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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篇选自《吕氏春秋·开春》。魏惠王死了，下葬的日子也定了。正赶上了天降大雪，道路难行，很难进行殡葬。太子却偏要按原订日期进行葬礼，为此，惠施向太子进行了说谏。
辩词精选
原文：
魏惠王死，葬有日矣。天大雨雪，至于牛目。
群臣多谏于太子者，曰：“雪甚，如此而行葬，民必甚疾之，官司费又恐不给挤，请弛期更日。”
太子曰：“为人子者，以民劳与官费用之故，而不行先王之葬，不义也。子勿复言。”
群臣皆莫敢谏，而以告犀首。
犀首曰：“吾未有以言之，是其唯惠公乎。”
惠公曰：“诺。”
驾而见太子，曰：“葬有日矣？”
太子曰：“然。”
惠公曰：“昔王季历葬于涡山之尾，水其墓，见棺之前和。文王曰：‘譆！先君必欲一见群臣百姓也夫！故使水见之。’于是出而为之张朝，百姓皆见之，三日而后更葬。此文王之义也。今葬有日矣，而雪甚，及牛目，难以行。太子为及日之故，得无嫌于欲亟葬乎？愿太子易日，此文王之义也。若此而不为，意者羞法文王也太子曰：“甚善。敬弛期，更择葬日。”
译文：
魏惠王死了，下葬的日子也定了。正赶上了天降大雪，雪深能没过牛的眼睛。
很多大臣劝太子说：“雪太大了！如果这时举行安葬，百姓一定会为这事受痛苦，官家支出也怕不够开销，请延期另选一个日子吧！”
太子说：“作为儿子，用百姓辛劳和官家费用做理由，而不办先王的葬礼，这是不义呀！
你们不要多说了。”
群臣都不敢再劝，便把这事告诉了公孙衍。
公孙衍说：“我没有什么话能说服他。这事恐怕只有惠公了吧？请告诉惠公。”
惠施说：“好。”
于是，他坐车去见太子，说：“入葬的日子定了吗？”
太子说：“对。”
惠施说：“从前周文王的父亲季历葬在涡山的山脚下，水冲垮了他的坟墓，露出了棺材。
周文王说：‘咦！先父一定是想见一见群臣百姓吧，所以让水使他的棺木重现。’于是取出棺木并把他安置在朝廷上，百姓都见到了，三天之后重新改葬。这是文王的‘义’呀！现在下葬的日子定了，可是雪太大，都没了牛的眼睛，难以举行。太子为了赶日子，能避免那种想赶快葬完了事的嫌疑吗？希望太子改一个日子。先王一定是想稍微耽搁一下，来安定国家抚慰百姓，所以让雪下得这么大。就此延期重新选择一个日子，这是文王的‘义’啊！如果不这么办，我想那很难说是学习文王啊！”
太子说：“很好，遵命延期，重新选择下葬的日子。”
妙语佳言
雪甚，如此而行葬，民必甚疾之，官司费又恐不给挤，请弛期更日。
论辩技巧
这篇辩论词有理有据，惠施将自己出色的说谏才能表现得淋漓尽致。
这篇辩论词善于运用古代圣贤的事例和权威人士的语言来说服对方。魏惠王死后，天降大雪，道路难行，很难进行殡葬。太子却偏要按原订日期举行葬礼，否则就是不“义”。机警的惠施抓住了这个“义”字，向他讲述了周文王重葬其父季历的故事，劝他同意延期安葬，以合“文王之义”。惠施抓住太子观点的要害之后，顺势进行了有理有据的论证。惠子撇开枝节，在“义”字上大做文章，观点便分外鲜明有力。更妙的是他选择了一个绝好的事例做论据。这个事例有这样几个特点；第一，内容与所谏之事同为“葬父”，又同样表现葬父的态度，因而两件事有紧密的内在联系，援来为例，颇为自然。第二，周文王为古代圣贤，具有典范必一、权威性，增强了说服力。第三，周文王的话表现了顺乎天理合乎人情的态度，与魏太子背理逆情构成鲜明对比，是非显得格外分明。情，用在自己说辞中能以理服人，也能以情感人。“甚善。敬弛期，更择葬日。”所以魏太子最后被说得心悦诚服地同意改期安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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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施对庄子说：“人是没有情欲的吗？”
