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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镜头中的周恩来:生动再现第一代领导人风采(选载)-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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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恩来跳舞从不固定舞伴,他很理解文工团来的那些女演员,尽量勤换舞伴,满足尽可能多的女演员“陪周总理跳一圈”的愿望。
  周恩来参加舞会,首先是作为社交的场合与机会,不忘结交朋友,不忘调查研究,不忘讨论工作。
  每次跳舞,周恩来必要同国务院机关和各部委领导打招呼,通报情况。若是有大事复杂的事,就在舞会休息时将有关领导叫入舞厅旁的小屋里谈话。跳舞时,周恩来换舞伴勤,也包含有多认识人,多听一些情况的考虑。
  每次跳舞,对于新舞伴,周恩来必要问姓名、年龄、工作单位,对单位里的领导及工作有什么意见,等等。对于认识的老舞伴,他常提出一些文艺政策方面的问题,征求意见,或者将自己考虑中的有关文艺工作的内容讲出来听听群众意见。
  周恩来在跳舞中是怎样调查研究,怎样做工作的呢?随便举个例子。
  郑淑云是周恩来的保健护士。她第一次见周恩来,就是在北戴河的舞场上。谈话是在舞会休息时开始的。
  “你什么时候来北戴河的呀?”周恩来问过姓名、年龄及家庭情况后,放慢了讲话速度。
  “中央异地办公,从开始我就跟打前站的同志们一起过来了。”
  “这个地区的地方病是什么?”
  “哎呀,不知道……”
  “你是医务工作者,领导没给你介绍吗?”
  “光是从安全方面介绍一下,地方病可没说。”
  “没介绍你也没调查?这就是问题。安全也要以预防为主。到一个地方就要调查研究这个地方的状况,作为医务人员特别应该查清这个地方的发病情况,这样才好开展工作,做到有的放矢。你说对不对?”
  “对的。”
  “那么地图你看仔细了?”
  “看了,否则找不到首长。在杭州我给罗部长做蜡疗就迷了路,摸黑转了半天……”
  “哈哈哈,就是嘛!吃一堑长一智,这就提高了……”
  “哎呀,舞曲开始了。总理,你去跳舞吧。”
  “你会跳吗?”
  “我不会。”
  “一次没跳过?”
  “跳过两次,也是人家带着我……”
  “那好,这次我带你,我来教你跳。”
  “哎呀,我,我会踩你的。”
  “哈哈哈,”周恩来把头稍稍后仰,一边笑一边指郑淑云脚下,“不要紧嘛,你穿的是软胶鞋。”
  郑淑云脸红了,把手递给周恩来。跳出第一步时,仍在喃喃:“可是,可是,您带我跳会很累的。”
  周恩来放低了嗓门,小声说:“放心跳吧,累点正好运动。”
  除了喜爱跳舞之外,周恩来亦很喜欢赏花。海棠花的明艳,荷花的出污泥而不染,等等,都为周恩来所喜爱。
  作为政府总理,一位伟大的外交家,周恩来陪同来访的外宾和出访时观花赏景机会自然很多,但这些毕竟属于公务,只能是走马看花,匆匆而过。
  海棠花鲜艳,漂亮,招人喜爱。它结的果实味美,又甜又酸,开白花的结红海棠,开红花的结黄海棠,果实累累,挂满枝头,真像花果山。海棠花开的季节,周恩来白天常常在繁忙的工作之余,抽几分钟散步观赏;夜间工作劳累了,有时散步站在甬道旁的海棠树前,总是抬着头看了又看,从它那里得到一些花的美色和花的芬芳,稍稍休息,然后又去继续工作。
  花开花落的海棠,与周恩来结下了深厚情谊,伴他度过了二十多年的美好时光,只有它最知道周恩来几多繁忙,几多快乐,几多忧愁。
  在花里面还有人生的大道理。革命烈士之子彭伟光在回忆文章里写道:“当祖国处在困难时期,那就不是一个简单的同政治无关的个人爱好问题了。”西花厅里有花园,有假山,还有水池,但是彭伟光却看到,花园里无花,鱼池里无水,也更没有鱼,假山不能喷泉。他曾好奇地问周恩来:鱼池里放点水,养点鱼,花园里种点花,植点草,既能新鲜空气,又能减少灰尘,该多好哇!
  周恩来说:“你这个人倒挺会享受的呀!我这地方有鱼池,可以放水养鱼,那么其他人可以不可以这样做呢?”
  彭伟光说:“不会的。”
  “你太不懂事了,你懂得上行下效吗?”
  “这个我听说过。”
  “如果我当总理的可以养鱼种花植草木,那么下面的部长也可以这么做,各省省长,省委书记,地委,县委也可以如法炮制。在人民生活还处在困难时期的今天,这样我们就会脱离人民,人民就不会相信我们。这个问题你想过没有?”

