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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米扬，海拔二千五百九十米的河谷之城，公元五世纪即见诸中国史籍。这座城市因其高耸的两尊大佛和山崖上无数的石窟造像群而伟大。中亚地区佛教文化的连续性，集中体现在巴米扬峡谷的佛寺和石窟群上，这种连续性从未因历史动乱而中断。“（巴米扬）王城东北阿，有立佛石像，高四五百尺。金色晃耀，宝饰灿烂。东有伽蓝，此先王之所建也。伽蓝东有鍮石释迦佛立像，高百余尺，分身别铸，总合成立。城东十二三里伽蓝中，有佛入涅像，长千余尺。”（《大唐西域记》）这就是大唐高僧玄奘亲眼所见巴米扬大佛时发出的感叹。公元629年（唐贞观三年），唐僧玄奘从长安出发赴天竺取经求法。他去时走北路，绕戈壁沙漠，经塔什干和撒马尔罕，向南出开伯尔山口和白沙瓦，进入印度；归途走南道，由阿富汗翻越帕米尔高原，到喀什噶尔，再沿昆仑山东行。玄奘一路艰辛，往返五万里，历时十七年，往返途中先后到过今阿富汗的巴达赫尚、巴尔赫、巴米扬和喀布尔诸省。玄奘对阿富汗地区风物人文的细致观察，详尽记录在《大唐西域记》中，此书可谓一部公元七世纪中亚、南亚历史、地理、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众多辉煌精美的佛像、寺庙、佛塔，尤其是巴米扬的宝藏，使玄奘大开眼界，艳羡赞叹不已。玄奘见到的东大佛高三十五米，为公元二世纪所造，两边的石窟雕塑为纯粹犍陀罗风格，约成于公元三至四世纪；西大佛为三至五世纪所造，比前者高出十八米，壁龛中的装饰画，则是典型的犍陀罗晚期作品。犍陀罗在今巴基斯坦北部和阿富汗东部，公元一至七世纪这里成为东西文化枢纽，其精华为佛教造型艺术。历经希腊帝国、孔雀王朝、罗马帝国、贵霜王朝的历史洗礼和东西文化的雨露滋润，犍陀罗艺术叶茂根深，傲视人类文明史。为记述佛教的传说，艺术家们从希腊罗马艺术中借取了许多图样与技法，他们甚至把希腊罗马神话的人物形象直接糅入佛教故事题材中。舒卷的葡萄草纹，头戴花圈的小天使，半人半鱼的海神，半人半马的神怪，和放在拱顶壁龛中的雕像等，以致于史家认为，这些作品直接出于漫游至此的希腊云游艺术家之手。犍陀罗艺术尤以雕刻精致著称。雕像设有围栏，深浅各异的佛像多是着色镀金的，富于叙事性，用以装饰佛塔和寺庙建筑。它们对佛教艺术的永久性贡献，在于把佛教故事雕塑成为视觉艺术作品，得以传之久远。
2001年2月26日，阿富汗塔利班政权藉口独尊伊斯兰教，下令摧毁全国所有偶像，包括巴米扬大佛。3月11日，两座大佛被全部炸毁，昔日唐僧玄奘所见美仑美奂、绚丽灿烂的艺术宝藏，悉数荡然。消息传来，世界震颤，一切善良人们的心灵受到极大创伤。是夜，笔者悚然，久不能寐，惟一涌上心头之念即是：塔利班气数已尽。果然，2001年9月11日，纽约双子塔楼被摧毁，塔利班也因此走上万劫不复之路。从两尊大佛—两座大楼的被毁到塔利班的自取灭亡，笔者似乎捕捉到了蕴涵其间的某种隐喻与象征，佛所主张的因果轮回说跃然眼前。面对愤怒的世界舆论，毁佛者做出种种强辩，首要者即为伊斯兰教反偶像说。翻检历史，偶像崇拜问题，在异教之间乃至各宗教内部，歧见辩论不绝于书，甚至兵戎相见。崇拜偶像与否，各教自有其理，造像也罢，毁像也罢，本无可厚非。其实，人类文明的本质属性之中，即包含有偶像崇拜的历史渴望，造像与毁像仅只是这种渴望激发出的爱之也深、恨之也切的历史冲动而已。从北魏、北周到晚唐，中国历史上又何尝缺少大规模造佛和灭佛的记录。