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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瘠的黄土高原。破烂的窑洞。呆滞菜色的脸。
然而问题在于，这种文明是怎样养活著中国人的。直到一九八零年，在距离兰
州市仅四十公里的一个公社里，人均口粮只有四十到一百斤，三分之二的农民，家
中土坑上没有坑席，平均三个人才拥有一床烂棉絮；百分之六十以上的人冬天没有
棉衣。
一位□北的老农告诉我们，去年由于乾旱而小麦减产，青黄不接的时候他们只
能靠土豆度日。一辈子过著这样的穷日子，他竟还生了三个儿子四个女儿，如今已
经有了十几个孙子和外孙。
由于人口的与日俱增，更由于人是世间第一宝贵的，人多力量大等等显然不明
智的说法，使稀缺的土地变得愈加珍贵，使多重资源变得更加紧缺。相形之下，壮
健的筋肉多于贫瘠的土地，嗷嗷待哺的生命反而变得轻贱。时至今日，人口负担成
为中国一切难题中的最大难题。它造成的恶果，不知道要让多少代中国人去咀嚼？
在广大的落后农村，中国农民素质中普遍存在著创业冲动微弱，风险承受能力
很低，依赖思想和听天由命观念浓厚等等问题。难怪有的学者感叹道：面对这样的
人的素质，不要说政策上还有诸多限制，就是大经济学家凯恩斯活转过来，又能奈
之若何？不是资源的匮乏，不是产值的高低，也不是速度的快慢。人的素质差，才
是所谓落后概念的本质。而人口素质的下降，恰恰又是由于人口数量的猛增造成的。
这真是一种恶性循环的农业文明。我们还有甚么理由要赞赏它和迷恋它呢？
这种并不美妙的田园牧歌情调，有时还会爆发出令人难以置信的热昏病。在那
颠狂的大跃进年代，“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神话，把北方的小麦吹到亩产
七千多斤，把南方的水稻吹到亩产五万多斤，上至写过“实践论”的伟大领袖，下
至科学家和一向讲究实际的中国农民，居然都相信这种神话。在960万平方公里的
土地上，也居然家家都砸了锅，关了门，几亿人都到公社食堂吃大锅饭，似乎共产
主义就这样到来了。这个从经济“乌托邦”走向政治危机，最终导致社会大动乱的
历史悲剧，难道不正是一种农业文明的必然结局吗？
睁开眼睛看看我们民族在这个星球上的处境吧！世界银行的年度报告显示出来
这样一些数字：中国人均国民生长总值，在一百二十八个国家中，总是徘徊在倒数
第二十位前后，同索马里，坦桑尼亚这些非洲穷国作伴。中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
增长率，出口商品结构，教育卫生投资，还不及亚洲四小龙。一九六零年的时候，
中国国民生产总值和日本相当，到一九八五年只占日本的五分之一，美国的国民生
产总值在一九六零年是超过中国四六零零亿美元，到一九八五年竟超出了三六八零
零亿美元！
我们总以为我们还在长进，殊不知人家的长进比我们快得多！这种差距如果按
现在的比率发展下去，有人作了一个可怕的比喻：再过五，六十年，中国将重现鸦
片战争时的状况－－外国人拥有洋枪洋炮，中国人只有大刀长矛。难怪有人要大生
疾呼：弄不好，中国将被开除球籍！
这片浩瀚的西太平洋，近几百年来曾不断地给我们这个大陆送来耻辱和苦难，
而今天，它那波诡云谲的洋面上，却仿佛涌动著强烈吸引我们的巨大财富。日本正
在向美国和亚洲四小龙提出调整经济结构的建议。西太平洋正在成为世界经济的新
舞台。命运正在把又一次千载难逢的机会赐予我们。沉默了几百年的沿海地区，这
条中国人的黄金海岸，带著久被压抑的饥渴，率先冲向太平洋。
中国人此刻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急于走进世界市场。但是，这个民族毕竟被
封锁的太久了，它对于商品经济的海洋，是那样的陌生；而它参与国际间竞争的实
