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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作家批判书ii-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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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饥饿性腹泻    
      看过莫言小说的人,极容易得出一个清晰的判断:他是个地地道道的“败家子”。要说他不会过日子,他似乎比谁都明白幸福的生活来之不易。可让人感觉越来越幽默的是,一旦手下有了点实物,他好像就不知道东西南北了。极尽铺张之才能,大肆挥霍语言,挥霍情景,挥霍感觉。在大吃二喝炒豆芽的同时,人们不禁要问:是什么造就他的胃?    
      “我每天都跟我的肠子对话,他的声音低沉混浊,好像鼻子堵塞的人发出的声音。……我伸手抓过那鳖裙,迅速地掩进嘴里。从口腔到胃这一段,都是腥的、热的。我的肠子在肚子里为我的行动欢呼。”小说《罪过》里的这段描写,让我们看到,消化器官被赋予了独立的生命,成为主体的另一个“自我”。肠子像头脑一样地思考,并与主体对话。是它驱使着主体去“抓取”和“吞食”物质,而主体则成了这种肉体化的欲望的执行者。或者可以说,肉体化的欲望才是真正的“主体”。再仔细看,就会发现,“我”对于食物的态度是贪婪的。谁料想,贪婪竟被莫言发展成其小说感官经验的基本形态之一?再说,少年那种掠夺、饥不择食和吞噬的摄食方式,就让人疑心莫言本人没准是饿死鬼托生的?他的笔下,吃总是如同一场战斗,很少有那种悠闲而体面的用餐。《食草家庭》的第五章,二姑的两个莽儿子就是怀抱着顶上了火的枪在“消灭”食物。《酒国》里所涉及的几次盛宴,食客们也都是“犹如风卷残云”般地扫荡饭菜。就连那些平素优雅风流的服务小姐们,打扫残羹时“吃相都很凶恶”。此类不堪入目的“吃相”,使莫言把贪婪的经验推向了喜剧性高度,与此同时,也充分暴露了人性的另一面本质:本能的动物性。咱们国家古代传说中贪吃的神——饕餮,就是人兽混合的形象,它有一张巨大无比的嘴和惊人的食量。这个形象,就容易就让人觉察到,国人对于自身动物性本能(首先是食欲)的恐惧。咱们看,《酒国》里的高级侦察员丁钩儿,自始至终都在与各种饮食打交道。他所侦察的案发地点——酒国市,整个儿就是一个大吃大喝的国度,说它是一个“饕餮国”,一点也不过分。这里的人,简直是食无禁忌:不光吃各种各样的食物,而且对同一种食物又有各种各样的吃法。加之,吃与喝是联动的,唇亡齿寒,这里的酿酒业也异常发达,甚至还有一所酿造大学。而丁钩儿所要侦察的又是一桩所谓“吃红烧婴儿”的案件。他一俟踏上酒国市的土地,就与可怕的食欲作斗争。这位老牌的高级侦察员,一直试图用自己的强大理智,去克服肉体的欲望,最终还是失败了。与其说是饮食的快感消解了他的意志,不如说是其个人的意志完全被自己的欲望吞噬了。    
      丁钩儿被自己的本能打垮了,饥肠辘辘的莫言,也难逃此劫。有时候,我甚至以为,丁钩儿是不是莫言写作的自画像?与成熟时期的作品相比,其早期的《透明的红萝卜》,倒显得比较克制。这部作品在文体上是有风度的,甚至是羞涩的,它好像不愿意让人们联想到过度的“匮乏”,不愿意在众人面前暴露出贪婪的欲望。从小说主人公黑孩的头颈与身体的比例来看,他属于典型的“二度营养不良”。小说里,这个孩子总是避免开口说话。开口说话,也会无端地消耗自身本来就匮乏的能量,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问题的另一面,是他把红萝卜转化为自己梦想的对象。虽然红萝卜并非最好的果腹之物,也算不上是可口之物,但却被莫言赋予了浪漫主义的色彩。这种感觉的迅速迁移,能否起到“望梅止渴”式的暂时性效果,咱们不得而知,但这部作品的确在崇尚浪漫诗意的八十年代中期博得了热烈的喝彩。而后的《欢乐》《爆炸》《红蝗》一类作品,就完全“暴饮暴食化”了。那些馋相毕露的描写,时常搅乱人们脆弱的神经:内心的某种隐忧,油然而生?    
