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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惠言是在常州的学术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学者和作者，其经世意识和政治意识都比较强烈。他生活在〃康乾盛世〃以后的乾嘉年间。这时候的大清帝国，国势退落，衰象日显。张惠言期望克除社会积弊，达到“民富国强”，他对于文人埋首书卷、不问世事，或专意繁琐考据而迷失大义的积习不满，要求学问与世用相结合。他在《毕训咸咏史诗序》中说：“古之为学，非博其闻而已，必有所用之；古之为文，非华其言而已，必有所行之。”张惠言论词重“意”正是他上述处世态度的反映。其目的是为了增强词的思想内容发挥词的政治教化功能，以尊词意而尊词体。
号称词学中兴的清代，主要流派是浙西、阳羡（宜兴）、常州三派。浙西派标举姜（夔）、张（炎）醇雅清空，以朱彝尊、厉鄂为代表，康熙、雍正年间曾盛极一时；阳羡派崇尚苏（轼）、辛的豪放，以陈维崧为领袖，也曾风靡当世。然而，浙西派的末流，因一意讲求醇雅清丽而逐渐流于浮薄空疏；阳羡派的末流因一意讲求激昂豪放而逐渐流于叫嚣粗率。而且，浙西、阳羡两派始终没有建立起完善的理论体系。常州词派则于前两派逐渐衰敝之际乘时而起，而且以其有系统的词学理论著称于世，成为清代词作、词论一大宗支。嘉庆、道光以后，词人、词论几乎无不在常州派的影响之下。光绪年间，江阴缪荃荪编辑《国朝常州词录》三十一卷，收常州词人498家词3110首，还不包括非常州籍的常州派词人及其作品，可见常州派声势之盛。
常州派词论从张惠言、张琦兄弟编辑《词选》一书起，“尊词体，崇比兴，区正变”，既开途径，又标宗旨，奠定了常州词派的理论基础。董毅编《续词选》，周济编著《介存斋论词杂著》、《词辨》及《宋四家词选》、常州派词论得以修正、补充而发扬光大。以后，如：宋翔凤的《香草词自序》、丁绍仪的（听秋声馆词话》、蒋敦复的《芬陀利室词话》、江顺治的《词学集成》、谭献的《复堂词话》、谢章铤的《赌棋山庄词话》、陈廷焯的《白雨斋词话》、沈祥龙的《论词随笔》、张德瀛的《词微》以及况周颐的《惠风词话）等，无不受常州派词论的影响，他们也乐意自称“常州派”。晚清词坛大家王鹏运、朱祖谋等也都自认为常州派。所以龙榆生曾评论说：“常州派继浙派而兴，倡导于武进张皋文（惠言）、翰风（琦）兄弟，发扬于荆溪周止庵（济），而极其致于清季临桂王半塘（鹏运）、归安朱疆村（祖谋），流风余沫，今尚未全衰歇。”可见常州词派影响之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