力，又是那样的单薄。世界产业结构大调整的时机，也许是转瞬即逝的，我们已经
来迟了，并且准备得也是那样匆忙和不成熟。
我们今天终于懂得了要去搞外向型经济，可我们拥有的唯一的优势，只剩下廉
价的劳动力，这种劳动密集型的低技术加工产业，是难以构成持久的竞争势头的。
今天我们也终于懂得了要去参加“国际大循环”，可是我们在盯著人家的市场
的时候，却又捂著自己的市场，总担心肥水外流，似乎忘记了人家肯来投资，无非
也是看中了我们的市场。要让中国走进世界，同时就要让世界走进中国，否则，我
们将再一次坐失良机！
如今，发展中国家都一门心思想去赚发达国家的钱，但是，当他们还不具备一
个像样的国内市场的时候，这个国家的经济常常是畸形的。
北京一个公共汽车司机的月收入大约是一百五十元，而一个出租汽车司机的月
收入可以高出五，六倍甚至十几倍；在一家著名的肿瘤医院里，任何一位医生的收
入，都超不过门口卖烤白薯的老太太。“开脑颅的不如剃脑袋的”，“弹钢琴的不
如搬钢琴的”，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收入倒挂，“先天下之忧而忧”的人“后天下
之富而富”，这一切不公平的根源，乃是社会缺少机会平等的竞争机制，缺少一个
共同的度量衡－－市场。只有发育健康的市场，才能把机会，平等，竞争这三者挂
起勾来，而这，恰恰是我们这个个具有最古老的文明的民族是最不熟悉的东西。
当竞争没有以机会平等为前提的时候，看起来是符合商品经济规律的价格开放，
反而会造成经济活动的紊乱和失调；旧体制与新体制的摩擦，也抵消著双方的积极
因素；官僚主义，封建主义和以权谋私种种弊端，反而仿佛找到了一个共同的度量
衡，统统通过物价反映到社会上来。在一个平均主义传统深厚的国度里，物价的失
控，有必然导致人民情绪的恐慌，甚至发生社会震荡。倘若我们因此而失去了大多
数人对经济改革的支持，中国将重新陷入停滞。八百年前的王安石，九十年前的谭
嗣同，他们的遗恨是多么深重呵！
（演播室。学者谈经济改革）
厉以宁（北京大学教授）：我曾经说过，经济改革的失败可能是由于价格改革
的失败，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必须取决于所有制改革的成功。所有制改革要解决
一个关键问题，就是我们头脑中的公有制，是一个传统的公有制，要由传统的公有
制改变为新的公有制。商品经济是一个自然发育过程。它形成市场后，国家所调节
的市场就是一个完善的市场，这样的话，所有制改革和市场的发展是结合在一起的，
黄河流域的经济就有希望。
一个曾经创造了人类最成熟最灿烂的农业文明的伟大民族，一个恰恰因为这种
农业文明过于烂熟而显得步履维艰的古老民族，当它站在工业文明的门槛上时，有
时竟会显得像孩子一样幼稚，慌乱和不知所措。但这不要紧，只要终于迈到了这个
门槛上，下决心迈进去，这个民族就能重获青春！
第五集 忧患
大自然中人类面前忽然变得陌生起来！
从加利福尼亚的暴风雪到孟加拉平原的大洪水，从席卷地中海沿岸的高温热流
的持续多年不肯缓解的非洲高原大面积乾旱，地球仿佛中发痢疾似地颤抖，人类竟
然也像倒退了一万年似的束手无策。
〃厄尔尼诺现象〃，这个挺新鲜的名词，像幽灵一样在世界徘徊。
人类社会在它的缔造者面前，也变得光怪陆离，越来越难以驾驭了。
马克思早已预言的资本主义丧钟，迟迟没有敲响。 神化般发迹了二百年的西
方工业文明，虽然已经显露出种种病态，却还在困境中不断调整和更新。本世纪初
以来从帝国主义薄弱链条中相继突破出来的社会主义国家，如今又相继开始大规模
实行社会改革。 美苏裁军，海湾战火，拉美和非洲的不断政变，东亚的民主风潮
，蔓延在富蔗的欧洲的恐怖活动，艾滋病的猖獗。 。 。 这一切，把我们的这
个星球搅得乱麻一团。
自然和社会，这两个人类文明藉以依托的基础，为什么都如此充满著忧患？这
