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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博书院_孔庆东-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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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添加的音乐《金色的炉台》引起了水平比较高的争论,这本身就说明了乐曲的魅力。争论的目的不在于争个对错高低,而是通过争论理清自己的思想,吸取别人的智慧。不过这么好的东西不能天天听,春节后我换个下里巴人的吧。

    我的音乐素养很低,连五线谱都识不全,也买不起钢琴古琴流感禽,不过是个喜欢而已。平时听点巴赫舒曼舒伯特啊,贝多芬莫扎特瓦格纳啊,没事就唱点京剧评剧豫剧粤剧黄梅戏,搭配些革命歌曲流行歌曲真民谣假民乐什么的。瞿小松在《读书》上有篇文章,说游遍了西方音乐的海洋后,才知道中国音乐是真正的音乐。这话我不敢贸然赞同,但我知道他要纠正的是什么。我面对面听过当今古琴第一大师李祥霆先生的演奏,他请我们当场命题,我说了个“逍遥游”,李老师略作沉思,一段奇妙的乐曲便翱翔在大厅里。李祥霆说:再高雅的音乐也要能够打动人,否则就是装神弄鬼。我说,我不懂音乐,但我们学术界确实是装神弄鬼的家伙越来越多了。

    今天读了“百家讲坛”系列丛书《品读水浒》,里面的九讲都还可以,最喜欢周先慎讲的林冲。我大学本科时古代文学史的最后一段就是周先慎讲的,扎实,过瘾。我当中学老师时也非常喜欢讲他的《简笔与繁笔》。还读了一点南开大学出版社的《水浒传资料汇编》。又读了一遍法国圣埃克苏佩里的《小王子》,我喜欢童心的作品。翻阅了信恒的文集《我是庄酷四十四》,信恒旁听过我的课,他说话有生理障碍,我鼓励他的写作,也帮他推荐过。北大很多旁听生都比正式学生有出息。有的北大学生逃课、作弊、撒谎,有的不懂装懂,到社会上骗人。昨天发现两份抄袭的作业,一律给了0分,我最痛恨无偿占有他人劳动的行径。

    另读了毛泽东1949年10月20日派王稼祥担任驻苏联首任大使给斯大林的介绍信。开头就写“斯大林同志:兹介绍王稼祥同志给你……”结尾写“致以同志的敬礼!”简洁明快,大方得体,没有丝毫奴颜媚骨和半句恭维客套,也没有倨恭傲慢的自大无礼,真是大国气象,渊停岳滞。历代中国帝王哪个能比,真值得现在的外交人员认真学习。不过,斯大林看了肯定心中不快,后来的赫鲁晓夫就更是掩藏不住对中国的气愤。苏联一直憋着想收拾中国(我小时候黑龙江人人练武、年年备战),可后来反被中国联合美国给收拾了。毛泽东、尼克松那代政治伟人真是摆弄地球如摆弄地球仪一般,谈笑间樯灰橹烟。

    鸡零狗碎的双子年,上半场就要结束了。三天后俺再来时,就是下半场了。明年有的人会多管闲事,有的人会看人比较低,有的人会假装吐出象牙,这是需要提前告诉朋友们警惕的。这几天还来看我博客的朋友,祝你们春节愉快!那天听术术妹子说,新浪的许多工作人员喜欢看我的博客解闷,那我特此向值班的弟弟妹妹问候了。

    我们都是凡夫俗子,在这险恶的时代浪潮里,有时不得不拿出点庸俗和野蛮来保护自己的生存。但在我们的心底,都永远呵护着那份稚嫩而坚强的真和善。即使被时代的浪潮摧残得鸡零狗碎,那也可以借用一句著名的诗说:敲碎了,我片片都是忠诚!

    唵吗呢吧咪哄!



 今晚七点去凤凰卫视

    今晚七点我在凤凰卫视的直播节目中说几句关于安全问题的闲话。一会就出发了。过客先生看我这里不顺眼,这是他的自由,他的批评也没有使用不文明的语言。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吧。昨天加上的音乐引起很多评论,有人感动,有人不喜欢。从纯艺术的角度说,这是新中国音乐的经典之作,是先锋艺术与中国人民命运结合的辉煌精品,现在的艺术家创作不出来的。即使不考虑其历史背景,有音乐慧根的人也自然会被打动的。

    不过,饺子不能天天吃。文革的艺术虽然好,但是天天让人民听,人民就烦了,一气之下就改吃麦当劳了,管他垃圾食品不垃圾食品呢。等我有空时,换点通俗的。鲁迅先生说:“博客须时时更新。博的人多了,便都成了客。”信哉!



