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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拉图说：“给不确定者以限定。”然而，“限定就是否定”（斯宾诺莎）。这意味着，规定什么人进，同时就表明拒绝另一些人进：限定即否定。
门就是限定，这限定又是否定。如果完全隔断，不许任何人进入，那就无须这门的存在。同样，如果完全开通，任人进出，毫无限制，那同样无须门。一切门都是“龙门”，“鲤鱼跃龙门”。故，门是限定中的否定。门的肯定是在否定中或通过否定建立起来的。
有了门，就有了守门人。守门的人既是为进门的人而存在，也为不许进门的人而存在。守门人不仅会说“请”，也会说“不”。“请”和“不”是守门人自身存在的意义。
锁是存在与虚无的双重展示：锁的存在表明屋内有人居住，而非废弃的屋房（存在）。然而，门加锁又表明主人的“不在”（虚无）。锁是有与无、存在与虚无的双重证明。锁是对不持钥匙者的拒绝，又是对持钥匙者的准许。锁是拒绝与迎请的双重表示。
卡夫卡描绘了一位K先生（大概是他自己）的处境：他无辜被捕。他想为自己申诉，然而却不得法门而入。这是对现代人的生存状态的描绘。K想进城堡，终不得其门而入。现代人的生存状况是：走过一道门，又一道门，至死走不完该走的门子。这叫做“办事难，难于上青天”。门多了，并不是好事。
西方欧美国家很少有院落，因而门户比中国少。笔者没有机会享受公款出国，但也注意到，国外政府机构并不深闭固拒在豪门大院之中——严格说来，他们有政无“府”。他们的政府也并不那么门禁森严，好像普通百姓也可以到白宫前草坪上闲坐、示威、看热闹。笔者注意到，外国的“书院”（学校）其实也没有“院”。因为没有墙，所以也就没有门。没有拥挤不堪、打破头脑的“前门”，当然也就没有“后门”。没有门，也就没有门第高下之分（无所谓重点学校与非重点学校之分），正如婚姻无所谓“门当户对”一样。孩子上学，也无所谓“跳龙门”、“跳门坎”、“改换门庭”之说，学生也不挑选什么“名门望族”学校。外国的学校没有围墙，内外无别，界限不清，四通八达。一个人享受自由越多，便越懂得自我约束，便越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如果“为人进出的门紧锁着”，而“为狗爬出的洞敞开着”，则人的尊严扫地，鼠窃狗偷便在所难免。
我所在的山西大学一度门内有门，墙内有墙，院中有院。后来一夜之间拆除栅栏，花园、草地、操场、宿舍区没有院墙，四通八达，行人们有被尊重、被信任的感觉。行人不攀墙越栏，自尊得很。可见，门不可无，也不可多，门多便是无门，无门反倒有门。
物质的、有形的门，实际上是无形的、精神的状态的一种形象。相比之下，咱们中国的学校校门比较阔气、宏伟，门卫制度也严格，国外的学校则是开放式的：没有门卫把守，没有院墙，可以自由进出。外国的大学生可以自由听课。外边的人进学校很容易，里面的学生出去也很容易。同咱们中国相比，外国学校的纪律似乎也比较松弛，学生比较自由——但这并不表示他们的学校培养不出“人才”。
我们大学的门户是越来越多。“政出多门”，似乎连我们大学的师生也是“人出多门”。大院套中院，中院套小院。公园、博物院增门加哨，为的是“收费”。大学门禁层层，似乎是“强化治安”。然而门从来都是“防君子不防小人”，结果给教师、学生带来诸多不便。假如遇着盗匪，“老鼠过街，人人喊打”，飞盗神偷逾墙而逃，群众半天还找不到追击的“门”，眼睁睁地看着“大侠”们逃逸而去。某高校失火，呼啸的消防车东奔西突，“不得其门而入”，眼看火势冲天，无计可施，望火兴叹。近闻城市大公园拆除围墙，原来的大门便形同虚设。公园没了门，成了真正的“公众花园”。我感到甚好！门是人类的发明，有利于人类，但门反过来成了人的主人，人反异化为门的奴隶，这不好。