      放眼整个世界,食物安全问题是最大的焦点。莫言的小说,始终离不开饥饿这个主题。也许他小时候饿怕了,也许是国人的本相使然。肿胀的语言,扩张性的场景以及膨化的感觉,都在另一个向度,反证着莫言曾经溺于饥饿的阴影。 有关饥饿,虹影曾写过《饥饿的女儿》,刘震云曾写过《一九三四》,王蒙曾写过《坚硬的稀粥》,可他们引人注目的是主题化的经历,而不是主题的本能化。主题在莫言的笔下本能化,使其作品的形式必然曲径通幽般地呈现个人的本相。其实,饥饿在咱们的生活中无处不在。高楼大厦平地起,挡不住咱们的饥饿,日进斗金的股票证券消灭不了饥饿,好莱坞大片、可口可乐、豪华时装。。。。。。掩饰不了饥饿。叫人毛骨耸然的是,这饥饿恐怕不仅是现世的,而且是涉及过去和来世的;不仅是底层的,而且是全民的。饥饿不仅跟下岗工人,跟绵延千年一成不变的农村寸步不离,而且也跟城市新贵,跟香车美人和拥有这些财货的巨富形影相随。    
      孔圣人说,食色性也。在咱们这块古怪的土地上,虽然也曾上演了女人祸水般的历史传奇,但女人的情爱几乎从来只具有物品财宝象征的意义。浪漫爱情作为一种精神和人生境界,似乎只有在欧西民族和荷马史诗里才能寻得到。对于国人,吃始终是第一位的,食是国人的灵魂。从远古起,人们就知道〃饥者歌其食〃。汉人说,〃民以食为天〃。《周书》里介绍八件国家大事,第一就是食。《礼记》中说,〃夫礼之初,始自饮食。〃〃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死亡病苦,人之大恶存焉。〃春秋时代的大政治家管仲认为,治理老百姓(〃牧民〃)的办法就是让他们有饭吃(〃衣食足则知荣辱,仓廪足则知礼节〃)。民国时期的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渠为官之道,就是有饭大家吃。开天辟地的中共领袖毛泽东,曾开门见山地指教前来寻求解决内困良策的的泰国领导人差猜:给老百姓一口饭吃,他们就不会跟着泰国共产党造反了。现如今的政府,成天价招呼“无农不稳”,看样子也是意识到了大国的危机所在。平常老百姓吵架,一到节骨眼上,就爱恶狠狠地证明自己立论做人的坚实,〃我信什么?我信吃饱了肚子不饿。〃鲁迅也说过,〃人类有一个大缺点,就是常常要饥饿。〃〃我总觉得人们的议论不但昨天和今天,即使饭前和饭后,也往往有些差别。〃就是这种实实在在的〃唯饭史观〃,果不其然,把鲁迅造就成了一个明察秋毫、谁都不宽恕的“民族魂”。    
      〃我食故我在〃。饮食不光是咱们的生存实质内容,而且也是咱们的汉语本位。书面语言不用说,就是日常人们见面打招呼,也总是说〃吃过饭没有〃;问一个人的工作:〃混得如何?〃你混的那口饭好不好吃?羡慕一个人的职业:〃他多滋润哪,吃香的喝辣的!〃对一个不负责任的人则会指责他:〃你干什么吃的!〃对行为异常的人会嘲笑他:〃吃饱了撑的!〃晓之以理时会作通牒:〃吃不了兜着走!〃至于吃亏、吃得开、吃不消等等,饮食的语言几乎成为汉语表征事物的全部手段。按理说这一情况,只有在原始人中才普遍存在,但各民族在其远古时代也并不全部以〃吃〃喻一切,人家很多民族都是以身体的感觉移情于对外界的认知。不能不承认,咱们的语言思维,还停在原始阶段呵。    
      找到了老根,莫言才会对吃理直气壮地津津乐道。国人之所以把吃饭等同于〃活着〃,就是因为咱们打老辈子就粮食不足。《救荒本草》、《野菜博录》之类的实用说明书,为什么会在中国的植物学中占有那么重要的地位?观音土、榆树叶、茅草根之类的东西,为什么会在中国人的生活史上成为文章的筋骨?圣人所关心的那种〃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蓄妻子,乐岁终身苦,荒年不免于死亡〃的寻常百姓生活,为什么从远古到如今,都未曾彻底改变?据可靠资料透露,在目前的十数亿国民中,尚有近万万人口处于绝对贫困状态。假如这些人一旦失去了依附的力量,公开地抢掠,夺取别人的资源拚命挤进人肉的筵席占一席位,就绝非什么危言耸听?求生的本能,总是大于或高于任何游戏规则。乱世是人之欲望无限地膨胀又无望地难以满足的一种结果。生活在这种乱世,国人的生存不幸是多重的,而且这不是少数人的不幸,是绝大多数国人的不幸。鲁迅认为,依附型的中国人只有两个时代:做稳了奴隶和求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这也是中外史学家关注的中国历史的治乱循环。原因昭然,又如此简单明了:饥饿。    