  情满西花厅(8)

  周恩来赏荷花,大多是有事到颐和园时顺便为之。
  1951年秋,邓颖超住在颐和园养病,周恩来时常带着侄女、侄儿去看望。他们园中散散步,赏赏花,有时还坐船游湖。几个人租用一只带篷船,泛舟昆明湖上。船儿在清香的荷花、荷叶旁漂过,微风袭来,好不惬意。
  周恩来情有独钟的颐和园东北角的谐趣园,也是满池的荷花。除了满池清香的荷花外,这谐趣园特别像淮安城里的小勺湖,也是周恩来钟爱它的一个原因吧。
  多才多艺的周恩来,情趣爱好原本很多,惜乎中国众多人口的众多事务,占去了他的全部精力和时间,使他个人的生活失去了应有的色彩,许多情趣爱好也只能是心中的“爱好”罢了。


  第二章

  走近周恩来(1)

  第一次走进西花厅,杜修贤那颗忐忑的心立即被周恩来热情和蔼的举止所融化。初次见面,周恩来却在记忆的海洋里捕捉到了他往日的身影。
  大家也许只看到周恩来永远忙忙碌碌,主持政务,其实周恩来是一个伟大的思想家和政治家,党和国家许多方针大计的制定他都参与了,甚至有些就出自他手。很多人都以为周恩来只是温和谦让,其实他有“钢”一样原则:在关键时刻,他有“当仁不让”、“非我莫属
  ”的气概;在大是大非面前,他更有雷霆怒颜、说一不二的威风。他和常人一样,脸上不是永远充满了阳光,充满了笑容,他也有苦恼,也有委屈,也有无奈。他不是圣坛上的周恩来,他也有情,也有爱,也有说不完道不尽的琐碎故事。
  有人评价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三个人的性格时说,毛泽东和邓小平是“举重若轻”,而周恩来则是“举轻若重”。也就说周恩来具有“事无巨细,事必躬亲”,“周密细致,扎实稳妥”的工作风格。的确,这是周恩来的性格,也是他的特长,这跟他长期负责具体的执行工作有关,这是他长期在白区工作养成的作风。其实在他身边工作的人都说,他不仅处理好每一个局部,更注意到全局。因为任何大事必须从小事入手,这是一句醒世格言。
  “事无巨细,事必躬亲”,“周密细致,扎实稳妥”的周恩来给他身边的工作人员提出了严要求——工作上不允许有丝毫差错!
  在他身边工作的人既“寒”又“暖”,“寒”是指他的严要求,而这种严往往是不讲任何情面的。他们虽然在总理身边却没有一点“神气”,“夹着尾巴做人”是他们的原则;可是在严的背后是周恩来对身边工作人员的尊重、体谅和关心,处处洋溢着春天般的温暖。
  有人说,在西花厅工作的秘书、警卫、司机、厨师、医务人员与周恩来、邓颖超组成了一个“大家庭”。这是一个团结、欢乐的“大家庭”。当然啦,在这个“大家庭”中还包括了许许多多由周恩来、邓颖超收养的烈士后代。
  后来,一位新华社摄影记者也加入了这个“大家庭”的行列。他就是著名的红墙摄影师杜修贤。
  见过杜修贤的人都会说他是条汉子!
  是的,1米8的个头儿,宽阔的背脊,古铜色的脸膛,还有岁月的风霜染白的平顶“刷子”短发……构成了陕北汉子犹似黄土高坡那般浑厚雄壮、坚忍倔强的独特气质。
  一旦和他相识,很快你就会发现这个“独特气质”中隐藏着许多精彩的细节。有两件生活小事可以说明。第一,他不介绍他那只端相机的手有何等奇功,可以稳稳托住按动四分之一秒的快门。只是用手夹着一支燃烧的香烟,烟已快燃到烟蒂,两寸多长的灰白烟灰虽弧形弯曲着,随着他摆动的指尖一会儿举向嘴边,一会儿落于膝盖,烟灰却垂而不落,直到这根香烟吸尽丢在烟缸里,烟灰这才粉身碎骨。这是一种罕见的平衡之功。第二,他没有过多的语言讲述他一生的经历,也不去评论中南海里的历史事件和风云人物,而是带着记者走进照片构成的历史瞬间里。记者惊呆了,这不是什么瞬间,而是一条由千万个瞬间汇集而成的历史长河,河宽而深。上面闪动着耀眼的光芒,卷动着激腾的浪花,也旋转着湍急的水涡……伟人领袖也好,风云人物也好,都在这条历史长河里施展身手,表现才略。他们在镜头里沉浮、流动、定格,几乎每一个瞬间都能构成一个永恒的主题。
  杜修贤曾握住过中国最高新闻媒体的触角,在政坛新闻上“行走”了十多年。然而,就是在今天,他还是那样不善侃说甚至外貌有点威严冷峻,回避好奇者刨根问底的纠缠,更不允许作家们任意的文学加工。
  他说,他这一辈子只讲真实和真情。
  和他熟了,记者开始一点一点剥去酷似严厉的外表,窥视他善良温和的心灵。
  故事也滔滔不绝地流出他的心窝……
  1960年元月,杜修贤正式接到新华社的通知,派他去中南海,跟随周恩来总理,专门负责拍摄他活动的新闻照片。和杜修贤一同确定为专职摄影记者的还有侯波、孟庆彪、张彬,他们分别负责毛泽东、刘少奇和朱德的摄影活动。记忆里这是新华社第一次明确分工跟随中央领导人的摄影记者。那年,杜修贤刚满33岁,已拍了16年的照片。
  杜修贤走进了人们向往、世界注目的中南海,同时也融入了西花厅这个团结勤奋的“大家庭”。
  中南海的摄影师绝不是一般按按快门、调调焦距的摄影师,这点他很清楚。这不仅要求摄影技术的娴熟,更多的是政治上的成熟。
  这天,中南海湖面,一抹展平。晶莹的冰将所有的生气死死地封在底层,留着光洁却寒冷的美丽和太阳默默相对。
  杜修贤到中央警卫局报到,转了组织关系。按规定,专职摄影记者的党组织生活由警卫局统一管理,侯波担任中南海摄影组的组长,杜修贤是副组长。
  第一次走进西花厅,也说不清是紧张还是新奇,杜修贤心里绷得紧紧的。他握了握手里的“莱卡”相机,尽量分散这种命运转变带来的不自然情绪,他还要尽量表现出轻车熟路、稳操胜券的老练模样来。
  西花厅院内环境幽静,空气清新。客厅在前院,是清代的皇家建筑,看上去似乎富丽堂皇,郁积着贵族的气息。定睛细看,就会发现,门窗檐柱上已油漆斑驳,露出了陈旧的木质,那骄横盛世的皇家气息已被岁月风化,变成了漫长历史演变的物证。室内简朴的陈设更将这种气息消逝殆尽,都是极普通的桌椅沙发,不仅式样陈旧还特别地笨重。
  杜修贤站在客厅的一边,一会儿,周恩来走了进来。见总理走上前和电影记者握手,杜修贤就跨到跟前为他们拍照。连着拍了几张,周恩来走过来和杜修贤握手,刚握上手他突然调过头对别的记者说:

