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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行热泪；静静地滑出我的眼眶。
晃眼间到了六月；清华高考的日子来了。六月二十号左右；我丢下手中紧要的活；回到故乡去；住在县城里等清华的高考成绩。
县城的一个朋友掏钱把我安排进了一家像模像样的宾馆；我住在那里；想着大嫂当年等我的高考成绩时露宿在学校花园里的情景；就怎么也睡不踏实。
两天之后；高考成绩下来了；清华考了个全市第二。
我把电话打到清明的手机上；手机虽然通了；但没接听。那是上午十点左右；清明肯定在上班；石材厂电锯的尖叫声使他听不到手机响。我一刻不停地按重拨键；按了约摸一个小时；清明终于接了。我说清明啦；赶快回去找你妈；让你妈接电话。我想把这个喜讯；第一个就告诉大嫂。清明说；是三爸呀；妈拾荒去了；她旮旮旯旯到处走；找不到哇。我说别管；你现在就去给我找。清明一听这么紧急；还不知道啥事呢；立即说；要得；我马上去请假。
当大嫂下午一点过把电话打来的时候；我故意以平淡的口气向她报告了清华的成绩。
电话里传来模糊难辨的声音。
过了好一阵；大嫂才带着哭腔说；三弟；我知道了；我知道了……
那天余下来的时间；大嫂连午饭也没吃；就赶往火车站买票。她知道这里每天上午才有发往四川的火车；这样的时节；车票并不紧张；开车之前去都能够买到票；但大嫂要在最短的时间内把那张车票攥到手心里。她只有攥住车票了；才像获得了某种保证。
车票很顺利就买到了。大嫂没回租房；而是乘车朝城南奔去。
十五公里外的一座监狱里；关押着胡贵和她以前的几个工友。
监狱在一个乡镇上；规模很小；大门正对着镇子狭长而繁忙的独街。大嫂在一家四川乐山人开的卤肉摊上称了两斤猪头肉；就朝监狱走去。走出几步；大嫂想；那么几个人；两斤肉哪里够呢；又倒回去；添了一只很有名的“乐山甜皮鸭”。这东西十四块钱一斤；大嫂自己从没尝过；加上她早就饿了；当摊主那双肥胖而油腻的手
把剁好的甜皮鸭往袋里装的时候；大嫂的喉咙咕嘟了一声。
要在平时；大嫂来这种地方多多少少会有些胆怯的；但今天她心里装着一个巨大的喜事；她一点也不胆怯。她在门口登了记；就进去了。想象中的监狱；一定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喧嚣；事实上这里很安静；安静得让人心里不踏实。爬上一段很长的斜坡；就是一个并不宽敞的停车坪；大嫂正站在那里观望；两个狱警从旁边的房子里出来了。大嫂向狱警说明了来意。
结果；只有胡贵在；那几个工友都外出了。关押在这里的犯人；没有煤炭可挖；没有田地可种；他们接受劳教；就是被押解着去附近各地为某些行业或部门修房子。这些人；多数都是在狱外搞建筑；进了监狱还是搞建筑；但已经是两种截然不同的人生了。胡贵之所以没去；是因为他昨天才去了；今天留在狱内洗车。
狱警仔细检查了大嫂带来的食品；没发现异物；才把她带进亲友会见室。
不一会儿；胡贵进来了。胡贵看见大嫂；竟然一点也没吃惊；只是朝大嫂笑了一下。在他进来之前；大嫂一再对自己说；不要做出愁眉苦脸的样子；不要做出怜悯他的样子；总之是不要做出在监狱里见他的样子。可胡贵一出现；大嫂就做不到了。胡贵被理了光头；这倒没什么；他以前也是理很浅的板寸头；可他那身带蓝横格的囚服；让大嫂不敢朝他身上看。他穿着深筒水靴；水靴上湿漉漉的；裤子和前襟也是湿漉漉的。他当了多少年老板了；大嫂想；他有多少年没干过这样的活了……特别是胡贵笑那一下；就像在一整块冰面上敲开了一个洞；水从那洞里漫出来；让人不是感觉到暖意；而是加倍的寒冷。
