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罚�1883）、《我们的意见分歧》（1885）、《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1895）、《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1898）等。这些著作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问题，其中《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一书所起的作用更大，它“培养了一整代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后来列宁在评价普列汉诺夫的时候曾经指出，“他个人的功绩在过去是很大的。在1883…1903年的二十年间，他写了很多卓越的著作，特别是反对机会主义者、马赫主义者和民粹主义者的著作。”1903年以后是普列汉诺夫一生活动中的第三阶段，这时他思想右倾，在无产阶级专政和工农联盟问题上同列宁发生分歧，在1903年召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反对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倒向孟什维克，随后变成孟什维克的一个首领，敌视十月革命。
普列汉诺夫是早期马克思主义文艺评论家之一。他在研究和阐述马克思主义美学问题，揭露唯心主义文艺观，批判颓废派“为艺术而艺术”的主张等方面，做过很多工作。他用唯物史观进行文艺评论，坚持文艺作品的思想性，并强调阶级的功利主义。
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起，普列汉诺夫就力图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研究美学。他的《没有地址的信》（1899…1900）主要探讨艺术的起源问题。书中用原始部族的大量史料，论证了艺术（音乐、舞蹈、绘画等）是在劳动中产生的，批驳了资产阶级美学家认为艺术产生于游戏或内心活动等唯心主义观点。
在《从社会学观点论十八世纪法国戏剧文学和法国绘画》（1905）和《艺术与社会生活》（1912…1913）中，他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分析了艺术与生活的关系。他根据丰富的欧洲文学史料，阐述了十八世纪法国古典主义文学衰落和十九世纪欧洲颓废文学盛行的社会根源和历史原因，指出阶级斗争、时代风尚、社会心理和社会艺术趣味对文学艺术的重大影响，论述了文艺的阶级性原理。他从政治斗争的形势出发，揭露资产阶级作家标榜“为艺术而艺术”的社会根源，批判了狂热追求形式以掩盖空虚的内容的各种颓废文学流派。
在评论易卜生、托尔斯泰、高尔基时，他强调先进思想对艺术创作所起的良好作用。相反，反动思想则给艺术带来危害。但在论托尔斯泰时，他往往把作品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完全对立起来。他推崇高尔基的剧本《敌人》，认为它是一部反映工人阶级高度觉悟和集体主义精神的杰作。而他对《母亲》的评价却暴露了他的孟什维克观点，说是在这部小说中“宣传家高尔基压倒了艺术家高尔基”。
普列汉诺夫还写过一些评论俄国革命民主主义美学的文章。他正确指出，在“美是生活”的定义中，车尔尼雪夫斯基未能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去具体阐明“生活”的含义。但他对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文学是“生活的教科书”这个定义的战斗性则认识不足，因此也就不能予以足够的重视。
