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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卷4-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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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想起那时的辩论来,人是多么和有限的生命开着玩笑呵。然而那时却并无怨尤,只有一事觉得颇为变得特别:对于收到的长信渐渐有些仇视了。
  这种长信,本是常常收到的,一向并不为奇。但这时竟渐嫌其长,如果看完一张,还未说出本意,便觉得烦厌。有时见熟人在旁,就托付他,请他看后告诉我信中的主旨。
  “不错。‘写长信,就是反革命的!’”我一面想。
  我当时是否也如K委员似的眉头打结呢,未曾照镜,不得而知。仅记得即刻也自觉到我的开会和辩论的生涯,似乎难以称为“在革命”,为自便计,将前判加以修正了:
  “不。‘反革命’太重,应该说是‘不革命’的。然而还太重。其实是,——写长信,不过是吃得太闲空罢了。”
  有人说,文化之兴,须有余裕,据我在钟楼上的经验,大致是真的罢。闲人所造的文化,自然只适宜于闲人,近来有些人磨拳擦掌,大鸣不平,正是毫不足怪,——其实,便是这钟楼,也何尝不造得蹊跷。但是,四万万男女同胞,侨胞,异胞之中,有的是“饱食终日,无所用心”〔14〕,有的是“群居终日,言不及义”〔15〕。怎不造出相当的文艺来呢?只说文艺,范围小,容易些。那结论只好是这样:有余裕,未必能创作;而要创作,是必须有余裕的。故“花呀月呀”,不出于啼饥号寒者之口,而“一手奠定中国的文坛”〔16〕,亦为苦工猪仔所不敢望也。
  我以为这一说于我倒是很好的,我已经自觉到自己久已不动笔,但这事却应该归罪于匆忙。
  大约就在这时候,《新时代》上又发表了一篇《鲁迅先生往那里躲》,宋云彬〔17〕先生做的。文中有这样的对于我的警告:
  “他到了中大,不但不曾恢复他‘呐喊’的勇气,并且似乎在说‘在北方时受着种种迫压,种种刺激,到这里来没有压迫和刺激,也就无话可说了’。噫嘻!异哉!
  鲁迅先生竟跑出了现社会,躲向牛角尖里去了。旧社会死去的苦痛,新社会生出的苦痛,多多少放在他眼前,他竟熟视无睹!他把人生的镜子藏起来了,他把自己回复到过去时代去了,噫嘻!异哉!鲁迅先生躲避了。“
  而编辑者还很客气,用案语声明着这是对于我的好意的希望和怂恿,并非恶意的笑骂的文章。这是我很明白的,记得看见时颇为感动。因此也曾想如上文所说的那样,写一点东西,声明我虽不呐喊,却正在辩论和开会,有时一天只吃一顿饭,有时只吃一条鱼,也还未失掉了勇气。《在钟楼上》就是豫定的题目。然而一则还是因为辩论和开会,二则因为篇首引有拉狄克〔18〕的两句话,另外又引起了我许多杂乱的感想,很想说出,终于反而搁下了。那两句话是:
  “在一个最大的社会改变的时代,文学家不能做旁观者!”