  走近周恩来(2)

  “哎……哎,我和老杜握手怎么没有人照相?”
  杜修贤忍不住笑了,“相机在我手里,别人照不成啊!”
  周恩来朝另外一个记者招招手,“我和老杜再握一次手,你给照一下。”
  杜修贤高兴极了,和总理留一张单独合影,这是他梦寐以求的事情。读者可能有点奇怪,整天和总理在一起,怎么照一张照片还那么难?
  周恩来是一个和蔼慈祥的人,同时也是严厉严格的人。到他身边前,杜修贤就知道了许多“纪律”,比如不能抢镜头,不能主动提出和领导人合影等规定。那时的人也很老实,不让合影就不合影,决然想不到找机会单独合影。所以许多在周恩来身边工作的同志,至今都没有一张和总理的单独合影。
  周恩来和杜修贤单独握手后,看看他,若有所思。
  “嗯……我以前看见过你……面熟嘛。”
  刚才那一笑驱走的紧张又跟了过来,脸热良久,舌尖上也没能弹出一个音符。
  以前见过?杜修贤在脑海里迅速筛找记忆……
  1945年杜修贤在延安见过周恩来,那时他从重庆回延安参加党的七大。在机场上,杜修贤挤在人群里,紧张地抓着一部苏联老大哥的照相机,一会儿举起,一会儿落下,奔前跑后,忙得不亦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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