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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从山里来的老夫妻用骡子驮来的一门迫击炮。他舍不得当废品转手卖掉，反而用砂纸把它打磨得光可鉴人。后来老夫妻又送来了四十一发炮弹。在故事的结尾，他把炮吊到房顶，对准了心目中的〃仇人〃，连放了四十一炮。前四十炮使劲瞄，但是全部落空了。最后一发漫不经心地放出，结果把〃仇人〃打成了两半。四是在南方，〃炮〃和〃泡〃谐音，〃泡〃是指〃男女之间发生不正常的关系〃，这也牵出了小说的另一个线索…大和尚的〃色〃。 值得注意的是，大和尚并非小说的副线，而是另一条主线，是与罗小通齐头并进的主线。罗小通有着超人的吃肉能力和欲望，他靠吃肉吃出了名气，吃出了神话，也把自己吃成了神；大和尚有着超强的性能力，它代表着人类的欲望和本能，他的传奇人生是以五通神庙为主要现实场景，他的故事，也就在这里展开。在乡间话本里，五通神是色欲的象征。它折射了大和尚声色犬马的生活…一个身份非同凡响的国民党军官，过着灯红酒绿、穷奢极欲的生活，曾以一次能占有数十个女人而自豪。 〃食〃和〃色〃，本来是很正常的需要，但在这小说特殊的环境里却被无限夸大了，成了一种病态。而这种病态，曾被人误以为莫言不服老，拼着老命，誓与风头正健的下半身写作较劲，这实在是无稽的传奇。先不说他的肉感比下半身写作的肉感更有质地，单表其肉感的阔度，也是目前的下半身写作难以望其项背的。再说，将女人与可估价的肉等同，一直是莫言小说甩不掉的情结。在他的小说里，风中坠落的树叶子都有情欲的风暴。食与色，是人的基本机能。莫言将肉体波普化，是与中国的国情分不开的。当今之世，对所谓美食的追求，对男性能力的梦想，都已被夸张到了一种病态的程度。您想想“非典”前人们的饕餮，您看看那些铺天盖地的“壮阳”广告，就会明白他为什么要这样写。这样写，虽然打着童言无忌的招牌，但当女人肉体不能承受其重的时候，叙事也会陷入极大的困境与混乱。显然，这是一次作者与读者均心知肚明的走火。
第三章批判王安忆 （1）
批判王安忆：十里洋场的尴尬寓言
作者：刘波
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文坛，大部分作家都以集体记忆的方式书写着国家意识形态的神话，从张贤亮、梁晓声、叶辛到王蒙、韩少功、贾平凹，从张洁、宗璞、谌容到蒋子丹、张抗抗、张辛欣等无不如此。他们肩负着一个伤痕累累的时代所赋予他们的使命，他们需要维护一些传统，也需要打破一些成规，他们需要完成对历史与现实的审视与批判，他们还需要书写融入这个新的社会的深切体验。王安忆在这些作家中间无疑是一个异数，她因为不愿意重复自己而不属于任何文学流派或文学思潮，她对中国女性命运的零碎书写，她对上海这个国际大都会家园神话般的支解，后期又开始力图加强审美维度与回归大地的反思创作，王安忆被神化了的一言一行都受到了敏感的媒体和评论家们的极度关注。
有媒体记者称，王安忆是“以侠客般特立独行的姿态游走于文坛”。的确，王安忆是一位勤奋的体制内作家。自从1978年她发表处女作短篇小说《平原上》之后，她就一直像一个农民一样在自己的自留地上辛勤地耕耘着，并且风格几经变换，最后广种薄收地留下了几篇为文学爱好者们所关注的作品。早期的“三恋”小说在今天看来仍然具有相当的地位与价值，《小鲍庄》成为了“寻根”文学的经典，而《纪实和虚构》被许多人标榜为王安忆小说探索上最有意味的形式。
