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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问题的确令我始料不及。当初将她弄到机械厂，我找的是该厂的王厂长，王厂长几个月前退休了，可也不至于这么短的时间就人走茶凉吧。
“你们厂的效益不是还可以吗？”
“可以什么呀，你根本就不知道，一连亏损了好几年，王厂长又退休了，我就晓得会有下岗的一天，可没想到来得这么快。”
母亲也进了厨房，忧心衷衷地说：“小乐呀，你要给小天想想办法，她就你这么一个哥哥，你不帮她谁帮她？”
我说：“妈，你别着急，我会想办法的。”
老实说，我虽然竭力安慰母亲和小天，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其实也是两眼一抹黑。现在就业形势困难，每年大学毕业找不到工作的年轻人多的是，何况小天这种只有中专文凭，而且性格极其内向的二十好几岁的妇女呢？
饭桌上，小天的眼睛依旧红红的，只有凡凡，快活地啃着樟茶鸭，看来，她们的伙食也开得太差了。
临走，我把昨天刘得忠给的五千块钱放到了母亲的枕头上。母亲送我出门，除了嘱托我为小天找工作外，又按惯例加了一句：“还有，你们也别老是这么忙来忙去了，你给余婧商量一下，也该要个孩子了。没有孩子，哪里有个家的样子？你看你妹妹比你小，可凡凡都三岁了。”
走在回家的路上，摸烟时无意带出了李夫的名片。我灵机一动，他那个影视文化公司，是不是可以把小天介绍过去呢？如果在几年前，凭那时和李夫的关系，我估摸再困难他也不会推托，可现在人家做明星了，还有戏吗？
我犹豫了足足五分钟，想起母亲的叮嘱和小天的红眼睛，终于咬咬牙扔掉烟头，拔通了李夫的手机。
李夫似乎喝高了，我一连说了两遍“我是王小乐”，他才总算听清楚了。这样的开头预示着不会有什么好结果，我有些后悔打这个电话了。因此李夫问我有什么事，我鬼使神差地说：“我在外面喝酒，要不要过来一起找个小姐玩玩儿？”
李夫的声音牛逼得令全世界愤怒：“小姐有什么好玩儿的？不瞒你说，我李某人现在良家妇女都糟塌不完，还找什么小姐？”
10、我要像爱自己的缺点一样爱你
下午去母亲家之前，我给余婧打了个电话，问她晚上有没有安排。余婧问什么事？我说也没什么事，母亲喊过去吃晚饭。余婧在电话那头顿了一下，说她晚上有个应酬，去不了。
回到家已经十点了，没想到余婧居然还没回来，宽大的屋子里没有女人，也就没有了人间烟火的味道，再豪华再精美，也不像个家。
我泡了杯茶，懒懒地半躺在沙发上，抽着烟有一眼无一眼地看电视。现在的电视台都他妈像是一群弱智办的，几十个台转来转去，竟然就没有任何一个台能够看上哪怕一分钟。
三年前，凭了胡克非的帮助，余婧顺利地从古城调到了西都，而且进的是人人都梦想的国家机关：市建委人事处。就在她调到西都不久，我们结了婚。墙上的婚妙照看上去已经有些陈旧了，照片上，我们俩笑得那么甜蜜美满，如同一对幸福的布娃娃。
我一向认为，世界上的夫妻关系不外乎两种：第一种好比白酒，时间越长，白酒越香醇，两个人的感情也越亲密；第二种好比牛奶，日子就好比不断兑入牛奶中的水，时间越长，牛奶也就变得越稀薄，到了最终，已经是水的成分占多数了。用这个标准考察世人的婚姻，恐怕百分之九十五以上都属于后者。他们之所以在牛奶变成了水之后还没有把它倒掉，不过是一种无奈的心境在起作用罢了。