  但拉狄克的话,是为了叶遂宁〔19〕和梭波里〔20〕的自杀而发的。他那一篇《无家可归的艺术家》译载在一种期刊上时,曾经使我发生过暂时的思索。我因此知道凡有革命以前的幻想或理想的革命诗人,很可有碰死在自己所讴歌希望的现实上的运命;而现实的革命倘不粉碎了这类诗人的幻想或理想,则这革命也还是布告上的空谈。但叶遂宁和梭波里是未可厚非的,他们先后给自己唱了挽歌,他们有真实。他们以自己的沉没,证明着革命的前行。他们到底并不是旁观者。
  但我初到广州的时候,有时确也感到一点小康。前几年在北方,常常看见迫压党人,看见捕杀青年,到那里可都看不见了。后来才悟到这不过是“奉旨革命”的现象,然而在梦中时是委实有些舒服的。假使我早做了《在钟楼上》,文字也许不如此。无奈已经到了现在,又经过目睹“打倒反革命”的事实,纯然的那时的心情,实在无从追蹑了。现在就只好是这样罢。
  〔1〕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七日上海《语丝》第四卷第一期。
  〔2〕 柏生 即孙伏园(1894—1966),浙江绍兴人,曾任北京《晨报副刊》、《京报副刊》、《语丝》的编辑。当时在厦门大学工作。
  〔3〕 爱而 指李遇安,《语丝》、《莽原》的投稿者。一九二六年为广州中山大学职员,不久离去。
  〔4〕 K委员 指顾孟余,国民党政客。当时任中山大学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5〕 勃洛克(AAAANFKO,1880—1921) 苏联诗人。《十二个》是他一九一八年创作的反映十月革命的长诗。这里的引语,原出娜杰日达。帕夫洛维奇的《回忆勃洛克》(见《凤凰。文艺。科学与哲学论文集》第一集,一九二二年莫斯科篝火出版社出版)。
  〔6〕 “感慨系之矣” 语见晋代王羲之《兰亭集序》。
  〔7〕 尸一 即梁式,广东台山人,当时广州《国民新闻》副刊《新时代》的编辑,抗日战争时期堕落为汉奸。这里的引文,见他所作的《鲁迅先生在茶楼上》。
  〔8〕 太炎先生 章炳麟(18叮埂保梗常叮盘祝憬嗪既耍迥└锩?家、学者。作者留学日本时曾听他讲授《说文解字》。《新方言》是章太炎关于语言文字的著作之一,共十一卷,书末附有《岭外三州语》一卷,现收入《章氏丛书》。“其州在尾上”,原语出《山海空。北山经》;章太炎对于“州”字的解释,见《新方言。释形体》。
  〔9〕 指《庆祝沪宁克服的那一边》,载一九二七年五月五日《国民新闻》副刊《新出路》,现收入《集外集拾遗补编》。
  〔10〕 大乘佛教 公元一、二世纪间形成的佛教宗派。大乘是对小乘而言。小乘佛教主张“自我解脱”,要求苦行修炼;大乘佛教则主张“救度一切众生”,强调尽人皆可成佛,一切修行应以利他为主。
  〔11〕 居士 这里指在家修行的佛教徒。
  〔12〕 三廉 形似杨桃而略大的水果。
  〔13〕纸冠高长虹在《狂飙》第五期(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七日)《1925北京
  出版界形势指掌图》中,攻击鲁迅说:“直到实际的反抗者从哭声中被迫出校后……鲁迅遂戴其纸糊的权威者的假冠入于身心交病之状况矣!”
  〔14〕 “饱食终日,无所用心” 语见《论语。阳货》。
  〔15〕 “群居终日,言不及义” 语见《论语。卫灵公》。
  〔16〕 “一手奠定中国的文坛” 这是新月书店吹嘘徐志摩的话。
  一九二七年春该店创办时,在《开幕纪念刊》的“第一批出版新书预告”中,介绍徐志摩的诗,说他“一只手奠定了一个文坛的基础”。
  〔17〕 宋云彬(1897—1979) 浙江海宁人,作家。当时任《黄埔日报》编辑。
  〔18〕 拉狄克(KANAPIQGO,1885—?) 苏联政论家。早年曾参加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一九三七年以“阴谋颠覆苏联”罪受审。他写的《无家可归的艺术家》,刘一声译,载《中国青年》第六卷第二十、二十一期合刊(一九二六年十二月)。
  〔19〕 叶遂宁(CAAARSGJTJ,1895—1925) 通译叶赛宁,苏联诗人。
