我要不要冒险去制止?或许自己还遭到杀身之祸?我的看法是:如果发生暗杀,对象又是党徒,那么不论是他死还是我死总得要干,被打死的当然是他。如果暗杀的对象是老百姓,那我就得要冒着风险加以制止。 
  到了1977年的仲夏,他们完全接受了我,信任我。我可以自由行动。桑树街上那些常规的党徒,我大部分都认识。那里不仅有布拿诺家族的党徒,还有其他家族的成员。党徒之间相互接吻和拥抱,也同样适用于我。任何公共场所我都可以自由出入。我们多次去玛迪森街道116号的荷里得酒吧。那地方污秽不堪,我只能喝喝啤酒或苏打水。连杯子我都不想碰一下。我们还去交谊俱乐部、咖啡馆以及沙沙贝拉。我们厮混、玩金罗美,大家相互讲一些战争的传闻,纵情玩乐。 
  我见到了这么一些党徒:托尼·墨拉的叔叔阿尔·沃克,其真实姓名是阿尔·艾姆巴拉托;墨拉的侄子乔伊·达米科,其常用的姓名是“乔·麦克”;大威列·拉维文罗,他在哈莱姆为尼基·马伦格罗管理彩票赌博业务;乔伊·马西诺,是个虎背熊腰、大腹便便的汉子,他在家族里的位置节节高升;尼基·桑多拉,他曾干过赌注登记一行,一心想与勒菲蒂结为伙伴;还有吉利兄弟:乔和杰里。 
  后来我又认识了:弗兰克·菲什;鲍基;鲍比·斯玛司;路易·哈·哈;鲍比·坏心(因为他戴着起搏器);乔·雷德,等等。 
  在这伙党徒中,真实名字并没有什么意义。他们并不介绍自己姓什么。我认识一些党徒,他们在一起混了5到10年,可是并不知道彼此的姓。谁也不在意。介绍你的时候,只提名字或者绰号。如果你不肯说出自己的姓,谁也不会问你。这完全是一种帮规。他们的感觉是:如果你想要我知道一个名字,你会告诉我的。 
  我之所以知道这些党徒姓什么是通过我们自己的联邦调查局的鉴定。对于露面的党徒的身份,即使是个绰号,我总是要设法作一些了解。你根本无法料到:有时候在大街上什么地方,或者在别的调查工作中,谁会有可能成为重要人物。 
  我对勒菲蒂说,我有个女朋友在新泽西,因此有时候到我寓所找我,我不在那里,我可能到她那儿去了。有一段日子,我的女朋友多次成了他们谈话的话题。我从来不肯说她的名字,他也从来不问,其他的人也不问。 
  在整个1977年期间,勒菲蒂都没有告诉我他姓什么。我当然知道他的姓,但他自己没有对我说。我也没有告诉他。我知道他是勒菲蒂和本尼;他知道我是多尼。星期日或是晚上,我常常到他家去,和他及露易斯在一起吃饭。我和他们一起看电视。我常常躺在沙发椅上睡觉。他从来不告诉我他姓什么,也不问我的姓。我们第一次旅游,在登记旅馆的时候,他问:“我怎么登记你的姓名?”因此他知道了我姓布拉斯柯。在有个地方,我不得不第一次问了他,问他姓什么。 
  在这一段期间,关于布拿诺家族以及其他家族组织结构情报,我时时向调查局作了报告。情报的内容更多:他们怎么开展活动,谁是谁,他们是什么头衔,黑手党在全国范围内的活动情况,还有我们的隐蔽特工从来没有提供过的情报。我继续收集西西里黑手党的情报:他们正被送到境内,甘兰特和卡洛·甘比诺怎么样合谋把他们安排在东部和中西部的皮扎饼店铺搞买卖,让他们待在那里听候老板们的需要;这些“拉链”行动的人怎么受到利用贩运海洛因以及从事暗杀活动。 
  为了不使气氛显得紧张,我每天都跑步,在寓所大楼的健身房里锻炼举重。我不曾想到过,当时有党徒在那么做。这办法不错,别人把我看成是喜爱锻炼身体的人。星期天我大多去做弥撒。党徒们也不干这种事。 
  勒菲蒂对待我好像很亲近,他知道我会挣钱。我并不想表示自己有多少存款、或者干什么大买卖,因为我不想成为人们注意的目标,我想让人们把我当成一个盗贼,使他们对我有这种看法:你盗了一次,快乐过两三个星期的日子,然后再去偷。他看到我有足够的钱花,就以为我能搞大钱。他正需要大钱,因为他陷入了困境。 