 夜色阑珊

    今天又很晚了,刚从凤凰卫视回来。今晚是到“一虎一席谈”节目做嘉宾,辩论属相跟命运有没有关系。我认为没有科学关系,这只是一种心理抚慰,是当前休闲文化所需要的“锦上添花”。

    有朋友问我首页的设置问题,我也不懂,是新浪的朋友帮助我弄的。包括今天增加的音乐,这是我非常喜欢的一首曲子,从里面可以听到我金色的童年。谁说我小时候的时代是黑暗的时代?那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人民当家作主的时代!终有一天,被颠倒的历史还要被颠倒回来,那些在矿井下屈死的冤魂会合上他们愤怒的双眼。

    话又说多了,真话是不得人心的,中国人并不喜欢鲁迅。还是假装幽默吧。在这如泣如诉的夜晚,无数的街灯,努力睁大着迷茫的眼。善哉,善哉!



 啊,平型关

    06年1月24日星期二阴

    早上拥被读罢了《社会科学论坛》今年第一期上北大历史系杨奎松教授四万多字的长文《关于平型关战斗的史实重建问题》,很有收获。

    平型关战斗是我关注的战史问题之一,林彪也是我所认为的古往今来最伟大的军事家之一。但是对平型关战斗的叙述历来材料庞杂,数字混乱。杨文能够超越国共日三方的立场,客观地从材料对比中努力推断出历史真相,一时解决不了的就存疑,非常可贵。以前我们因政治需要,夸大了战果,而近年来又在逆反心理作用下,贬低共产党的功绩,夸大国民党的威力,实际上还是政治思维——不过是反革命政治思维罢了。不论如何,平型关战斗是抗战以后中国的第一个大胜仗,打出了军威党威,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日信心,其历史意义是不能否认的。杨文的结论跟我自己业余研究的判断基本相符,只是作者过于依靠史料和一般性的“规律”,推理过分谨慎。对军事似乎不太内行,导致细节上有点问题。例如“根据战场一般的伤亡比例,死伤之比为1:3,故3000人伤亡,死亡一般应在千人左右。”这分明是既僵化又错误的推断。1000:(3000-1000)怎么是1:3呢?况且不同的战斗局面,结果也不同,如是不是歼灭战,火器程度,顽强程度如何等,都影响伤亡比的。国民党军队大部分可以俘虏,而日军多数顽抗到底,最后还要学习狼牙山五壮士,砸毁武器再自杀殉国,这些因素恐怕都是必须考虑的。

    现在根据诸多研究成果,可以明确的是,平型关战斗本来是第二战区配合正面战场作战的一次军事行动,林彪等指挥官根据形势变化,准确捕捉了战机,果断决定以主力部队打一次歼灭战。为配合伏击,同时进行了阻击战,这是典型的“林彪玄冥掌”。具体投入了哪几个团,目前说法不一,但基本是老红军的家底,八路军的精兵。大约一共使用了杨得志、杨勇的部队3000多人,占林彪的115师的约四分之一。被歼日军主要是坂垣师团的辎重部队和赶来援救的部分战斗部队,其中可能有韩国兵和中国役夫,另外还有些伤愈的伤兵。辎重部队不等于一般的“后勤人员”,其警卫部队也是具有较强的战斗力的。台湾学者强调辎重部队为“非战斗部队”,用词大体不错,但其实别有用心。一般的“非战斗部队”能够在被团团包围、穿插分割的情况下迅速组成战斗小组,还能集中火力反冲锋、占领老爷庙制高点吗?“非战斗部队”的士兵能够拼刺刀时一个人对付几个八路军吗?

