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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欢女爱那回事也不是完全没有。余重不喜欢穿着衣服睡觉，他嫌穿着衣服睡累，也不让我穿衣服。他只是习惯性地碰碰我，好像对女人的身体熟悉得过了头，再也没有一点点好奇，两个人在一起，仿佛一对共同生活了二十年的老夫老妻。
柳吉依旧是我们的常客。好像久治不愈的风湿病，一到阴天下雨就隐隐作痛。
整个冬天就这样灰朦朦地过去了。
穿上春装的时候，我去为竹安送行。
我穿着花了两个月薪水买的美丽的裙子去为竹安送行。就在举手敲门的一刹那，我强烈地意识到这是最后一次敲开这扇房门了！
竹安一开门就把我拥入怀里。我们谁都没说话。他把我抱到镜子前面，让我笑一笑。我怎么也笑不出来。笑了一下比哭还难看。镜子里的竹安，身材修长匀称，衣饰干干净净。镜子边上的墙边立着已经装好的行李箱。竹安的手里抱着盛妆而没精打采的我，好像抱着一个生病的公主。
我要喝水。
竹安取了杯水，拿在手上给我喝。
我喝好了水，仰起脸看着他，什么话也说不出来。竹安俯下身，深深地吻我。
我再也忍不住眼泪。
我们说好了不许哭的。钟夏，不要哭，你要我陪着你一起哭么？
他把我拉到灯下，拿出一个精美的首饰盒，取下镶嵌在宝蓝色金丝绒盒布上的白金钻戒，郑重地戴在我的手上。
我不要。好像信物似的。我苦笑着摇摇头。
你权把它当成一般的装饰品。你戴着它，我会更高兴。
我的眼前忽然出现幻觉：在盛大的婚礼上，竹安穿着一套挺刮的黑色西装，结一条鲜红的领带，在宾客们的簇拥和祝福中，将白金钻戒戴在新娘的手上。那个披着洁白的婚纱的“章太太”竟是柳吉。而我和余重都远远地在人群中望着新人。余重向新娘眨眨眼睛，柳吉就甜甜一笑。婚礼进行曲演奏得惊天动地，根本听不清人讲话。竹安侧过脸，微微笑着，优雅地捧起新娘柳吉的脸轻吻……
我五月份就会飞来看你的，给你订最漂亮的生日蛋糕。竹安一边系领带，一边对我说。
我看到竹安端着一杯红葡萄酒向我走来。他的领带像葡萄酒一样红。竹安的身后跟着他的新娘柳吉。竹安走到我的面前，好像根本不认识我，柳吉抿嘴笑着……
我会给你写信，打电话，你想要什么东西，就告诉我好不好？竹安已经系好领带，开始穿外套了。
婚礼进行曲的声音越来越大，我只看见新娘柳吉抿着嘴笑，竹安的嘴巴一张一合地在动，但我根本听不清他在说什么……
钟夏！竹安叫醒我，你在发什么呆？
我恍恍惚惚地转过脸，迷迷朦朦地冲竹安笑着，眼泪婆婆娑娑地往下落。
别胡思乱想了，竹安用力抓住我的肩膀说，别胡思乱想了，你就看它是一场游戏，像小孩扮家家一样的，一场游戏。
不，我没这么洒脱，没这么现代，我把游戏太当真……竹安，别走，我受不了了！踮着脚尖，死死地搂着竹安的脖子不放，泣不成声。
一个人从虹桥机场回来的时候，车子驶过西郊动物园，驶过波特曼的高楼，玻璃窗外移动的景色，都好似了无痕迹的梦一场。
我没想到的是，竹安这么快就从新加坡来了信。他简单地讲了公司的工作安排，结尾说他确定五月来上海。信不长，却给了我莫大的安慰，那种黄鹤一去不复返的隐忧一扫而光。我轻快地唱着歌，想象着美丽的星岛，热带的阳光、海水和椰子树，想象着繁华的乌节路，想象着热闹的水牛车，想象着雄伟的雪尔斯桥。
然而，接下来的来信也都大同小异，粗枝大叶地说说工作上的一些事情也就完了，不谈心情，更不谈爱情。倒是电话里相谈要热情许多。当然多数是他打给我。
越洋电话太贵了。
我的生活落入了没有止境的等待和盼望中。