庄子回答：“是的。”
惠子进一步问：“人若无情欲，怎么能称作人？”
庄子答：“道给了人以容貌，天给了人以形体，怎么不能称为人？”
惠施再问：“既然称为人，怎能没有情欲？”
庄子说：“这不是我所讲的‘情欲’，我讲的无情欲，是说人不以好恶来损害自己的内在本性，往往顺其自然而不以人为来养生。”
惠施说：“不养生，又如何保存自己的生命？”
庄子说：“道赋予人以容貌，自然赋予人以形态，不要让好恶伤害本性。现在你却使自己精神向外操劳，劳费你的精力，倚在树下歌吟，伏着几案上休息，上天给了你形体，你却以‘坚白’之类的题目来争鸣。”
庄子与惠子，在现实生活上各有不同，如惠子喜欢倚在树底下高谈阔论，疲倦的时候，就据琴而卧（“倚树而吟，据槁梧而暝”），这种态度庄子是看不惯的。在学术观念上两人也相对立。庄子超然物外，惠子走向独我论；庄子偏于美学上的观赏，惠子着重知识论的判断；庄子具有艺术家的风貌，惠子则带有逻辑家的个性。但是，在情谊上，惠子确是庄子生平唯一的契友。这从惠子死后，庄子的一节纪念词上可以看出：
庄子送葬，经过惠子的坟墓，回头对跟随他的人说：“楚国郢人捏白垩土，鼻尖上溅到一滴如蝇翼般大的污泥，他请匠石替他削掉。匠石挥动斧头，呼呼作响，随手劈下去，把那小滴的泥点完全削除，而鼻子没有受到丝毫损伤，那人站着面不改色。宋元君听说这件事，把匠石找来说：‘替我试试看。’匠石说：‘我以前能削，但是我的对手早已经死了！’自从先生去世，我没有对手了，我没有谈论的对象了！”（《徐无鬼》）惠子死后，庄子再也找不到可以对谈的人了。在这短短的寓言中，他深切的表达了对惠施的怀念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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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章 商鞅纵论变法
商鞅
约前360年背景导航
商鞅（约前390…前338），姓公孙，名鞅，商鞅是战国时没落贵族的后裔。春秋战国时期法家学派的重要代表。他从小就“好刑名之学”。所谓“刑名之学”，即指建立和巩固地主阶级专政的一套法家学说。年轻时，商鞅在魏国进一步研究了法家思想，总结了李悝、吴起的变法经验，完善了自己的法家理论。公元前361年，秦孝公下令求贤，商鞅应召入秦，进献富国强兵之策，提出变法。他的变法分为两个阶段进行。第一次从秦孝公三年开始，主要内容包括：编造户籍，实行什伍连坐；奖励军功，颁布按军功赏赐的制度；奖励农耕，制定“垦草”开荒的法令等。第二次变法在秦孝公十二年开始，这次变法比第一次更进一步，主要有“开阡陌封疆”，废除封建领主的土地所有制；普遍推行县制，设置直属于国君的县一级行政机构；直接征派赋役，按户按人征收军赋；统一度量衡，取消各领主的家量；革除残留的戎狄风俗等。经过这两次变法，完成了秦国从封建领主制到封建地主制的历史转变，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公元前338年，秦孝公死，商鞅遂遭到政敌的迫害，车裂而死，全家亦被杀害。