及至中国近代，太平天国砸孔教，义和团灭洋教，“文革”更是堪称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有组织的摧毁历史遗产运动——不仅从器物上（举凡一切有形之物），而且从人的思想上（举凡一切无形之思），那既是一次空前的毁灭偶像运动，又是一次空前的造神运动，一时间，全中国矗立起数以百万计的偶像，全社会发行了几十亿枚像章，顶礼膜拜成为每日功课，坊间更时时传出民众或将像章别挂于肉体上的故事，人类毁像造像交加的历史激越之情可见一斑。其实，历史上每次毁像往往都是为了造新神（包括心目中的偶像），新神一旦造就，最终还将被毁弃，为更新的偶像所取代。与外国不同，只要稍加细究即可察知，中国文化从本质上是不见容于偶像崇拜的。中国封建社会出现大规模造神与偶像崇拜运动，大多与统治者的政治需求有关，而很少是出于宗教原由。中国人用天人合一的道理即可从容解释皇权极端的政治现实，哪里还需要烦劳宗教的帮助。这又是闲话。
就偶像崇拜而言，伊斯兰教也许是个例外。其从创教之日起便反对偶像崇拜，《古兰经》中对此也是明确规训的。这大概是因为伊斯兰教创教较晚，得以吸取其他宗教的得失教训。公元七世纪，伊斯兰教的产生和阿拉伯统一国家的崛起，是世界历史上的一件大事。阿拉伯军队和伊斯兰教，是在剿灭伊朗萨珊王朝的过程中到达阿富汗的，它们在阿富汗遇到了长久的顽强抵抗。先于武力征服了阿富汗的，是阿拉伯语文和伊斯兰教，伊斯兰教义甚而成为阿富汗人反抗阿拉伯统治的精神武器，而共同的语文和宗教，则有利于阿富汗国家的统一。阿拉伯人的东侵，与正值盛世的大唐撞了个满怀，遂有公元751年（天宝十年）唐朝大将高仙芝与大食（其时中国人对阿拉伯的称谓）在怛罗斯（今哈萨克斯坦境内）的决战。此役唐军大败，毙伤无数，被俘者万数，从此葱岭以西尽属伊斯兰世界。怛罗斯战役中被俘的杜环，在大食居留十年，归国后所撰《经行记》对伊斯兰教所记甚详，成为中国史籍中有关伊斯兰教的最早纪录。被俘的中国工匠，把造纸技术传到了中亚，并由此传入欧洲；以致撒马尔罕一度成为造纸中心。伊斯兰教并未因自身笃行的教义即丧失了义理中的正义与宽容。正是阿拉伯与伊斯兰文化，成为古希腊罗马文化得以保存的载体，其自身也从各姊妹文化宗教中汲取了丰富的文化、艺术乃至宗教营养，汲取了更多有关正义、宽容、仁慈的义理。罢黜百家、独尊回教，却并未成为其摧毁以往人类文明遗产的理由。相反，伟大的君士坦丁堡，改宗伊斯兰教而成为伊斯坦布尔，索非亚大教堂与苏莱曼清真寺光耀同辉，使我们今天仍能徜徉于自古希腊以降欧亚历史与艺术的殿堂。宗教是精神的，艺术是精神的，只有精神与思想的宽容，才有宗教与艺术的融合，才有不同宗教与艺术的共荣。今天，宗教信仰自由，各个宗教之间和睦相处，已成为人类现代文明的共识。此外，塔利班发言人的毁佛辩词，还引出了一个人类生存权与社会文化权利平衡的问题。其实，塔利班毁佛恶举遭到天谴民怨的事实，即已回答了这一问题。人的生存权与经济社会文化政治权利的整体，才称之为人权，这是一个须臾不可或分的统一概念，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属性所规定的。这样一个如此简单明了的问题，这些年被搅得混乱复杂，成为意识形态的斗争工具，以致于非要人们面对塔利班毁佛之举，才恍然有所醒悟。自然，这些也都是闲话。
十三世纪初，蒙古帝国的崛起，是游牧世界与农耕世界之间规模最大也是最后一次历史撞击。百十年间，蒙古人从东亚草原上似潮水般涌向西方，又似潮水般退回，直把个欧亚大陆的民族种族关系搅得天翻地覆。阿富汗历史上举凡一遇到外侮，民族精神即抖擞而出，成吉思汗的大军在阿富汗也遇到了顽强的抵抗。巴米扬惨遭屠戮，成为“废墟之城”。从赫拉特、巴尔赫，一直到坎大哈、喀布尔，人烟荒芜，文明萎缩。在以赫拉特为中心的阿富汗人民反抗蒙古残暴统治的斗争中，酝酿了千年之久的阿富汗民族文化和民族实体，被历史的风雨催生而出。这一时期最深刻的变化还在于，阿富汗人从游牧走向了定居。