      面对还没有渡过“口腔期”的国人,是饥饿激活并催生了莫言的想象,以致于堆积与夸饰竟然成就了他的小说风格。众所周知,儿童在语言习得和事物认知的初期,往往通过搭积木来确定自己所认识的事物。堆积,有助于事物的空间确认,也有利于事物据有者认识的直观。莫言的知识框架,完全可以说,就是一张“菜单”。食谱和知识系谱之间,确实存有某种隐秘的相关性。在散文《忘不了吃》里,莫言说,那时候(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孩子们都是觅食的精灵,我们像传说中的神农一样,尝遍了百草百虫,为扩充人类食谱做出了贡献。《酒国》中的食谱就像是一部辞典。它与任何一部辞典一样,其结构编排规则,同样体现了人对外部世界事物秩序的理解。日常生活中,人们总是将知识与食物相提并论,把知识喻为“精神食粮”。这两类食粮之于莫言,是同等的重要,并且,两者之间有着充分的一致性。试想,一位小学肄业的年轻人要成为杰出的作家,其在知识方面的饥渴,不把自己逼成“饕餮”式的贪婪之徒,怎么才会补足少年时代在物质和知识两方面的匮乏?两方面的贪婪,加速了莫言文体上的扩张。其笔下接连出现的强盗形象(如《红高梁家族》中的人物),又是另一种铁证。强盗的特征即攫取和占有。像强盗们坐地分赃时盘点自己的劫掠所得一样,莫言总是这样清点自己的经验“账目”。他的经验世界通过食物系统向周边扩张。“强盗”形象正是其扩张型的“自我意识”表征,与其放纵的文体互为表里。    
      病从口入。亮出莫言的舌苔,即可确诊:他患的是饥饿性腹泻。病因即贪食导致的消化不良。贪食,说到底是一种源自本能的报复。饥饿是生命的一部分,尤其是童年时期的饥饿,将对于一个人的一生产生致命性的后果。生于1955年的莫言,曾自作主张把自己名字中的“谟”字拆开写,于是便成了莫言,意思是少说话,多写字,多思考——因为说话费力气,而动脑子则可以保持肚子里食物的能量。刻骨铭心的经历,使莫言一旦翻身,就立马变脸。至今,他已说了二百余万字。滔滔不绝,大肆铺陈,反复重叠的句式和丰富的感性词汇,几近“宁可胡说不能没说”的境地。咱们知道,“大跃进”和“文革”时期,汉语一度膨胀到了极点,可人们在那个时期的精神,却极度的“匮乏”。这表明,“挥霍”的心理学基础未必基于“充裕”,相反,倒可能是出自曾经的“匮乏”。“挥霍”一方面是所有者对自己由“匮乏”变为“充裕”的炫耀。另一方面,“挥霍”即是“浪费”,是对过度“充裕”的所有物的否定性使用。纵观莫言这些夸张的言辞,只是为了达成一种意义的“肿胀”状态。“肿胀”并不是真正的生长。“肿胀”的言辞在被过度“挥霍”之后,终究要归于沉寂。无言的沉寂,必将宣判话语的“喧嚣”为无意义。言说在其根本之处,往往变成了其意义的反面,成为对自身的否定,正如瓦莱里所说的:“语言正在被雇用来使人沉默,它正在表达无言。”言说使言说自身取消了意义,这是对语义的有意悬搁,还是抵达元语言叙述的一种努力?意义的空虚是否是语言沉默的因由?莫言的葫芦里,到底装的是什么药?    
    


第三章批判莫言 (2)

     通红的媚眼    
      红色是富贵的颜色,性感的颜色,同时又是血液的颜色,扩张的颜色。眼贼的大导演张艺谋,似乎与莫言心有灵犀,便在电影里戮力张扬红色情结,结果一举轰动了西方世界。张艺谋的成功提醒我们,红色所内孕的饥饿与主流意识形态的暴力期许,很容易相反相成地一拍即合。作家的出场,假若选择这一既识时务又易立竿见影的路径,就极有可能轻松地趟过禁忌的雷区,一举数得。山东的作家大多入世,其修身治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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