  他以描写宗法制度下农村田园生活的抒情诗著称,作品多流露忧郁情调,曾参加资产阶级意象派文学团体。十月革命时向往革命,写过一些赞扬革命的诗如《苏维埃俄罗斯》等,但革命后陷入苦闷,终于自杀。
  〔20〕 梭波里(AAUKVKFW,1888—1926) 苏联“同路人”作家。
  他在十月革命后曾经接近革命,但终因不满于当时现实而自杀。
  辞顾颉刚教授令“候审”〔1〕
                   来信
                 鲁迅先生:
  顷发一挂号信,以未悉先生住址,由中山大学转奉,嗣恐先生未能接到,特探得尊寓所在,另钞一分奉览。
  敬请大安。
  颉刚敬上。十六,七,廿四。
                   钞件
                 鲁迅先生:
  颉刚不知以何事开罪于先生,使先生对于颉刚竟作如此强烈之攻击,未即承教,良用耿耿。前日见汉口《中央日报副刊》上,先生及谢玉生先生通信,始悉先生等所以反对颉刚者,盖欲伸党国大义,而颉刚所作之罪恶直为天地所不容,无任惶骇。诚恐此中是非,非笔墨口舌所可明了,拟于九月中回粤后提起诉讼,听候法律解决。如颉刚确有反革命之事实,虽受死刑,亦所甘心,否则先生等自当负发言之责任。务请先生及谢先生暂勿离粤,以俟开审,不胜感盼。
  敬请大安,谢先生处并候。
              中华民国十六年七月廿四日
                   回信
                 颉刚先生:
  来函谨悉,甚至于吓得绝倒矣。先生在杭盖已闻仆于八月中须离广州之讯,于是顿生妙计,命以难题。如命,则仆尚须提空囊赁屋买米,作穷打算,恭候偏何来迟,提起诉讼。
  不如命,则先生可指我为畏罪而逃也;而况加以照例之一传十,十传百乎哉?但我意早决,八月中仍当行,九月已在沪。
  江浙俱属党国所治,法律当与粤不异,且先生尚未启行,无须特别函挽听审,良不如请即就近在浙起诉,尔时仆必到杭,以负应负之责。倘其典书卖裤,居此生活费綦昂之广州,以俟月余后或将提起之诉讼,天下那易有如此十足笨伯哉!《中央日报副刊》未见;谢君〔2〕处恕不代达,此种小傀儡,可不做则不做而已,无他秘计也。此复,顺请著安!
  鲁迅。
  〔1〕 本篇在收入本书前未在报刊上发表过。
  顾颉刚,江苏吴县人,历史学家。一九二六年与作者同在厦门大学任教,一九二七年作者到广州不久,他也往中山大学任教,这年暑假去杭州为学校购书。
 一九二七年五月十一日汉口《中央日报》副刊第四十八号发表编者孙伏园的《鲁迅先生
  脱离广东中大》一文,其中引用谢玉生和鲁迅给编者的两封信。谢玉生信中说:“迅师本月二十号,已将中大所任各职,完全辞卸矣。中大校务委员会及学生方面,现正积极挽留,但迅师去志已坚,实无挽留之可能了。迅师此次辞职之原因,就是因顾颉刚忽然本月十八日由厦来中大担任教授的原故。顾来迅师所以要去职者,即是表示与顾不合作的意思。原顾去岁在厦大造作谣言,诬蔑迅师;迄厦大风潮发生之后,顾又背叛林语堂先生,甘为林文庆之谋臣,伙同张星YR、张颐、黄开宗等主张开除学生,以致此项学生,至今流离失所;这是迅师极伤心的事。”鲁迅信中说:“我真想不到,在厦门那么反对民党辜媸糠叻叩墓蓑「眨?竟到这里来做教授了,那么,这里的情形,难免要变成厦大,硬直者逐,改革者开除。而且据我看来,或者会比不上厦大,这是我所得的感觉。我已于上星期四辞去一切职务,脱离中大了。”
  〔2〕 谢君 谢玉生,湖南耒阳人,作者在厦门大学和中山大学任教时的学生。
                匪笔三篇〔1〕
  今之“正人君子”,论事有时喜欢讲“动机”〔2〕。案动机,我自己知道,绍介这三篇文章是未免有些有伤忠厚的。旅资将尽,非逐食不可了,许多人已知道我将于八月中走出广州。
  七月末就收到了一封所谓“学者”的信,说我的文字得罪了他,“拟于九月中回粤后提起诉讼,听候法律解决”。且叫我“暂勿离粤,以俟开审”。命令被告枵腹恭候于异地,以俟自己雍容布置,慢慢开审,真是霸道得可观。第二天偶在报纸上看见飞天虎寄亚妙信,有“提防剑仔〔3〕”的话,不知怎地忽而欣然独笑,还想到别的两篇东西,要执绍介之劳了。这种拉扯牵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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