胡贵坐下来；胖大的身躯松弛着；大嫂想好了一大堆要对他说的话；这时候却一句也说不出来。胡贵显然也想说话；可他也说不出来；两片厚嘴唇不住地颤抖。大嫂想起她带来的食品；急忙打开；说胡贵；你吃些；我这就去给你要双筷子来。胡贵疲惫的眼神有了光彩；他把大嫂一拦；就用手抓着吃。那真是狼吞虎咽。大嫂看着他两只手不停歇的样子；听着他因来不及咀嚼喉咙里发出的吃力的滚动声；心里涌起只有母亲看到饥饿的孩子时才会有的酸楚。
一个在外面挣扎了多年的人；一个凭借忠诚和勤苦当了老板的人；竟成了这样
大嫂说；胡贵；没啥了不起的；人这一辈子；都要有些坡坡坎坎。
胡贵没应声；腮帮快速地蠕动着。
大嫂说；胡贵；我小儿子考上大学了。
胡贵将一块甜皮鸭的骨头剔了出来；他剔出来后；又舍不得丢掉那块骨头；放进嘴里嘎吱嘎吱地嚼。
大嫂说；胡贵；我小儿子考了老高老高的分数。
大嫂多么希望把她的好事跟胡贵分享；多么希望胡贵能从她的好事中得到快乐。可是胡贵什么也没听见。
他把那块骨头嚼烂了；眼睛鼓了几下；吞进了胃里；接着又抓起一块鸭脖子。
规定的探监时间马上就到了；大嫂说；胡贵；我明天就回家了。
胡贵猛然间停了下来；眼里燃烧着一团火球。他就这样看着大嫂；像大嫂就是家乡那片云蒸霞蔚的土地。
他二十多年前就把家乡甩了；可此时此刻；家乡却钩子一样掏着他的心窝。
在这个世界上；究竟有多少人真的愿意离乡背井……
大嫂说；胡贵；我回去后；过两天就去杨侯山看你的家里人。
胡贵摇晃着站起来；朝大嫂深深地鞠了一躬。随后；狱警就把他带出去了。
从监狱出来；看着街面上痛快淋漓地演绎着的人间世象；大嫂回望监狱大门内那段长长的斜坡；恍然如在梦中。
那还是下午五点钟左右；阳光灿烂地照耀着；但大嫂已经走到了时间的前头；她仿佛坐上了一辆长着翅膀的火车；眨眼之间；她就看到银带似的清溪河了；看到把老君山开得亮亮堂堂的映山红了——她不由得流下了眼泪。
＇责任编辑 宁小龄＇
摘自：《人民文学》2005年11期 作者：罗伟章
空巢
谨将此故事献给世上一切空巢的父母和离家远行的儿女
何田田最近两年里连续回了三趟国；趟趟都是为了父亲何淳安。
第一趟回去是为了给父亲请保姆；第二趟多少也是。第三趟虽然不是为了请保姆；却也与保姆有关。
何淳安是个退了休的教书先生；从前在京城一所大学里教授英美文学。妻子李延安也曾在同一所学校的图书馆工作。夫妇俩育有一子一女。儿子何元元远在广州；是一家很出名的合资企业的销售部经理。女儿何田田走得就更远了；五年前移民来到多伦多；现在加拿大道明银行的商业信贷部供职。何家的两个子女岁数上只相差了十六个月；经历上也有诸多相似之处。元元和田田在大学里学的都是商；后来的工作也多少与商有关。都忙。都结了婚；又都离了婚。都没有子女。现在都在单身和不单身的那个灰色地带生活。
田田是离完了婚才决定出国的一当然是从头过起的意思。田田离婚的过程像一场漫长的高潮迭起的戏剧；整整演了三年。这三年里田田就住在父母身边。娘家成了田田歇脚的窝；睡觉的枕头；揩眼泪的帕子；装气话的竹篓。一场婚离下来；父母就老了。
父母是在田田的眼皮底下老的；田田却浑然不知。犹如一个常住河边看惯了河水的人；是看不出今日之水原来不同于昨日之水的；等田田意识到父母的老时；事情已经进入了一个无法挽回的死圈。
现在回想起来；其实母亲是早就有迹象的。母亲爱掏父亲的衣服口袋；母亲爱翻父亲的文稿；母亲爱拆父亲的信；母亲爱偷听父亲的电话。年轻时很有些英武豪爽之气的母亲；五十岁过后却渐渐地变得敏感和爱猜疑起来。田田一直以为这是母亲对父亲日益上升的社会地位的一种危机感；直到后来在一位加拿大同事家里偶然翻到一本医学杂志；才恍然大悟这其实是老年痴呆症的一些症状。只是从前母亲在操着太多人的心；母亲的这些蛛丝马迹；散落在太多太纷繁的生活内容里；如沙滩底下浅浅地埋着的石子；被人在忙乱之中混混沌沌地错过了。待到元元去了广州；田田出了国；母亲的生活天幕突然变成了一片硕大的空白；她那些反常的举止才日渐清晰地浮到了表层。