他确切地说要五月三十日抵沪。虽然分别还不到两个月，我的感觉仿佛已过了两个世纪。每次从波特曼酒店走过，我都不能相信自己曾经在那三十七层的高楼上住过一夜，而西郊动物园的那个下午，更遥远得如一个风中的承诺。
过了个“五·一”回去上班，听到一个惊人的意外消息：我们主任死了！
我几乎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他还不到六十岁呀，“五·一”放假的前一天他还在上班。虽然这些天来他一直沉默不语，郁郁寡欢，但毕竟天天按时上班，按时下班，从来没听说他请医抓药的事。怎么好端端就来了一个脑溢血？这个可怜的老头，一辈子没结过婚，更没留下一儿半女。
猝死？就这么容易地死掉了？没了？我跺着他办公桌上的空暖瓶大喊大叫。
什么脑溢血？是殉情！他分明让情给害死了！小梅也跺了跺她桌子上的空暖瓶大喊大叫，一反常态。
整个办公室都像疯了一样。没有一个人去泡开水。后来就死一样地沉寂，好像这一屋子的人都随了那老头儿去了。
事隔很久以后，小梅才告诉我：老头儿很年轻的时候就爱上了一个女孩子，是班上的女同学，这在他那个年代自然是没门儿的事。中学毕业后，大家就分头到广阔天地锻炼去了，一会学工，一会学农，一会学军，受不完的再教育，干不完的革命，大家天各一方，杳无音讯。直到他死，那女同学都不知道老头儿这份心思。就在今年春天他们中学同学忽然搞起校友会，七拼八凑的，居然就见到了那女同学。
你可想而知，老头在心里牵挂了几十年的当年的女同学，如今是什么样了……
我总觉得这故事听起来太像一个故事了，几乎让人难以相信。无论如何，我们那主任是真的死了，再也不能来了，再也没人用青筋绽露的老手拍拍我的肩膀了。
他桌子上的暖瓶，一直空空的在那里闲置着。
就在我们主任死了不久，我接到竹安从南非打来的长途电话。
我在德班，他说。
天呵，你怎么跑非洲去了？我惊讶极了。
你别问，听我说。钟夏，我五月三十日去不成上海了，中国使馆不给我签证。
为什么？你怎么会被拒签？
说不清楚。三言两语说不清楚。电话里不大好讲。
那么——，完蛋了，我们见不成面了。我一下子沮丧到了极点。
我后天就要离开这里去约翰内斯堡，会逗留很久，所以可否请你把信寄到约堡？
真的没希望了么？不能再去试试？我执拗地不肯接受这个事实。
我也没办法。听我说，德班是一块美丽的土地，有金色的海滩，长空万里……
第二天下午，我去邮局，按竹安说的地址，把信寄到了约翰内斯堡。
这封信发出去了好几天，我才迷迷糊糊地想，竹安到南非去做什么？那里在搞总统大选，街上整天发生爆炸案，曼德拉和德克勒克忙得焦头烂额，他去干什么呢？我不相信新加坡福瑞广告公司还会在非洲有业务。
六
雨季长得让人看不到尽头。我在这漫长的雨季学着忘记竹安。
余重在淫雨霏霏的梅雨天里特别沉默。
我们那个用木板钉起来、涂了一层油漆的简易书架上堆满了东西，再也没有能插手的地方。我不得不硬着头皮整理，这种事他是不会做的。
我把一大堆书报杂志摊在地上，然后蹲下分类，不一会儿就腿都蹲麻了，干脆坐地上了。
你就不会帮帮忙？我一累就离发脾气不远了。
余重很识相，他大概宁肯帮我干活，不愿听我唠叨。
一个旧的笔记本掉在地上，里面散落出几张旧门票。我拾起来看看，那是杜甫草堂的，乌龙寺的还有两张峨嵋山的缆车票。那是大学三年级的暑假，我和余重一起去四川玩，他帮他小舅舅“对缝儿”，从国外往国内倒医疗器材，谁知道是洋鬼子的二手货还是假冒伪劣，反正低价买进，高价售出，投机倒把的基本法则。但我当时对这位国际二道贩子男朋友确实刮目相看，虽然他折腾两个月赚的钱除了付电话、电传费，也就够我们俩不太铺张地旅游一趟，去个四川还连九寨沟都没去。