    日军入伏部队大体分两处被歼,具体地点仍有待进一步实地考察。歼灭日军人数既不是曾经宣传的几千甚至上万人,也不是台湾学者极力贬抑的不足200人。杨文非常保守地认为是四五百人,但我仍然认为应该大约千人。八路军死伤约400人——后来为了申报抚恤,上报蒋介石是600人甚至更为夸大。以精锐之师,打的是伏击战,最英明的将领指挥,对方又非主力战斗部队,猝不及防,没什么重武器,虽然八路军装备更差,弹药不足,又是第一次跟日本人干,但还不至于双方伤亡比只有1:1吧。杨文说此后八路军打日军的伤亡比都远高于此,这也是不准确的。例如著名的宋庄战斗,八路军的两个连依托村落工事血战16小时,打得两千日军几乎精神崩溃,坂木旅团长以下官兵600余人被打死,300余人负伤,伪军伤亡约200人,合计敌方伤亡超过1200人(另一说为860人)。而八路军阵亡32人(突围时9人),负伤41人(突围时14人),总计73人(包括4名连级干部)。所以说平型关战斗消灭千把日军是不必再自我压抑的。按最保守的数字,仅辎重队一处战场,光汽车就烧毁约70辆,还有约70辆马车,就算是普通商队,每辆车上至少还得有两三个人吧(按当时日军编制,每车至少7人),难道说3000多八路军的精英打了大半个白天,就消灭了这点日本的司机和车把式,自己竟然伤亡了400多,那日本鬼子也太神了,那四渡赤水、突破乌江、强渡大渡河、巧渡金沙江、飞跃腊子口那些仗都是怎么打的啊?

    以前说平型关战斗国民党军队袖手旁观,这是不准确的。因为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命令八路军配合国军,而国军在正面战场打得又笨又惨,根本抽不出手来帮助八路军。15万国军对3万日军,8天的时间,国军损失4万,日军仅损失3千(包括平型关的损失)。国共双方当时是有意配合,但力不从心,加上情报不灵通。林彪与增援日军形成对峙时,苦等国军不到,只好撤出战斗,并打电报发牢骚。而国军赶到太晚,反被日军大举围攻,平型关最终仍然陷落。今天指责国民党不抗战或者共产党总打游击战都是不近人情的,主要还是国家太弱了,军事太弱了,宁死不投降就已经是好样的了。我父亲是山东的老八路,他说拼刺刀三个八路军才能干掉一个日本鬼子,我小时候还以为他是个孬种呢,后来看了彭德怀的文章,才知道是真的。直到抗战末期,也要一个半八路军才能对付一个日军。至于国民党的军队,多是抓来的壮丁,简单训练一下就送去当炮灰,七八个打不过人家一个,就更不难理解了。

    平型关战斗缴获枪支原来宣传1000多,现在能够核实的只有100多。所有军队都会根据需要夸大或者缩小战果,这是政治需要,不必指责。研究者要做的是从中发现问题。缴获枪支少,一是因为辎重部队枪支本来就少,日军一个2万2千人的机械化师团,步枪大约5千支,辎重部队的步枪比例肯定更小。二是日军陷入绝境后,从容砸毁了许多武器,其“英雄气概”一点不比咱们差。三是八路军太穷了,一些官兵“缴获的胜利品不登记,打埋伏”(685团平型关战斗详报),没有统计上来。当时很多官兵大发洋财,都自己换上了日军的行头,林彪也披着一件日本军大衣露出了难得的笑容,结果乐极生悲,被阎锡山的士兵误认为鬼子,一枪打中了内脏(民间传说是打中了那话儿,从此不能跟叶群同志那个了)。我还看过这样的故事:民兵误认缴获的日军骨灰盒是罐头,打开就吃,呛得直吐。林彪后来治军极严,违反纪律的严惩不贷。一个营长跟女房东自愿相好,全村老乡给求情,结果还是拉出去毙了(按理说这是“拥军爱民”的典型啊),所以四野才出了那么多英雄,成为模范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铁军。

    杨奎松教授指出战史研究中存在着互相抄袭、生吞活剥的现象,我深有同感。战史研究者必须具备相当高的综合素质,不仅要懂一般的历史,还要懂一些军事、政治、心理、语言、文学、社会、地理。既不能轻信非第一手材料,也不能轻信所谓“第一手”材料。所有的回忆都存在着主观性,对战争的回忆更是不可避免地搀杂着感情。在严守史料的同时,必须穿透史料,把握历史的“本质真实”。

    学术研究,往往是在资料不够完整的情况下进行的。在学术研究上,有时候应该向军事家学习,军事家就是在资讯不完整的条件下,借助经验、智慧和勇气,力求做出准确的判断,并随时调整部署,不为面子,不守教条,不固执己见,一切为了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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