革新变法，从来都不会一帆风顺，旧思想、旧观念会层层设阻，负隅顽抗。秦孝公想通过变法来治理国家，又恐怕天下人非议，所以犹豫不决，迟迟没有定夺。近臣甘龙、杜挚力主不触动现有法度，主张“法古”和“循礼”，认为变法会打破“吏习民安”的局面，从而招致天下议论。商鞅引用俗语、格言、名人言论，反复陈说为政立法要从民众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出发，不要顾及民众一时的议论，与甘龙、杜挚展开了激烈的辩论。最终，商鞅靠他的真知灼见和唇枪舌剑，披荆斩棘，力排众议，使新法得以推行。本篇出自《商君书》。
辩词精选
原文：
孝公平画。公孙鞅、甘龙、杜挚三大夫御于君，虑世事之变，讨正法之本，求使民之道。
君曰：“代立不忘社稷，君之道也。错法务明主长，臣之行也。今吾欲变法以治，更礼以教百姓，恐天下之议我也。”
公孙鞅曰：“臣闻之，疑行无成，疑事无功。君亟定变法之虑，殆无顾天下之议之也。
且夫有高人之行者，固见负于世；有独知之虑者，必见訾于民。语曰：愚者暗于成事，知者见于未萌。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郭偃之法曰：论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法者所以爱民也，礼者所以便事也。是以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
孝公曰：“善。”
甘龙曰：“不然。臣闻之，圣人不易民而教，知者不变法而治。因民而教者，不劳而功成。据法而治者，吏习而民安。今若变法，不循秦国之故，更礼以教民，臣恐天下之议君。
愿孰察之。”
公孙鞅曰：“子之所言，世俗之言也。夫常人安于故习，学者溺于所闻。此两者所以居官而守法，非所与论于法之外也。三代不同礼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故知者作法，而愚者制焉；贤者更礼，而不肖者拘焉。拘礼之人，不足与言事；制法之人，不足与论变。君无疑矣。”
杜挚曰：“臣闻之，利不百，不变法；功不十，不易器。臣闻法古无过，循礼无邪。
君其图之。”
公孙鞅曰：“前世不同教，何古之法？帝王不相复，何礼之循？伏羲、神农，教而不诛；黄帝、尧、舜，诛而不怒。及至文、武，各当时而立法，因事而制礼，礼法以事而定，制令各顺其宜，兵甲器备各便其用；臣故曰：治世不一道，便国不必法古。汤、武之王也，不循古而兴；殷、夏之灭也，不易礼而亡。然则反古者未必可非，循礼者未足多是也。君无疑矣。”
孝公曰：“善。吾闻穷巷多怪，曲学多辨。愚者之笑，智者哀焉。狂夫之乐，贤者丧焉。拘世以议，寡人不之疑矣。”于是遂出垦草令。
译文：
秦孝公谋划大事。公孙鞅、甘龙、杜挚三位大夫侍于孝公身旁，研究形势的变化，讨论立法的原则，探求治民的办法。
孝公说：“继承君位不忘国家，这是作为国君应该遵循的原则。施行法度必须显示国君的圣明，这是臣子的义务。现在我想通过变法来治理国家，通过变更旧礼来教化百姓，但又怕天下人议论我。”
公孙鞅说：“我听说，欲做又疑，一事无成。国君应该尽快下定变法的决心，而不要考虑天下人的议论。再说有高出众人的行为，本来就不会与世人和谐；有高出众人的见解，一定要同黎庶发生冲突。俗话说，愚者对已经成功的事情还懵头懵脑，智者在事情还未出现，已预见到它的发生。民众不可同他们讨论一件事情怎样开始，而只能同他们一起乐享这件事情的成功。郭偃这个人曾说过，坚持最高的道德不和于俗，成就最大的事业不谋于众。立法的根本目的是爱民，制礼的根本目的是便事。所以圣人只要是能强国的事就做，不因循旧法，只要是能利民的事就做，不因循旧礼。”
孝公说：“好啊！”
甘龙说：“不是这样。我听说，圣人施行教化时不改变民众习俗，治理国家时不改变世袭旧法。照顾习俗而施行教化，不费力即可成功，按照旧法治理国家，官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