我们从有关门的古代汉语中发现许多有着浓烈封建色彩的词汇，是因为汉语中包含“门”的词汇比外语（如英语）要多得多。汉语中的“门”已经成为一种文化象征，其蕴含特别丰富。我们在英语词典中找不到与汉语“门”相应的词汇。不过我们不得不承认，在汉语中，“门”被赋予过多的文化、政治、伦理含义。如“门当户对”比喻社会地位相当，“门无杂宾”比喻交友谨慎，这在西方是没有的。这里，咱们中国人讲究阶级、地位、身份、财富的旧习历历可见。
古代人维护部落公有财产或私有财产的办法很简单：学习野兽的办法，划地为界，越界即为侵犯。他们从自己的始祖——野兽那里学会这种简单的“圈定领地”、分而治之的办法：野兽们蹓跶一圈，或撒泡尿，凭着气味就宣告自己的“领土主权”。那时并没有什么围墙和“防盗门”。后来，这种无形的界限就不再起作用。人类越文明，便越野蛮，越不讲理，于是有了“柴扉”、“柴门”。这足以起到防盗作用，因而也就是古代的“防盗门”，在当时已经是很“先进”的了。它宣示“内外有别”、“非请莫入”。
随着“文明”的发展，盗匪出没无常，“擅入民宅者”越来越多，于是有了木门和最初的锁。门锁一路演进，进到我们这个时代，有了各种各样“科技含量”很高的精致的防盗门和高级锁。锁的演进使人同外部隔离越深：从小锁头到碰锁，然后是双重保险、三保险、防撬锁。最高明的发展是“猫眼”（而不是“狗眼”），把人看得是面目全非了。防盗门起先是栅栏式，后变成留下巴掌大的窗口的“高级防盗”。主人成了栅栏中的猴子，这叫做作茧自缚。然而防盗门所起的作用同几千年以前以及几十年以前的“柴扉”一样，不过是防范、警示，但同样也难以招架手法高超的大盗贼。在这一点上，锁头的演进其实是零，门锁毫无“进步”可言。
技术高超的大盗促进了锁的进化，精美绝伦的锁同样也造就了才智出众、手段好生了得的盗贼。制锁与盗术，这二者同样都是人的智慧、智力、知识、技巧的进化。谁说飞檐走壁的“梁上君子”们是低智商呢？君不见，伪造假钞票、假发票，冒充中央电视台记者和高干子弟勾引少女失身者，其智力远在大学教授之上！
因而我很怀疑“防盗门”的发明是否应该得到专利。打从远古时代起，门本来就是“防盗”的。如果农村的木板门和原始旧式铁锁不能起到“防盗”作用，那么金属“防盗门”就不过是自欺欺人。
近闻江洋大盗“飞将军自天而入”，始知楼窗防护栏也是“防君子不防小人”，有着神功绝技的盗贼们可以攀墙越窗入户，四五层楼房不在话下。又闻盗贼专偷防盗门厚重精致的人家，有意“叫板”。所以我对这多围墙、这多门槛渐渐失去信心。
门的积极作用有限，而消极作用则害莫大焉。门本来可以予人方便， 自己方便，但门常常也不是带来方便，而是带来麻烦。贼寇无视门的存在，再高再多再坚固再精致的门也是枉然。门的建造者若把门作为坚壁清野、束缚手脚、夜郎自大的工具，则门的负作用难以克服。门可以使人走向世界，也可以使人闭关自守、自成一统、称王称霸，无视外部世界和声音的存在，封锁异己者的意见，宣布门内的一切皆“家事”，他人无权置喙。门可以抵挡外部新鲜空气，使自己变聋变瞎，对世事茫然无知——当然，聪明的法子是从门缝看世界，给国人以关于外部世界的扭曲的知识。关起门来打孩子，门内的一切“关卿底事”，这是“门墙极高”的封建中国的规矩。
门的作用无非是行与禁。行是放行、通行，禁是禁止、阻挡。比如，北京故宫又叫紫禁城（Forbidden City），各个城门都有定制和名堂，不同身份的人进出必须各行其门，不得僭越。这类门的主要作用其实是防堵、防范，百姓难以进入。宽阔的大门同时也禁卫森严，不可擅入 因而现代社会的门的功能更多的是阻止、设限、关卡。
我们看到有的单位建造了宏伟的大楼，有的楼门门卫很严肃，只许领导和机关人员进出，学生得另走边门。都什么时代了，还搞尊卑有别？我觉得这下门就异化了，门的通行的功能变得狭窄了。