父亲也不知道母亲有病；父亲以为母亲只是太寂寞了；于是父亲在过了六十五岁生日之后就刻不容缓地办了退休手续。当时父亲还带着几名研究生；手头还有几篇论文尚未完成。像父亲这样多少算有些贡献的资深教授；其实完全可以延续几年才退的；可是父亲想多在家里陪陪母亲——母亲没有高级职称；退休得早。
然而没有用。
父亲的日日相守；田田隔天一个的越洋电话；元元三个月一次的探亲假；都没有把母亲从那条越走越窄的暗路上扯回来。母亲还是执意地走了那样的极端。
母亲的事；田田是过后一个月才知道的——是元元刻意对她隐瞒了的。后来元元再也瞒不下去了；才百般无奈地打电话来多伦多搬救兵。田田接到元元的电话；第二天就坐上飞机飞回了北京。
田田进了门；一眼就看见客厅正墙上母亲的那张放大照片。照片是母亲略微年轻时拍的；衣装发式都有些过时。母亲的笑容似乎刚刚展开；就被快门骤然切断；眼角眉梢便有了微微一丝的惊讶神情。照片上的那个黑框如同一张大嘴；将田田一口嘬了进去。田田没顺过气来。身子一矮；就瘫坐在沙发上；喉咙里涌上一团咸涩；吐也吐不出来；咽也咽不回去；哽噎之中；眼泪便汹涌地流了出来。
何淳安看着女儿倾金山倒玉柱地哭；只将两手在膝盖上磨来磨去；干裂的手掌在裤子上咝啦咝啦地钩出一条条细丝。
“谁想得到呢？谁想得到呢？”何淳安一遍又一遍地说。每说一遍；气就短了一截。说到后来；那声音便如炎夏午后的蝇子；有气无力嘤嘤嗡嗡地飞撞在田田的耳膜上。
李延安出事的那一天；实在和任何其他一天没有太大区别。早上起来；何淳安照例去公园练太极拳；李延安照例去小区的菜市场买小菜。等何淳安练完太极拳回家；李延安也正好热完了早餐。两人面对面地坐在厨房的小餐桌上；一边喝豆浆；一边看报纸。何淳安看的是《晨报》；李延安看的是《健康报》。一碗豆浆喝得见了底的时候；报纸也就翻得差不多了。何淳安擦过了嘴；站起来；说要去学校一趟；取几封信。走到门口；听见李延安在厨房里异常响亮地笑了一声；说：“眼花儿不来；你就急了吧？”
李延安嘴里的“眼花儿”；泛指的时候；说的是何淳安所有的女同事女学生；特指的时候；说的是何淳安的得意门生颜华。颜华博士毕业后留了校；和何淳安在一个教研室里工作；先前是师生；后来是同事；来往算是比较密切的。平日在家里李延安也时不时地拿“眼花儿”说事；时而泛指；时而特指；何淳安一味地这只耳朵进那只耳朵出；并不计较。那天也不知碰着了哪根筋；心里有一股无名火噌地蹿上来；便忍不住回了一句“急了又怎么着”；便夺门而去。
何淳安到了学校；见着了几个多日未见的同事；说了些系里的飞短流长；一时聊得兴起；几个人就在学校的餐厅吃了顿午饭；喝了几盏小酒；回家就晚了。脸红耳热地进了门；一叠声地喊李延安：“晚上早点吃饭；周教授给了两张戏票；小百花越剧团的《碧玉簪》”——早把先前的口角忘了个一干二净。
走到卧室门口；觉得脚底有些黏；低头一看；脚上像踩了一泡西红柿酱。冲进屋里；只见满地的腥红；浓浓稠稠半干未干的；在墙角门后流成大团大团的花。床铺看上去却是平平的；不像是有人的样子。何淳安哆哆嗦嗦地掀开被褥来；才看见了一片扁平如纸的身子——那是流完了血缩了形的李延安。李延安用的一把钝刀；腕上的伤痕如锯齿般参差不齐。这个在延安窑洞里出生；在马背上度过最初童年的女子；就这样将她世袭的军人般的刚烈演绎到了极致。
何淳安从屋里跌跌撞撞地跑出来；冲到楼下；蹲在门口的大槐树下；哇地吐了一地。酒和肉的腐臭随着风在街上飞得很远；蝇子在秽物上黑压压地围了一圈。撕心裂肺地吐完了；扶着树身站起来；抬头看天；只见天上一颗鲜血淋漓的太阳；朝着自己正正地飞坠过来。想躲；却没躲过；就被咚的一声砸倒在地上。
等他完全清醒过来；已是三天以后的事了。三天中他的生活里发生了很多事。当他的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