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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的区别。客观地讲，至今我们对世界的看法还不客观，还没有摆脱刻板的论调和
陈规旧矩，所有说我们对外政策行动很有成效的说法还不切合实际。”克留奇科夫
的讲话表明，昔日的对阴谋理论的怀疑还在他的心中徘徊。他没具体提到核导弹攻
击间谍战，但他还试图再证明它的存在：“许多从前的任务（第一总局的）还在日
程上，其中主要的一项还是来自核冲突的直接危险。”与此同时，克留奇科夫还因
循守旧地攻击西方、“首先是美国”的情报机关：“他们完全扮演着右翼保守势力
突击队的角色，他们是帝国主义‘制动系统’的一件最锐利的武器，是我们改善国
际形势道路上的阻碍因素。在西方，间谍狂的广泛行动，和对付苏联国外机构的粗
暴的挑拨离间行为没有失去活力，这并非偶然。”克留奇科夫宣称，仅1988年上半
年，针对苏联国外使团和公民的挑衅行为就达900起。
克留奇科夫担任克格勃主席之职后，至少在公开场合的立场变得灵活了，他开
始了一场活跃社会舆论的运动。他宣称：“不仅在我们国家，而且在全世界克格勃
的形象都应同其高尚的目标一致，那些目标是我们的工作所要努力达到的。”1989
年初，克留奇科夫成为克格勃历史上第一位在自己的办公室接见美国大使的主席。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内，他同其他的克格勃高层人员接受了西方记者采访，举行了记
者招待会，甚至在国外电视公司放映的《今日克格勃》电影中频频露面。克留奇科
夫举行了一系列记者招待会，接受苏联观众电视采访，出现在最高苏维埃举行的任
命仪式上，在那里被迫回答了代表们的96个问题。虽然许多人同意任命克留奇科夫
为克格勃主席，但在表决时，仍有26名代表弃权，6名投了反对票。
在克格勃的全部活动中，克留奇科夫关于要与社会各界保持密切联系的主张一
直未变。他认为，克格勃的行动要“同苏联法律制度严格一致”，置于党的监督之
下，愉快地、主动地接受最高苏维埃在国防和国家安全领域新设的委员会的监察，
完全抛弃过去斯大林的恐怖。他建议建立“完善的保障系统”，以防止历史悲剧重
演。虽然克留奇科夫的言行富有新意，但他却明显地有些过分了。他宣称，克格勃
内没有告密者，“只有助手”，告密是受千千万万苏联人鄙视的行为。鲍里斯·叶
利钦当面对他说：“首先，在大多数规模庞大的组织中工作的不是“助手”，而是
相关的国家安全机关的间谍网，这给我们的社会带来了巨大道德损害……在民主化
时期这对于我们来说是不能容忍的。”虽然克格勃积极组织行动，破坏叶利钦的威
信，但1990年5 月他还是当选为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主席。之后，他也迈出了前所未
有的一步，拒绝接受克格勃的警卫。警卫任务由最高苏维埃秘书处新成立的分队担
任。
80年代末期， 克格勃国外行动最重大的变化是开放程度和演说水平的提高。
1990年，列昂尼德一舍巴尔申的第一总局局长任命书第一次刊登在报纸上。《真理
报》记者获准进入位于亚谢涅祆的第一总局总部，舍巴尔申办公室给他的印象不像
克留奇科夫任总局局长时的办公室那样令人望而却步、阴森可怕。搁架上立着一张
合巴尔申的孙子的照片，书架上排放着西方出版的有关克格勃的书、索尔仁尼琴及
其他一些作者的著作，以前这些书都被认为是反苏作品。舍巴尔申对《真理报》记
者说：“现在我们尝试着向国际政治表现出积极的一面，利用一切机会改善国际关
系，达成大家都能接受的决议。”然而，他对那种对第一总局历史所作的修正主义
的诠释却持不赞成的态度。“我坚决反对现在有人试图把“冷战”的罪过推到苏联
头上的做法。”西方的威胁并未消失：“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能忽视敌人的阴谋诡计。”