很不幸的是，这两年，我不得不承认，我和余婧的婚姻也属于后者，属于那被时间之水冲淡了的大多数。
余婧和我是大学校友，比我低一个年级，同属师大中文系。那时候，她不仅是中文系公认的美女，也是我们的小师妹――她的父亲是教我们古代汉语和写作的教授，她的母亲则是师大中文系的副主任兼纪委书记。
利用身为文学社社长的职务之便，我对余婧发起了强劲的攻势，而简锐和肖一民这两个铁哥们儿则充当了余婧所说的“帮凶”。刚开始，为了有更多的机会和余婧小师妹接触，我们别有用心地请余婧的老爹出任系文学社的顾问，余老爹哪里想到我的目的只是为了找借口多多进他的家门以便拐走他的女儿呢？想也不想就愉快地答应了。
这样，我就有充足的理由不时到余婧家里找余老爹请教了，当然，为了避人耳目，把简锐和肖一民拉上是完全正确的。
女人的心到底要细一些，就在和我余婧刚刚确立了恋爱关系，才偷偷摸摸地接过两回吻，她那个当纪委书记的母亲似乎就看出了点苗头。此后，凡是我到她家，她母亲都要用一种防贼似的目光盯我。
据说，偷情的乐趣就在于那种又惊又怕的心跳。我和余婧不算偷情，但由于她一再警告我不可让她的母亲知道，“否则你绝对没戏”，这样一来，我们原本合法的恋爱也成了地下斗争。后来，我不方便再经常去她家了，就由简锐和肖一民完成鸿雁传书的光荣任务。同他们俩一起到余婧家的，还有班上一个同样被蒙在鼓里的女生。
刚和余婧恋爱时我上大三，到了大四，偷吃禁果就成必然。我之所以要毫不顾忌地把余婧“做”了，和越来越临近毕业分配有关。就像肖一民警告过我的那样：“小乐，你要是不趁早把余婧做了，我敢和你打赌，她早晚都是人家的人。你想想，她母亲本来就对你印象不好，要是你再离开学校，你还有戏吗你？”
肖一民中肯的分析让我暗自心惊。当天晚上和余婧约会，我不怀好意地把她往学校背后那座长满树木和野草的荒山上拉。
荒山上，我找到了白天精心探寻才发现的一个废弃的防空洞。防空洞很小，也很隐蔽。坐在漆黑的洞里，微弱的月光照在洞外的树丛中，远处是女生宿舍楼，有人在尖声尖气地唱歌，近旁则有蛐蛐之类的昆虫叫个不停。
余婧有些害怕，和我挨得更紧了。趁着一个悠长的热吻，我一把掀起她薄薄的T恤，紧紧握住那对结实的乳房。余婧没有反抗，我能感觉到她温热的乳房如同一只被人突然抓住的小鸟，有几分慌乱，也有几分跃跃欲试。
就是在这个临近毕业的六月的夏夜，我把余婧给“做”了。那是一次慌不择路的情爱，时间仿佛过了一年，又仿佛才过了一秒，糊里糊涂地就算完事了。从余婧肚皮上滑下来时，我脑子里很不合时宜地想到：人家都说做这事特别快乐，可我觉得好像也就一般嘛。当然要比自己用手好，可也没有达到所谓欲仙欲死的地步。
事毕，余婧出乎意料地哭了起来，她趴在我怀里，用力捶打着我的背，捶着捶着她就哭了：“小乐，你都和我这样了，你今后可要对我负责呀。”
我也带上了哭腔：“你放心，我会一辈子爱你，一辈子都对你好的。”
正是有了这个美丽而闷热的夏夜，此后，余婧的母亲把我找到她的小办公室，勒令我必须和余婧分手时，我才有了对付这个老女人的致命武器。
我清楚地记得，那天，余婧的母亲、系纪委书记把办公室的门小心掩上了，她装出和颜悦色的样子和我套话，问些毕业分配呀毕业论文之类的事，并且表扬我说，“我们老余一直认为，你是他教过的学生里最有写作能力的人。”