文明开化的局面，唤出了所谓“阿富汗的文艺复兴时代”，赫拉特一度成为文化的中心，也因之获得了“亚洲佛罗伦萨”的美称。此次文化复兴，莫如说是伊斯兰教文化的振兴。宏大的赫拉特清真寺，成为其标志性象征。赫拉特不仅是政治文化中心，还成为商业贸易中心，成为丝绸之路上重要的国际贸易城市。旅行家马可·波罗就是从波斯湾北上穿越沙漠，翻越帕米尔高原到达喀什噶尔、和田而进入中原，到达北京的。从此以后，无论蒙古帝国、帖木儿帝国，还是印度莫卧儿帝国、伊朗萨法维王朝，再也未能遏制住阿富汗民族国家建立的历史势头。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的历史撞击，使既往文明遭受破坏的同时，也塑造出了现代阿富汗的文明模式和民族国家。这就是战争在帕米尔山结地区展现出的历史伟力，它让人不禁想起歌德的伟大诗句：“既然痛苦是快乐的源泉，又何必因痛苦而伤心？不是有无数的生灵，曾遭受过帖木儿的蹂躏？”
十八世纪中叶，杜兰尼国家的建立，终于开启了阿富汗统一国家的历史。这个国家在1751年前后拥有了大致相当于今日阿富汗的国土。中央王权的积弱不强和地方部族势力的分离与独立，成为杜兰尼国家的基本特征，也成为现代阿富汗国家的基本特征，延续至今。现代阿富汗的建立可谓生不逢时，此时殖民主义的巨大历史阴影正在笼罩亚洲，一只无形之手正将东方撕得粉碎。印度莫卧儿帝国和马拉特国家的衰落，使阿富汗与西方列强迎头相向。十九世纪初，英法在印度次大陆的争夺波及阿富汗，两国在赫拉特发生了直接冲突。此后，沙皇俄国完成对东亚的征服，开始展开与英国在中亚地区的角逐。处于英俄战略对峙中间地带的阿富汗，成为虎口之肉。1838年秋，第一次英阿战争爆发，英印军队遭到阿富汗人民的殊死抵抗。这次战争虽以阿富汗人的胜利结束，但英俄幕后争夺的影子已依稀可辨。战后，英国别有用心地释放了大酋长道斯特·穆罕默德，使其重新成为埃米尔，从而确保了此后阿富汗与英国三十六年的“友好”相处。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俄土战争使英俄矛盾激化。1878年，第二次英阿战争爆发，战争中沙俄竭力支持阿富汗抗英。战争的结果，英国虽然并未取得军事上的胜利，却在战后得到了在阿的所有外交特权。此后的拉赫曼王朝时期，阿富汗始终小心翼翼地周旋于英俄之间，如同处于“两头狮子之间的一只山羊”（拉赫曼国王语）。英俄两国在阿富汗地区的战略争夺，始终未曾停止，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1919年2月，哈比布拉国王被刺，阿马努拉登基为王。趁大战中列强削弱之机，阿马努拉在加冕礼上宣布，阿富汗是一个“自由独立的国家”。十月革命中新生的苏俄，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承认阿富汗独立主权的国家。这一举动遂成为英国寻衅发动战争的借口。5月7日，第三次英阿战争爆发。阿富汗得到苏俄的大力支持，又一次打赢了战争。但在战后的外交安排中，阿富汗却又一次向英国妥协，出让了开伯尔山口战略地带的管辖权。三次英阿战争，每一次战争之后的外交结局，往往既是阿富汗统治者与英国妥协的产物，又是大国间政治妥协的结果，幕后极其深厚复杂的国际关系背景，耐人寻味。
近代史上，列强在阿富汗的争夺，原由何在？早在1919年，即第三次英阿战争爆发那年，睿智的英国人哈·麦金德就一语道破天机。他以犀利的历史眼光，分析了大英帝国称霸世界的战略势头及其将在欧亚大陆遇到的战略阻遏。鉴于世界在此前四百年间已成为一个完整的体系，他把欧亚非大陆称作“世界岛”，而“从西伯利亚冰冷的、平坦的海岸，一直伸展到俾路支斯坦和波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