戈尔巴乔夫执政前5 年第一总局的变化主要是表面上的。但在行动上也不能说
毫无变化，我们可以从“积极行动”谈起。戈尔巴乔夫当上总书记后，并未试图介
入该行动领域。1975－1985年10年间A处（特别行动处）的人员从50人增加到80人。
A处机关设在亚谢涅沃， 普希金广场的《新闻》出版社还有它30－40名人员。克留
奇科夫本人满怀热情地支持“积极行动”、在戈尔季耶夫斯基看来，他对其行动成
功抱的幻想过高。他常同中央委员会国际部一起全面“积极行动”，他的热情似乎
由此也感染了国际部。 1985年初，A处第一副处长N·X·索茨科夫对戈尔季耶夫斯
基说， A处在行动中把全部精力集中在三个方面：准备破坏美国各项政策威信的材
料；组织加深美国与其北约盟国之间冲突的行动；支持西方保护和平的运动。戈尔
巴乔夫时代初期，A处特别引以为骄傲的是组织了“煽风点火”行动，对1985年5月
里根总统在欧洲议会上的讲话进行抵毁。一位从事“积极行动”的克格勃高级军官
有根有据地对戈尔季耶夫斯基说，克格勃甚至能偷偷把标语塞给游手好闲的人。
在国外情报机构工作的政治情报军官，通常应把25％的工作时间用于“积极行
动”，而实际上他们这方面花费的时间要比规定的少得多。就像A 处伪造的文件和
材料的质量不—一样，它的人员也形形色色，纷繁复杂。其中，有近50％的军官是
“积极行动”专家，但其余的人大都是各处抛掉的渣滓。第一总局中有才能和虚荣
心的副博士中很少有人想去A处工作。 它被看作是一潭死水，无人员流动，只要进
了A处出国的机会就很少了。 由于戈尔季耶夫斯基的叛逃，整个积极行动计划不得
不中止，其中包括两项最重要的计划——破坏监督前来苏联宗教生活的凯斯顿·科
列吉威信的计划和伪造玛格丽特·撒切尔夫人寄给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的国际
政策的文件。
80年代末。苏联在西方（而非第三世界）的积极行动的挑衅性减弱了。A 处在
80年代初曾为阿尔涅·彼德森这样的西方间谍准备了大量的攻讦里根和撒切尔夫人
的檄文和抨击性文章，但都逐步弃之不用了，苏联对那些曾为克格勃行动作掩护身
份的许多组织也冷谈起来。1986年，多年担任世界和平理事会主席的罗默什·昌德
拉被迫做了自我批评，这对他来说可能不是心甘情愿的。他承认：“对理事会主席
工作的批评应引起注意，同时对这项工作也应给予必要的纠正。”“纠正”的主要
方法是任命来自芬兰的约翰内斯·卡斯拉赫季为新的秘书长，正如所预料的那样，
日后他将替代罗默什·昌德拉担任理事会主席之职。但人事的变更未能恢复理事会
的威信。1988年，克留奇科夫的妻弟，苏联维护和平委员会主席亨里希·博罗维克
呼吁世界和平理事会要成为“真正的多元组织”。1989年世界和平理事会承认其经
费的90％来自苏联后，它失掉了最后的信任。戈尔巴乔夫时代，它的行动和优先地
位有所改观，似乎一些积极措施还在发挥作用。苏共中央委员会国际部继续通过其
它组织和渠道（苏联并未明显介入），监督它的“灰色的”半合法化的积极行动。
A 处继续同国际部合作，组织“黑色的”或秘密的积极行动，但苏联在这些行动中
相当隐蔽。
第三世界国家是国际部和A处采取积极行动的主要领域。80年代末期，A处每年
假借美国官方材料伪造l0－l5份文件，其中一部分是所谓“冷门”赝品，它们悄悄
地向第三世界国家有威望的人物证明，中央情报局和其它美国机关正在他们国家进
行敌对活动；还有一部分是依据大众传媒编造的。在这些伪造文件中，有一封伪造
的中央情报局局长乌里亚姆·凯西的信，内载1988年，里根总统破坏巴拿马稳定的
有关指示；还有一封伪造的南非外交部长皮克·博塔1989年给美国国会的信，内有
同美国进行军事、侦察、经济合作的秘密协定。
戈尔巴乔夫时代初期，“积极行动”在第三世界最富有成效的战役，大概是把
艾滋病出现的罪过归咎于美国细菌武器试验室。这次战役由公开宣传和A 处秘密行