我知道这些话都是一个前奏，正如包子的皮，里面的馅才是决定包子味道的核心。果然，余婧的母亲终于和譪地打听和我余婧的情况，同时委婉而坚决地提出：“余婧还小，还不到谈恋爱的年龄，你们还是分手吧。”
我说，“余婧只比我小两岁，比她更小的同学都有谈恋爱的呢。”
余婧的母亲说：“作为她的母亲，我不同意。我认为你们两个性格不合，今后不会给余婧带来幸福。再说，余婧毕业后要到美国去留学，她舅舅早就在美国给她联系好大学了，你如果真的爱余婧，就应该为她着想。”
我告诉余婧的母亲，余婧亲口说过，她只想跟着我，哪儿也不去。
余婧的母亲轻蔑地说：“跟着你，跟着你能给她带来幸福吗？”
谈到后来，我被激怒了，我记得，我一字一顿地告诉这位尊敬的纪委书记，也就是我后来的岳母：“我和余婧早就生米煮成熟饭了，不信，你问问你女儿吧。说不定，她肚子里已经怀着我的孩子了，你就看着办吧。”
余婧的母亲气得满面通红，她伸出手指着我的鼻子：“你这个流氓、人渣，你给我滚出去。”
三年前，我和余婧在西都举行婚礼，余婧的母亲称病没有前来。只有她的父亲，那位忠厚的余教授，一声不吭地坐在主宾席上。
也就是在婚礼上，当主持人宣布新郎新娘互赠纪念品时，余婧送给我的是一把长命锁，她说，她要把我锁起来，因为我注定了这一生只能属于她，“我要像爱自己的缺点一样爱你。”余婧说。
我的礼物让在座的客人都吃了一惊，我送给余婧一柄锋利的匕首。我对余婧说：“如果有一天我不再爱你，如果我背叛了你，你就用它刺进我的胸膛吧。”
11、我的心一点点地往下坠
余婧开门回家时，我已经斜倚在沙发上睡着了。
余婧走路有些飘，嘴里喷出一股酒气。
我想任何一个男人也不会对深夜才回家且带着酒味的老婆笑脸相迎的，我没好气地问她：“你到哪里去了？还喝了酒？怎么这么晚才回来？”
余婧摇头晃脑地说：“一家建筑公司请处里的人请饭，无论如何也要我喝几杯，我也没办法。”
我说：“看来你现在倒比我忙多了。”
余婧不在意地说：“又没谁规定女人就一定比男人清闲。你母亲有什么事吗？”
我不想给她谈小天下岗的事，就说，“也没什么事，主要是久了没去，她有点想我们了。”
余婧带着嘲讽的口吻：“到底是想‘我’，还是想‘我们’？”
我只好说：“信不信随你，你怎么就总是和我母亲搞不好呢？她一个老年人了，你何必总是和她计较？”
余婧的嗓门高了起来：“我是和你母亲搞不好，可你和我母亲搞好了吗？”
结婚四年来，去年，余婧的母亲终于从古城来了一次西都，这也是我和她几年后的第一次见面，双方都有些心照不宣。我们彼此保持着富有警惕的热情和客套，常常在几句套话之后陷入相对无言的沉默。
为了避免这种沉默带来的尴尬，余婧的母亲住在家里的那几天，我只能找些借口不回家吃饭，同在一个饭桌上，那种只能听到各自咀嚼声的冷场令人有些如坐针毡。我没有意料到的是，我的回避带来了沉重的后果：后来，余婧坚决认为，是我不愿意和她母亲修好，没有尽到一个女婿最起码的礼貌和义务。
更为严重的是，余婧的母亲到西都小住，并不仅仅是看女儿那么简单，其实她一直都在努力把余婧从我身边弄走――她从来就没有放弃过说服余婧到美国去。
要命的是，这时的余婧已经不再是师大读书时的纯情少女了，而我在她的眼里，虽然还不能说已经完全贬值，可无论如何也不再是原来的重量。
冲突是在余婧的父母离开西都的那个晚上发生的。那天晚上，考虑到余婧的母亲毕竟是我的岳母，无论如何也该找家好点的餐馆请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