普列汉诺夫虽然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作出了可贵的贡献，但在他的观点中也存在某些严重的错误。他的唯物主义美学观是不彻底的，未能完全摆脱康德唯心主义哲学的影响，如认为美是没有私心的、旁观和直觉的等。他不能辩证地看待艺术与科学、感情与理智、作品的内容与形式之间的关系，往往把二者对立起来或割裂开来。他没有完全摆脱“人性论”的束缚，有时竟然将“生存竞争”说应用于社会问题，因而也就不能用阶级观点去分析文学作品。他把艺术家的阶级性和艺术家的“本能”加以对立，认为前者决定艺术的功利主义，后者则保证艺术的“纯洁性”和“客观性”，这也是荒谬的。他后期在政治上的机会主义立场和前后矛盾的论点，使他接近了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甚至反对列宁提出的文学的党性原则。
亚历山大·绥拉菲莫维支（1863…1949）原姓波波夫，生于哥萨克军官家庭，在彼得堡大学读书时参加了革命小组，曾写传单声援因谋刺沙皇而被判死刑的亚历山大·乌里扬诺夫（列宁的哥哥），因而被捕。在流放期间，他开始写短篇小说。九十年代深入观察了工农生活。1903年，他参加“星期三文学联合会”，在高尔基影响下逐渐接近无产阶级革命运动。1905年革命高涨时，他成为俄国最早的无产阶级作家之一。十月革命后写了著名长篇小说《铁流》（1924）。
绥拉菲莫维支早期的短篇小说大都描叙工人、农民的贫困生活，揭发资本主义的压迫和剥削。《在浮冰上》（1889）讲猎人索洛卡为富农债务所逼，冒着生命危险在浮冰上捕猎海豹，终于被海潮卷走的悲惨故事。《扳道夫》（1896）写一个铁路小站上的扳道夫，被沉重的劳动和上司的压迫弄得精神恍惚，一次误以为忘了扳道岔，在火车驶近时卧轨自杀。作者对劳动人民怀着深厚的同情，但未能表达他们的革命要求。
1905年革命时期，他写过一些表现工人阶级革命斗争的作品。短篇小说《炸弹》（1905）写一个普通家庭妇女在丈夫和革命工人的启发下，走上了革命的道路。短篇小说《葬礼进行曲》（1905）描述一个革命家的葬礼如何变成一次工人群众斗志昂扬的政治示威。这些作品歌颂工人群众的革命英雄主义，反映了工人运动的高涨。
长篇小说《草原上的城市》（1909）描写一个荒僻小镇由于铺设铁路而变成资本主义城市的故事，揭露了资产阶级的血腥掠夺。酒馆主人查哈尔用种种卑鄙野蛮的手段发财致富，成为拥有上千工人的厂主。他摇身一变，道貌岸然，大办“慈善”事业，并主张加强“治安”，巩固“秩序”。作者还谴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起初他们鄙视查哈尔，后来却变成他的奴仆。作者也描叙工人群众的罢工斗争，但未能塑造出工人阶级战士的鲜明形象，没有写出党对工人运动的领导作用。
杰米扬·别德内依（1883…1945）原名叶菲姆·阿列克谢耶维奇·普里德伏罗夫，生于贫农家庭，曾入彼得堡大学学习，1909年开始发表诗作。他的早期作品受到民粹派的思想影响。1911年后，他成为布尔什维克报刊的经常撰稿人，在党的帮助和培养下，写过许多密切配合当时政治斗争的诗歌，1912年入党。十月革命后，他是最有成就的苏维埃诗人之一，受到列宁的很高评价。
十月革命前，别德内依的政治抒情诗反映人民群众的革命要求，揭露统治者对人民的血腥镇压（《连拿事件》，1912），他经常采用诗体寓言的形式，嘲讽统治阶级和革命的叛徒孟什维克，鼓舞人民的斗志，如《树皮鞋和皮靴》（1912）、《杜鹃》（1912）。长诗《关于土地、关于自由、关于工人的命运》（1917）是十月革命前诗人重要作品之一，写两个青年农民在布尔什维克党的影响下走上革命的道路，反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到十月革命这一时期无产阶级的斗争，揭露了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反人民本质。别德内依的诗歌富有民谣特点，通俗易懂，鼓动性强，为广大群众所喜爱。
马克西姆·高尔基（1868…1936）原名可列克塞·马克西莫维奇·彼希柯夫，是世界无产阶级文学的第一个伟大代表。他出生于下诺夫戈罗德一个细工木匠的家庭，早年丧父，寄居在经营小染坊的外祖父家里，只上到小学三年级，就因外祖父破产而辍学。他从十一岁开始独立谋生，当学徒，做童工，在轮船上做仆役，在戏院里当配角等。1884年，他离开故乡到喀山，做工之余，勤奋读书，并接触到民粹派和俄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在工人和农民中进行革命宣传，为沙皇政府所监视和逮捕。他曾两度在南俄和乌克兰一带流浪，对于劳动人民的生活和愿望了解很深。1892年，高尔基初次发表作品，1895年参加报社工作。1898年，他的《特写和短篇小说集》出版，引起文坛重视。