动两部分组成。这件事开始于1983年夏天刊登在印度亲苏报纸《爱国者报》上的一
篇文章。文章称艾滋病病毒是美国在马里兰卅进行遗传工程试验时产生的。开始时
文章并未引起人们的特别注意，但后来在1985年10月份的苏联《文学报》上被一再
渲染。在此期间，俄罗斯出身的东德退休生物物理学家雅科夫·谢加尔教授用“间
接证据”试图向人们展示，艾滋病病毒是由人工手段从自然界自然存在的两种病毒
交合而来的。后来、这种间接证明被完全推翻了，然而，这次伪造的有关艾滋病的
充满科学术语的说法不仅风行了第三世界国家，而且引起了西方大众传媒的兴趣。
1986年10月，保守的不列颠《苏格兰人快报》头版刊登了一篇由谢加尔教授接受记
者采访时讲话改写而成的冗长的文章。1987年上半年这件事在40多个第三世界国家
得到了广泛的阐释。
可惜这次“积极行动”在即将达到成功的顶峰时，被苏联对外政策的新思维败
坏了名声。1987年7 月，戈尔巴乔夫在莫斯科记者招待会上宣称：“我们讲真话，
只讲真话。”显然，他和他的顾问们都担心西方会揭露苏联时常出现的虚伪报道，
这会威胁到苏联在西方的新形象。在从国际科学组织收到美国官方关于这次艾滋病
事件的抗议书和反驳书后，苏联首席艾滋病专家维克多·日丹诺夫和克里姆林宫都
深为“积极行动”的这次成功战役感到难堪。1987年8 月，莫斯科向美国官方人士
声明，关于这次艾滋病事件苏联官方已予以批驳。的确，报刊已完全停止刊登这方
面的文章，而从1988年9月开始，苏联的大众传媒再没提及过这件事。
虽然苏联官方在1987年8 月驳斥了艾滋病的说法，但它同时却在第三世界用下
流无耻的积极反美行动来补偿。最成功的一次行动，是刊登了美国人将拉美孩子解
剖后进行器官移植的事件。1988年夏天，在布鲁塞尔的亲苏组织国际民主法学家协
会再次提到了此事，后来报界在50多个国家就此事大肆渲染。1988年9 月，法国共
产党员、欧洲议会议员达内丽·杰玛尔什女士建议官方给买卖儿童器官的人判罪，
并把要控诉的材料作为报告寄给国际民主法学家协会。在众多会员缺席的情况下，
协会就此建议进行了公开表决。一些与克格勃无关的人员也参加了这场粗制滥造的
闹剧，如叶戈娃领导的情报网，1989年在它的杂志《觉醒》上刊登了一篇有关这方
面情况的文章，该杂志发行量达l100万份，用54种语言出版。希腊一家报纸写道：
在美国可以随便买到人的心脏，价格从10 万到100万美元不等。其它捏造的说法在
1990年也遍及所有第三世界国家， 如有一种谣言， 说美国正在研制或已经研制出
“民族武器”，专门消灭有色人种。1990年之前，新思维政治完全禁止苏联报界反
西方虚伪报道潮流的泛滥，但对A处在第三世界国家的大规模行动却没有多大影响。
戈尔巴乔夫时代初期，克格勃对恐怖主义的态度有了一些变化。莫斯科对它的
第三世界的几个恐怖主义者朋友的恶感不断增加，这在卡扎菲上校身上表现得尤为
明显。1984年4 月17日，利比亚人在伦敦塞恩特·詹姆斯街心公园的利比亚大使馆
（利比亚人称大使馆为“人民委员会”）前游行示威，这成了苏联和卡扎菲关系的
转折点。利比亚安全机构的一军官从一楼窗户向示威人群开了枪，打死了女警察伊
冯·弗莱切尔。不列颠马上同利比亚断绝外交关系，把60多名利比亚官员和卡扎菲
的一些追随者驱逐出境。当时《真理报》就此枪杀事件异常坦率地写道：“没想到
开了枪……结果一名女警察被打死，数人受伤……更有甚者，华盛顿散发的报告说，
借助间谍卫星截获了一封从的黎波里寄往伦敦的密码信件，信中命令，大使馆人员
可以向游行人群开枪。在这些事件发生后的次日，不列颠当局通过了同利比亚断绝
外交关系的决议。”《真理报》刊登了利比亚的反驳文章，但读者毫不怀疑大使馆
内有人确实开了枪。
顺便说一下，克格勃对枪杀弗莱切尔事件的了解，要比《真理报》对读者讲的
多得多。1984年4 月18日苏联驻伦敦情报机构，接到总部的电报，其中有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