  “我背了一屁股的债,”他对我说,“我欠了尼基16万,走到哪儿头脑都不得安宁,像有个纺车嗡嗡地转得不停。我们要设法搞点钱。” 
  勒菲蒂与大多数党徒不一样,他没有进过牢房。他虽然因为敲诈和盗窃多次受到过逮捕,但总是被宣告无罪。他的真正问题是:他是个堕落的赌棍。如果他一天赌赢了2,000块钱,第二天会在径赛赌注上输掉3,000块。我知道,他一天能在径赛或场外赛马赌博中输掉10,000块。如果他赌光了,哪怕只剩两个美元,也要赌两个美元。他乐意当个赌博登记经纪人,因为场外赛马赌博中,你如果赢了还要付给他们总数的百分之多少;而作为登记经纪人。你如果赢了什么也不用付,而且他们所付的投注赔率比州立赌场要高。 
  在赌场上我是头号笨伯。无论是双骰子赌场、赌牌,还是径赛场,我都赢不了。如果不是我干这份工作,我说什么也不会干赌博的事。可是勒菲蒂的情况更糟。他不懂赌技,也没有运气,是个典型的沉溺于赌博的赌徒。眼看着就要走上大杀手的道路。 
  有时候我们还到佛罗里达度几天假。我们赌赛狗、赛马。对赛狗方面他懂得不多。我们输赢大概在100…300美元之间,但我们输的次数多。他对赛马也不怎么懂,我们也得不到比赛的内部消息。这种赌博他总是吃亏。 
  有一次,我们在佛罗里达的东南部城市海厄利亚,赌“六选胜”。前面五次比赛我们下注几千美元,每次都赌赢了。第六次如果我们选得对,可以赌赢30,000美元。因此,在最后一轮比赛中,我们估计:还是选心爱的那匹马可靠些。哪儿知道那匹马输了,我们也搭掉了30,000美元。 
  他这么说:“最后一轮,我们押了常胜的那匹马,妈的它输掉了。另外那一匹不知从哪儿冒出了尖。本来30,000块钱都可以赢到手了。” 
  “啊,也只是损失了几千块钱,”我说。 
  “问题不在这里,多尼。问题是我们差点就到手了!” 
  他的问题已经非常严重,一再延误下来使他得不到机会成为入盟党徒。他对我说,我第一次同他见面时,他还不是入盟党徒,那是因为他没有还清赌博所欠的债务。他还清了一部分,因此,在我和他见面不久,即1977年夏天,他入了盟。 
  可是现在他又欠了大量的债,这就意味着:他在赌注登记业务或别的业务中所得到的任何收入,马伦格罗都要从他的总收入中扣除一部分抵债。勒菲蒂除了隐瞒的部分以外他就一无所获了。赌博的本质就是:个个到后来都说自己破产,因此你无法说得清,勒菲蒂究竟是不是破了产。 
  我出手的钱数充足,使得勒菲蒂相信我会搞钱,而且还暗示他可以取得进展。我们如果在一起,正如他所看到的那样,可以共同发财。 
  对我在党徒中间的前程,他给我以鼓励。 
  “事情明摆着,多尼,你不管别人的事,自己会搞钱,不惹麻烦,不生事端,不侮辱别人,总有一天你会成为入盟党徒。现在唯一的问题是,他们可能下达要你杀人的任务,要你去把某个人干掉。这你不再担心。我对你已经说过,我会教你怎么下手。你有这个素质,多尼。你把握了自己,不管闲事,与人相处得很好。我要建议接收你作为家族的成员。” 
  勒菲蒂说:“跟我来,我们到沙贝拉旅馆去。” 
  这是7月份一个炎热的夜晚。我们到了沙沙贝拉旅馆,但是没有进去。人行道上还有五六个党徒站在那里,我认识他们,都是迈克·沙贝拉手下的人。我们和其他这些党徒都站在人行道上。 
  我问勒菲蒂:“我们为什么要站在这儿?” 
  “我们站在这儿警戒,确保那个老家伙别出什么事。他就在里面。” 
  所谓老家伙就是卡明·甘兰特,布拿诺家族的老板。他刚刚出了牢房。我朝旅馆的窗户里看一看,只见他坐在专供大人物用的餐桌旁。他长着鹰钩鼻,几乎秃了顶,嘴里叼了一根大雪茄。沙贝拉和另外几个人坐在他的左右。 
  “有什么大买卖吗?”我问,“他有什么事?” 