高尔基早期的中、短篇作品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偏重表现理想，一类偏重描写现实。
前一类作品有《马卡尔·楚德拉》（1892）、《伊则吉尔老婆子》（1895）和《鹰之歌》（1895…1898）等。短篇小说《伊则吉尔老婆子》包括伊则吉尔所讲的三个故事。第一个故事叙述鹰和少女所生的儿子腊拉，长期离群索居，养成狂妄傲慢的性格，打死了不愿同他相好的姑娘。人们把他驱逐出去，他因受尽孤独之苦，痛不欲生，最后化为影子在草原上游荡。另一个故事描写青年丹柯和他的一族人被仇敌赶进原始森林，生命危在旦夕，他坚强顽强地领着族人向困难作斗争。他抓开自己的胸膛，高高举起燃烧着的心，给人们照亮了走出森林的道路。丹柯的心始终闪烁着不灭的光芒，变成了雷雨之前出现在草原上的蓝色火星。在这两个童话之间，插入了伊则吉尔的故事。她年轻时只求个人享乐，不愿为人们谋求幸福，把青春浪费在爱情游戏之中，她的“爱”给许多人带来不幸和死亡，也毁灭了自己。作者通过三个故事的对照，热情歌颂丹柯舍己为人的牺牲精神和勇敢坚强的英雄性格，谴责腊拉的极端个人主义和伊则吉尔虚度一生。这篇小说体现了高尔基早期对生活意义的探索，以及他造福人民的崇高理想。但丹柯只是一个单枪匹马的英雄，他把群众看成“群氓”，这说明作者还未能完全摆脱民粹派的思想影响。《鹰之歌》通过一个鞑靼族牧人讲述的鹰和蛇争辩的故事，批判了蛇苟且偷安的市侩心理，颂扬了鹰的战斗史，鹰虽然牺牲了生命，“可是在勇敢、坚强的人的歌声中，你永远是一个活的榜样，一个追求自由、追求光明的骄傲的号召！”
高尔基这类早期作品和俄国十九世纪积极浪漫主义文学有近似之处。例如，作者喜欢描写坚强性格之间的冲突，推崇热爱自由的英雄，借用民间传说的情节和形象，表现“生”战胜“死”、“爱”战胜“仇”、“光明”战胜“黑暗”等抽象信念；此外，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思想的影响也是明显的。但这些作品又高于已往的积极浪漫主义，如作者在评价主人公时，总是以他们对人民群众的态度如何而决定褒贬。作品还洋溢着要求根本变革社会的战斗激情，反映了俄国九十年代工人运动走向高涨时期劳动群众的情绪和愿望。
高尔基早期偏重描写现实的作品有《叶美良·皮里雅依》（18930、《切尔卡什》（1895）、《柯诺瓦洛夫》（1897）、《好闹事的人》（1897）和《因为烦闷无聊》（1898）等。这些作品控诉沙皇专制制度和资本主义社会的残忍和伪善，揭露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小市民的低级趣味、安于现状和卖身求荣，着重描写了工匠、农民等劳动者的生活境况和对社会的愤懑，以及城乡流浪汉的遭遇和追求。
短篇小说《切尔卡什》写流浪汉切尔卡什雇佣农民加夫里拉，深夜泛舟，盗卖码头上的货物，翌晨分钱时，加夫里拉贪心不足，苦求多分，后来竟暗中把切尔卡什打伤。切尔卡什轻蔑地将钱掷给加夫里拉，扬长而去。作者用鲜明的对照手法表现了两个人物的不同精神面貌和生活追求。流浪汉切尔卡什勇敢机智，爱好自由，他蔑视金钱，不为金钱所奴役，对资本主义有一种自发的反抗情绪，作者笔下的农民加夫里拉却胆小迷信，只想赚两百卢布购置田产，变成了金钱的奴隶，以致动手行凶。高尔基谴责资本主义社会追求金钱的风气腐蚀了劳动者，认为私有观念导致人们相互欺诈和残杀。高尔基赞扬切尔卡什的叛逆精神，但也揭示了他那种自暴自弃和无政府主义情绪使他不能给社会带来有益的东西。作者深感社会的不合理，但还不明白应该依靠什么社会力量去推翻那个制度。
高尔基这类偏重描写现实的早期作品，有着和批判现实主义相同的一面。他以资本主义社会下层人民的生活为中心，把工人、小手艺人、农民和乞丐等作为小说主人公，特别是塑造了一系列游民无产者——流浪汉的形象。这些流浪汉在作者笔下不仅是社会的牺牲者，而且是敢于怀疑和反抗资本主义及其处世哲学的人物。他们在精神上高于因循守旧、追求平庸生活的小市民，更是高于资产阶级。作者看到了他们脱离劳动和具有无政府主义情绪，指出他们的自暴自弃和悲观绝望是有害的。他曾经称他的这些主人公是“一时的英雄”，认为他们不是真正的革命力量。但他不了解，如果无产阶级政党对他们引导得法，消除他们的破坏性，是可以把他们改造成为一种革命力量的。
二十世纪初，俄国工人运动蓬勃发展，高尔基亲身参加了1901年彼得堡的群众示威，并著文驳斥政府对这次事件的歪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