然而，王安忆除了上述几篇在各种文学思潮里还有一定价值的小说外，其他的小说也都或多或少地存在这样那样的失误与败笔。或许每一个作家都可能自己写作上的低迷时期，都会写出一些乏善可陈的作品，但是对于王安忆这样炙手可热的作家来说，她的写作会从各个方面影响着人们的阅读，影响着其他作家的创作，稍有不慎，硬伤一旦暴露，她的周围全是触目惊心的障碍。王安忆只有沉迷于创作。她的创作量之大，其他许多作家难以望其项背，惟其量之大，被人遗忘的作品也就更多，她的许多作品写出来之后就被无情地尘封在了历史的垃圾堆里而湮没不现。王安忆就是如此，她在创作的同时，也要为自己的作品预支部分话语成本。在这样的创作环境下，她一方面艰难地承受着来自读者和专业批评家等各方的压力，一方面却又像她笔下的女主人公一样不得不满怀悲悯地向现实妥协。
与现实的紧张还是和谐
作家与现实的紧张关系很长时期以来都无法被彻底地解决，有些作家将作品与现实生活平等对待，而有些作家却处心积虑地想超越现实，以达到一种想象中的真实。作家们在这些问题上都见仁见智，各施其能，但从来就没有一个完整的理解与阐释。
王安忆对现实所持的态度同样的过于理想化，她拒绝时尚写作，却总是渴望在作品中达到一种无限，因此时刻都处于调整的境地，波澜不惊，从容面对，她希望消除作品中关于内心的痛苦与不安，但是信念却一次又一次地将她拉回到存在的现场，警惕而又尴尬，恐惧而又无法逃避。
现实的矛盾状态使王安忆异常清醒，她认为“写作是寂寞的生涯”。尤其是在今天市场经济的冲击下，文学变成了消费，所以“保持严肃的写作、阅读和思考，就愈加孤独。” 这样的写作更多需要的还是一种作家对生命中美好与和谐进行追问的激情。我们从王安忆早期的书写个人经验的作品中就可以感受到那些排斥了浮躁并与现实保持和谐的状态，她对人类悲剧性命运的思考已然超出了我们所处时代与环境的大限。
王安忆在她早期的《小鲍庄》和《大刘庄》等书写农村生活的小说里表现了强烈的人道主义精神，她的叙述是冷峻而宁静的，我们从中看到的只是鲍秉德这样的典型的中国农民对于自身所处境遇宿命式的喟叹，这也折射出了中国当时的传统民族文化对人们的影响是根深蒂固的。《小鲍庄》和《大刘庄》被一些评论家们划归到八十年代中期的“寻根”文学思潮中，这只是一种概念上的划分，其实王安忆这一时期的作品与其他的“寻根”派作家相比有着自己更深入的思考与探索。被许多人称为乡村小说的《小鲍庄》里人物关系上的“三角模式”可以看出是作者受到西方文学的影响，而将人性的欲求放在了文化的层次上来进行追问与阐释，这是王安忆这几篇“寻根”小说的不同常人之处。
王安忆为什么会有如此之举呢？受现实感召力与重建自我世界的触动，在创作过程中她一直在寻找自己文化上的根，这就有了后来的被称为“寻根”经典的《小鲍庄》，有的人将她的《小鲍庄》划入“寻根文学”思潮的范畴，对此，王安忆是基本赞同的。在当时那样一个特殊的时代环境下，别的作家都在心无旁骛地“寻根”，而她也不能对此无动于衷，于是一年夏天，她专门到上海的图书馆里查阅资料，以解决自己文化上的“根”的问题，但是她没有从资料里找到。后来她偶然到农村，并去了小鲍庄，她当时插队落户时的记忆这时候被唤醒了，于是就有了《小鲍庄》这篇被称作“寻根文学”的典范之作。即使有了这样的“定论”，王安忆还是觉得自己没有寻找到文化上的根。
在完成了对八十年代“寻根”文学的个人经验书写后，到了九十年代，王安忆也将触角伸向了对社会和历史的书写。这个时候王安忆虽然也在追求着一种与现实的和谐，但是她的作品与现实的不和谐因素也时常凸显。王安忆正在作新的尝试，她将人的恶与善，愤怒与优雅写进了她笔下每一个女性人物的骨髓与灵魂。由此，她开始关注人性的因素在作品中所占的份量，同时也开始将作品向更宽广的精神领域拓展。但是王安忆做的并不十分高明，她追到了先锋派的尾巴，却将现实解构得支离破碎。