卡的目的是“索要”。某些政府机构的刁难、拖延、推托，目的是为了表明自己的权力的存在，索取“贡”物。这与车匪路霸者流设卡拦车收费异曲同工。政府机构被称为部“门”，或曰“衙门”，“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要害是部门太多，多得“邪门”。
我们许多政府部“门”、机关单位，成了少数发财致富的人的通衢大道。他们喜欢高门大院，政出多“门”。行政干预过多，大大妨碍经济、文化、教育、学术的发展。人为设置部门，加高门坎，增加手续，并非为了防“小人”，反倒是防“君子”。诚可谓“亲佞臣、远君子”也。政府部门往往御人于“国门”之外，使壮士扼腕，英雄流泪。外商申请一个项目，要盖几十个公章，进几十道“门”。多少简便易行的事，却因“不得其门而入”，徒唤奈何。
我们生活中那些多如牛毛的政策、法令、制度、条条框框，不是要予人方便，调动人的积极性，反倒如同“朱门”，“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天下衙门朝钱开”。每过一道门，都要留下“买路钱”。守门者把“山门”作为牟利工具。对门的垄断，造成守门人的腐败、贪婪。门成为社会的腐化剂。门的演化史，就成了门的异化史。
对于某些有“门子”的人来说，这些门当然都是“方便之门”。出国、进修、提干、获奖、开会（旅游）、上学、经商、炒股、分房，部门首长可以为自己的配偶、子女鸣锣开道。不少地方“学术评奖”中的“申请人”、“评委”、“获奖人”三位一体，自评自奖，一点儿也不回避。国家科研项目的课题，从设立、申请到评定，都是少数人一身兼数任。出版社或报刊编辑互相发表文章，或给朋友、妻子发文章。这些门都是给自己开的。
改革的基本精神是简政放权、精简机构，给下级更多的自主权，让他们“自立门户”。然而，有些政府部门偏偏事无巨细、一手遮天。诸如教师职称的评定，博士站点及博导硕导的聘任，学术成果的评定、奖励，技术考核、文坛大赛、产品鉴定之类纯粹业务性工作，也由政府部门统揽包办。此外如上岗证、资格证，都成为政府敛财的法门。一所中学的教师最多有二十种“证书”。政府每设立一个名目的证书，都意味着一道必经之“门”。政府的权力在此得以体现。名目繁多的手续成为“卡”人的关口，成了现代的“卡门”。
门的异化意味着对门的滥用。有门路的人畅行其道，该办事的人却“摸不着门”，门失去了正常功能。现代“卡门”应当被拆除。对这样的门，应当“破门而入”，或“破门而出”。我们的立法，当然应当对把守门径的人作出些规定，切不可让有些人一身而兼守门人与进门人二任。
门的正常功能是通行，一旦门阻碍了通行，门就失去了其一半功能。门不应当成为特权者的护身符，似乎守门人可以根据好恶决定行与禁。门的开与闭，似乎应当依法而行。少数人操纵门钥的时代，应当成为历史。
门本来是保护自己的。它是文明社会的标志，有许多事情需要单个的人闭门沉思，吾日三省吾身，才能有所心得。然而封闭社会的特征是：一面阻挡外部世界的阳光，一面却无休止地干涉个人心灵自由，轻易越过个人心灵的门坎。在一个个人心灵被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的社会里，个人毫无物质的和精神的私产可言，个人的门户被轻易撞开，“狠斗私字一闪念”，“亮私不怕丑”。有许多事情只能藏在心间。心灵的门窗有时必须紧闭。人应当在安静、闲暇中享受自由的乐趣，保守自己的隐私。这已成为当代人的共识。
另一方面，我们公共的社会事业又应当是开放式的。我们中华民族喜欢在生活中设置一道一道的门坎——不是私人事务的门，而乃国家、社稷、家族、单位的闭塞之门。我们中国人喜欢在嘴上安一个门，并且上锁，同一幢楼的人“老死不相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