  “是有事,”他说,“有许多事你不知道,多尼。这些事我又不能乱说。” 
  “那我们怎么不可以进去,确保他别出事,我们至少还有个坐的地方?” 
  “多尼,多尼,你听我说。有时候你什么也不懂。首先,除了副官或副官以上的人以外,‘气垫’不同其他的人坐在一起。除了他需要的人以外,任何人都不能待在他的周围。你甚至于连话都不能跟这个家伙说。要跟他说话,你得通过比你地位高的或者是能同他说话的人才行。旅馆里除了那几个人以外,他不想任何人进去,就是这样。” 
  “啊,照你这么说我们就不进去了。” 
  “多尼,这个家伙多么卑鄙,你不知道啊,”勒菲蒂悄悄地继续说,“‘气垫’这混帐真不是东西,是个暴君。我只能跟你说到这儿,不用再往下说了。许多人恨他。大家觉得,他只顾自己,只顾自己一个人赚钱。他接近的就那么几个人。主要是拉链行动的那些人,像凯撒以及你看到的多依兰俱乐部周围一些人。那帮家伙老跟他在一起。他把这些人从西西里弄过来,利用他们干各式各样的事,搞那些毒品买卖。那帮家伙跟他一样卑鄙。拉链行动那帮人不能信赖,除了那个老家伙以外,谁也不会相信他们。老家伙相信他们,那是因为是他把他们带到了这儿来,他能控制他们。其他人都得和他们隔得远远的。许多人都巴不得看到他遭了殃才好。因此这才要我们到这儿来。” 
  这样的情况有好几次。我和勒菲蒂到沙沙贝拉这儿来,在外面站岗放哨,好让卡明·甘兰特在里面开会。勒菲蒂在人行道上,心里很紧张。除我以外,他和其他的保卫人员衬衣里的腰带上都带着枪。他注视来往的行人和车辆,注视街对面的窗口。 
  我也不是滋味。身为联邦调查局特工,由于被这帮党徒所信赖,站在桑树街的人行道上,担惊受怕,还要为布拿诺家族的落魄丧魂的老板站岗放哨呢。 
  每隔几天,我就给联络特工打个电话。纽约办事处里专门安置了一部电话,专拨给我作联络之用。接话的是我的联络特工。我向他报告目前发生的和即将发生的情况。有时候,为了配合其他行动,他要我了解一下这家或那家俱乐部的情况,有些什么人,讨论了什么事。如果我需要查询什么,比如问姓名或某个党徒的情况,他就认真为我办理。我向他提供任何值得注意的情报,或者以后对作证可能有用的情报,他都打印下来,归入我们称为的“302”档案。有时候,联络特工还带几份报告来让我签字。 
  根据我的情况,我每个月有一两次和联络特工见见面,取我的生活费和活动费。我们见面时间很短暂,只不过几分钟时间。我们常常见面的地方是在博物馆——像第五大道的古根海姆博物馆和都市博物馆。我们只是在那里随便浏览一下,看看展品,他悄悄把钱递给了我。有时候我们在中央公园,同坐在一条凳子上。有时候在咖啡馆相会。 
  这时候已接近1977年的年底,我干隐蔽工作已经有一年多时间了。联邦调查局打算要停止“太阳苹果”计划中在佛罗里达的“太阳”那一部分工作,这完全是因为乔·弗茨至今尚未能深入下去,未能取得一点收效。 
  我的督学员有时候问我,如果我再干一段时期怎么样。我感觉很好,还想继续干。 
  有新的情况需要考虑。现在我和勒菲蒂及布拿诺家族成员相处得很好,在他们中间已经有了扎实的基础。联邦调查局在这一带开展了其他一些隐蔽工作。我可以以我作为党徒的新的身份为有些隐蔽特工建立信任感,我可以出来为其他一些特工作出担保,证明他们是“像样的”党徒,而其他行动打击目标中的党徒可以问我来查核,因为我是勒菲蒂在纽约的朋友。 
  如果我不以纽约市为工作基地,不是在勒菲蒂的鼻子底下天天在一起厮混,那我就容易多了。如果我在另外一个地方,而继续保持和勒菲蒂的伙伴关系,那我和其他隐蔽特工行动的联系就方便得多,因为我出城无需要得到勒菲蒂的允许,也无需每一步行动都得向他报告,受他的盘问。而且我还可以设想,把勒菲蒂带进其他的隐蔽行动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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