当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先锋派小说在中国文坛如日中天的时候，王安忆也并不甘寂寞，在几年之内连续推出了她的“三恋”小说，使创新成为时尚的文坛再次引起轩然大波。她的这批作品得到了褒贬不一的评价，有的人认为是道德沦丧之作，而有的人认为是对人性最为真实的表达。王安忆对此并没有给予什么有力的回应，此后她似乎沉寂了一段时间。1990年，王安忆出其不意地向读者推出了她的呕心沥血之作——《叔叔的故事》，这篇小说出来后，被许多的评论家们一眼相中，并给予高度评价，普遍认为是王安忆写作风格的一个大转型。对于这篇许多人期待已久的小说，有的评论家竟作出这样的评价：“可以说无论是在精神探索的深刻性还是在艺术创新的完美性上，这篇小说都达到了王安忆此前从未有过的高度。”我不知道这样的评价是否中肯，但总觉得未免过于夸大其辞了，这篇神秘主义气息极为浓厚的小说在叙述上承袭了先锋派小说家们“反故事的倾向”，这不是中国文学的首创，当然更不是王安忆的首创。而且王安忆还走入了抽象的形而上境界，而不是回到存在的现场，回到当下，这样的所谓写作“创新”能承受这些溢美之辞吗？还有一点，读完整篇小说，我们也未能从中看出王安忆的精神探索有多么深刻，艺术创新有多完美。
王安忆对她停笔一年的疲惫与焦虑心情作出了这样的总结，她说她感到一切都被破坏了，有一种世界观遭到粉碎的巨大的痛苦；严峻的现实社会迫使她必须对时代做出新的思考，或者说进行世界观的重建工作。先锋小说家们早在八十年代就意识到的问题，而王安忆在九十年代才感觉到自己已经陷入了危机，才感到自己与现实的那层紧张关系已经到了无法调和的地步。至此，王安忆再次萌发了转型的动机，并实践着向更为理性化的小说创作道路上靠近。
后来王安忆的创作虽然被许多人认为是足够冷静的，有着足够理性的逻辑思维特点，但是在描写历史与个人经验的关系上，她仍然带着此许的偏执进入每一个女主人公的内心世界，并渴望同她们建立一种和谐的关系，但是往往得到的却是适得其反的效果。她能够理性地把握住的人物往往都带有模式化的倾向，这一缺点是无法抹杀的。人类生存的不确定性与难以排遣的孤独感时时困挠着她笔下的女主人公，同时也困挠着王安忆本人，她的创作与现实的那种紧张关系更加突出。
由此，我们能感觉到，王安忆所面对的是一个不断变化的世界，她的写作策略开始令自己迷惘与困惑了。不管她以前写得是多么流畅，多么从容不迫，但是随着文学的发展，她需要抵制的不仅是世俗的诱惑，更需要排除内心那些浮躁的不安定因素。王安忆关注底层人民，关注这个社会已经被人们所淡化的那些生活状态，她越来越理性的思考虽然为她的人道主义写作增添了深度，但从另一方面却给我们带来了人物塑造与环境描写上平面化的印象，而且叙述方式也越来越趋向于散淡。至此，王安忆的写作也出现了令她自己和读者都深为遗憾的内敛与偏狭，工匠气息日渐突出。而在现实方面，她的作品不断地给人一种程式化的凌空蹈虚的感觉，九十年代后期的作品尤其如此。
从1998年之后，王安忆需要在既定风格中找到一种变数，于是她开始对她曾经有过的知青生活津津乐道起来，且自称她不是想怀旧，可是她却促使人们不断地从她的小说中去怀旧，去感受当年知青生活的种种苦难与悲欢离合，这是整整一代人的难以诉说的沧桑，王安忆却以“痛说家史”的口吻将那段生活一次又一次地再现了出来，杂沓，冗长，絮絮叨叨，没完没了。那些旧时代的事情，知青经验，农村生活，相互重复着，不可磨灭，王安忆尽力把它们讲得凄凉缠绵，摄人魂魄。可是那样的东西不能将现实描述得更为清醒与深刻，它只能促使人们去不厌其烦地怀旧，并与小说中的人物达成精神上的共识，虽然这样多少能满足王安忆对自己写作上的那种心理期待。可是过于伤感的怀旧，对于一个阅读者来说，在这样的时代总是显得有些过于理想化，有些不合时宜。
在描写理想与现实的关系上，如果非要找到一篇能读到的还算平和的作品的话，似乎就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