我犯了—会儿呆，拾起那些长长短短的门票要撕。
别撕！他一把抢了去。
有一天柳吉来找余重看电影，余重没去。柳吉坐着聊了一会儿，我不太热心，余重也没怎么说话，她有点讪讪地起身告辞。我送她到门口，转身站在阳台上，看着柳吉美丽而孤单的背影消失在街角拐弯处。外面雨下得挺大，她独自一人撑着伞走在雨里。而我和余重，坐在干净舒适的房间里，我回头撇了余重一眼，他正好也在看我。
婚礼举行的前一个礼拜，我犹豫再三，还是打电话告诉了章竹安。他早已经从南非回到了新加坡，现在人在菲律宾。我一直对这位福瑞广告公司代理人的飞来飞去感到百思不得其解，这也许是由于我身为井底之蛙的缘故。竹安每到一地都会打电话给我，联络的最大意义似乎就变成了行踪报告，单纯的电话联系变得空洞而失真。
竹安在马尼拉听说了我的婚讯说：我能理解。
隔了一会儿，他又说：游戏结束了。我撤退。我绝不纠缠。然后哈哈大笑。
从那以后，我再没章竹安的任何音讯。我不知道他到底还在不在新加坡，后来还来没来过上海。在每一个梦醒时分，我甚至怀疑他还在不在人世。我几次想向余重打听一下章竹安的下落，他们本来就认识的，余重在我认识章竹安之前就认识他了。但想来想去，我还是忍住了。我从来没向我的丈夫说起过章竹安这个人。
我们的婚礼柳吉是来了的，她做了我的伴娘。这是我的主意。我讨厌柳吉，请她来无非是为了向余重表示我的毫不猜忌、毫无芥蒂甚至浑然不觉什么的，但结果却适得其反，余重明显地流露出不情愿，又不好说反对，而我已经说出来的决定，也不好无缘无故地收回来，只是暗想，这才叫好心当成驴肝肺呢。
婚礼那天柳吉出尽风头，弄得她倒成了主角。最可气的是她喝得摇摇晃晃，举着酒杯、红着眼睛大叫：愿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属，愿你们夫唱妇随白头偕老，愿你们在地就是连理枝天上就是比翼鸟……柳吉说了一大堆吉祥话，最后闹洞房时却吐脏了我新房的床单，若不是顾虑到我是新娘，我当时就想冲上去揪住她的脖领子和她拼命。我怨愤地看看余重，余重比我还要怨愤，蜜月过完了，余重还念念不忘地埋怨：谁要你请她呢，你又不是不知道她那种人。
感谢菩萨感谢上帝，柳吉在我婚后再没来过我家，那电影约会总算完了。
我的婚礼是在秋天。
第二个秋天来临之际，我就快临产了。我原本没有这么快就添丁加口的计划，余重也不愿意。我还没结婚，就得到已婚已育女友的闺中秘传，告我千万不能早早要那个小累赘。理由A是两人世界潇洒快活，理由B是为了下一代着想要打打经济基础，理由C是抚养孩子又费心又费钱，以后什么也指望不上，实在是一桩蚀本买卖，理由D是万一两个人过不来了离婚也利索，梅开二度的时候弄个“拖油瓶”就麻烦了。于是，我初步计划五年之内不要孩子，但这种事情真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我和余重采取了各种措施，孩子这东西还是不合时宜地来了。我害怕那金属器具伸进我的子宫刮下一团模糊的血肉，迟迟不肯去医院，拖来拖去，肚子一天天地长大。
电影和小说里面，女人生孩子痛起来时总是大骂男人，我不愿流俗，而且我自认为是个知识女性应保持文明，所以再痛也没有破口大骂，但心里着实恨透了余重。
余重喊了辆出租车，把我送进医院待产。
这一个大房间，躺满了肚子高高，没腰没身的女人们，进进出出的则是诚惶诚恐的丈夫们，真是滑稽可笑。
刚住进来不到一下午，我就从七嘴八舌的产妇们口里得知：我住的这张床刚刚死了一个，和我同岁，也是大学毕业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