两种忧患之间，难道也有某种联系吗？
东北辽河流域发生特大洪水，当地军民奋力抗洪抢险。
长江洪峰终于安然渡过荆江大堤，葛洲坝经受了严峻的考验，整个华中地区稍
微喘了口气。 然而，不动声色的黄河也充满了危机。预计黄河将有大洪水，千里
大堤和整个华北大平原猛然又蹦紧了所有的神经。 。 。
对中国人来说，哪里的洪水也没有黄河发大水可怕。 早在〃诗经〃的时代，中
国人就发出这样的叹息：俟河之清，人寿几何？在整个文明史上，黄河始终是“中
国的忧患〃。
而今，中国人还有一个更深沉的叹息：为甚么我们的封建时代如此漫长，漫长
得犹如那永无休止的黄河洪水？这是一个更大的恶梦。它从骊山那座大坟墓里不断
弥散出来，充满著两千年的历史空间。近百年来，多少次想把它彻底葬送进坟墓里
去，可它却始终死而不僵。历史在古老的磨道里辗得那样缓慢，沉重。黄河在它那
淤满泥沙的河道里淌得也是那么缓慢，沉重。
洪水还会再来吗？
动乱永远过去了吗？
我们在问黄河，也在问历史。
我们不知道古时候的黄河是个甚么样子。 此刻展现在你面前的黄河，不正是
浊浪滚滚，像一条狂暴的巨龙吗？这是黄河在内蒙古托克托河口镇，受到吕粱山的
阻挡后，突然掉头南下，愤怒地辟开黄土高原，夺路而走，从此便在那狭窄深邃的
晋□峡谷里，变得暴戾无常了。 看它现她在这副模样，你还能想象得出，它在约
古宗列盆地的那种晶莹澄澈的模样吗？你还能看得出，它在九曲河套里那种柔顺，
舒展，娴静的一丝风韵吗？
清水变成了浊浪，静静的流淌变成了怒不可遏的挣扎，孕育变成了肆虐，母亲
变成了暴君。 从有文字记载开始，黄河的第一次泛滥，发生在公元前六零二年的
周定王五年，从那是一直到一九三八年国民党扒花园口，两千五百四十年间，黄河
共计溃决了一千五百九十次，大改道二十六次，平均三年就有两次决口，一百年就
有一次大改道，世界江河之中，黄河大概是最暴虐的一条河。
几千年的周期性泛滥，使华北平原面目全非，湖泊淤平，城池丘陵沉沦，生灵
涂炭。当年齐桓公大会诸侯的葵丘安在？“水□”所写的八百里蓼儿□，也就是几
千年来古人长与洞庭湖比美的那个巨野泽又在哪里？而那时世界最繁华的百万人口
的大都市东京汴梁，如今也淹没在十米黄土之下，更不用说各朝代又有多少人民性
命财产都付之东流。世界上有哪个国家或民族，会像中国经受这样的周期性毁灭呢？
更可怕的是，这种周期性毁灭，在中国不仅仅是个自然现象，而且还是一种社
会历史现象。以大的时间尺度来衡量，中国历史上的封建王朝，从建立，发展趋于
鼎盛，渐渐显露出危机，暴发动乱，直到崩溃，每隔两三百年就会发生一次激烈的
大动荡。旧王朝覆灭了，新王朝代之而起，也明显地是一种时间上的周期性，所谓”
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似乎像黄河泛滥一样永无休止。
周期性的大动乱，总是一次又一次把生产力的积累无情地摧毁掉。往往越是经
济发达，繁荣富庶的地区，破坏得越厉害。中原本是中国最早的经济开发地区，随
末动乱之后，那里却是”人烟断绝，鸡犬不闻“。中古时代的膏粱之地开封，盛唐
时是小城镇，北宋时成为世界性大都市，到元末乱世又倒退为小城镇，似乎六百年
一个大轮回。
相传在皇帝时代就发明了的指南车，至少东汉张衡也发明过，但后来马钧，祖
冲之这些大科学家又一次地重新发明它。古代科学发明在乱世中一再失传，让能工
巧匠一代代耗尽精力。 利玛窦从西方带来十五卷本”几何原本“，同徐光启合译
了前六卷，明朝一亡，翻译中断了整整两百年，可就在这两百年间，徐光启的译本
传到日本，推动了那里的科学发展。中国文明的新因素幼苗，就这样不断地在周期
性大动乱中夭折。
其实，可怕的社会动乱，对今天的中国人来说，是并不遥远也并不陌生的。文
革动乱离今天虽然已经有十一年的岁月洗刷，它的巨创却仍然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