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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e·一个 文章合集_韩寒-第3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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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依然保持着一张热络的面孔,依然会为一块蛋糕大呼小叫说:好好吃啊。她的丈夫开始给她准备结婚七周年礼物,小情人则在半夜偷偷发来消息:喂,今晚要不要出来?



即便在这种时候,她也不会有猛烈心跳的感觉,支使老公出去切盘水果,然后她进卫生间打了个电话,以无限慵懒的声音说:我正在曼谷出差呀。


。



VOL。37 皮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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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蔡崇达



 



我那个活到99岁的阿太(我外婆的母亲),是个很牛的人。外婆五十多岁突然撒手,阿太白发人送黑发人。亲戚怕她想不开,轮流看着。她却不知道哪里来的一股愤怒,嘴里骂骂咧咧,一个人跑来跑去。一会儿掀开棺材看看外婆的样子,一会儿到厨房看看那祭祀的供品做得如何,走到大厅听见有人杀一只鸡没割中动脉,那只鸡洒着血到处跳,阿太小跑出来,一把抓住那只鸡,狠狠往地上一摔。鸡的脚挣扎了一下,终于停歇了。“这不结了—别让这肉体再折腾它的魂灵。”阿太不是个文化人,但是个神婆。所以讲话偶尔文绉绉。众人皆喑哑。那场葬礼,阿太一声都没哭。即使看着外婆的躯体要进入焚化炉,她也只是乜斜着眼,像是对其他号哭的人的不屑,又似乎是老人平静的打盹。



那年我刚上小学一年级,很不理解阿太冰冷的无情。几次走过去问她,阿太你怎么不难过。阿太满是寿斑的脸,竟轻微舒展开,那是笑—“因为我很舍得。”



这句话在后来的生活中经常听到。外婆去世后,阿太经常到我家来住,她说,外婆临死前交代,黑狗达没爷爷奶奶、父母都在忙,你要帮着照顾。我因而更能感受她所谓的“舍得”。



阿太是个很狠的人,连切菜都要像切排骨那样用力。有次她在厨房很冷静地哎呀喊一声,在厅里的我大声问,阿太怎么了?“没事,就是手指头切断了。”接下来,慌乱的是我们一家人,她自始至终,都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



病房里正在帮阿太缝合手指头,母亲在病房外的长椅上和我讲阿太的故事。她曾经把不会游泳的、还年幼的舅公扔到海里,让他学游泳,舅公差点溺死,邻居看不过去跳到水里把他救起来。没过几天邻居又看她把舅公再次扔到水里。所有邻居都骂她没良心,她冷冷地说:“肉体就是拿来用的,不是拿来伺候的。”



等阿太出院,我终于还是没忍住问她故事的真假。她淡淡地说:“是真的啊,如果你整天伺候你这个皮囊,不会有出息的,只有会用肉体的人才能成才。”说实话,我当时没听懂。



我因此总觉得阿太像块石头,坚硬到什么都伤不了。她甚至是我们小镇出了名的硬骨头,即使九十多岁了,依然坚持用她那缠过的小脚,自己从村里走到镇上我老家。每回要雇车送她回去,她总是异常生气:“就两个选择,要么你扶着我慢慢走回去,要么我自己走回去。”也因此,老家那条石板路,总可以看到一个少年扶着一个老人慢慢地往镇外挪。



然而我还是看到阿太哭了。那是她92岁的时候,一次她攀到屋顶要补一个窟窿,一不小心摔了下来,躺在家里动不了。我去探望她,她远远就听到了,还没进门,她就哭着喊,我的乖曾孙,阿太动不了了,阿太被困住了。虽然第二周她就倔犟地想落地走路,然而没走几步又摔倒了。她哭着叮嘱我说,要我常过来看她,从此每天依靠一把椅子支撑,慢慢挪到门口,坐在那,等一整天我的身影。我也时常往阿太家跑,特别遇到事情的时候,总觉得和她坐在一起,有种说不出的安宁和踏实。



后来我上大学了,再后来到外地工作,见她分外少了。然而每次遇到挫折,我总是请假往老家跑—一个重要的事情,就是去和阿太坐一个下午,虽然我说的苦恼,她不一定听得懂,甚至不一定听得到(她已经耳背了),但每次看到她不甚明白地笑,展开那岁月雕刻出的层层叠叠的皱纹,我就莫名其妙地释然了许多。



知道阿太去世,是在很平常的一个早上。母亲打电话给我,说你阿太走了。然后两边的人抱着电话一起哭。母亲说阿太最后留了一句话给我:“黑狗达不准哭。死不就是脚一蹬的事情吗,要是诚心想念我,我自然会来看你。因为从此之后,我已经没有皮囊这个包袱。来去多方便。”那一刻才明白阿太曾经对我说过的一句话,才明白阿太的生活观:我们的生命本来多轻盈,都是被这肉体和各种欲望的污浊给拖住。阿太,我记住了,“肉体是拿来用的,不是拿来伺候的。”请一定来看望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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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L。38 从黄段子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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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苗炜



 



先讲两个黄段子。



话说有一架直升飞机,在非洲坠落,机上三个人,英国人,美国人,日本人。落到了丛林中,遇到一帮食人族,要把他们三个吃了。三人苦苦哀求。野人说了,我们大王有令,你们三个脱了裤子检查,那玩意儿总长不多不少20厘米,大王就饶你们不死。美国人脱裤子一量,8厘米;英国人脱裤子一量,7厘米;日本人,5厘米。正好20厘米。食人族讲信用,把这三个人给放了,三人赶紧跑。到了安全地带,日本人说,幸亏我刚才硬了,要不然咱们三个都得死。



话说还是在非洲,还是有三个人,英国人,美国人,当地黑人,一起去河边钓鱼。到了河边,英国人掏出那玩意儿,往河里一探,说,水温摄氏26度;美国人也掏出,往河里一探,说,水温华氏78度。黑人诧异:你们的家伙还有这样的功能?他也掏出来,往河里一探。过了会儿,说道,水深2英尺7英寸。 



这两个黄段子,讲的是大小问题。这个问题在小白的《表演与偷窥》里有详细讨论。《表演与偷窥》全篇直指下三路,偏偏书评都要说他有智识趣味,高级,我可不想陷入他的叙述陷阱,我就打算用黄段子来说明问题。我觉得上面两个段子还有个妙处,那就是“转换”。在笑话的结尾处,巧妙的转换了一下。



这种转换让我想起博尔赫斯的小说,《刀疤》,那个刀疤脸讲了个故事,故事的主角叫穆恩,在故事结尾处,叙述者角色发生转换,叙述者就是背叛者。“我用这种方式讲故事,为的是让你能从头听到完。我告发了庇护我的人,我就是文森特·穆恩。现在你蔑视我吧。”



“转换”这个词,太不高级了。要是学术一点儿,我们可以探讨“元叙述”问题,博尔赫斯这个很短的故事,将叙述主体的叙述行为和动机直接呈现于小说的叙述过程之中,结尾将读者对内容的关注转移到叙述方式上来。



还有个笑话,说一个英国人,一个美国人,一个希腊人,去酒吧喝酒。酒吧里有个测谎仪,专门能检测谁吹牛。英国人对着测谎仪说,i think i can 喝十个。测谎仪呱呱乱叫,英国人说,好吧,我只能喝7个。美国人上去说,i think i can 喝七个。测谎仪呱呱乱叫,美国人说,好吧,我只能喝5个。希腊人上去说,i think,测谎仪呱呱乱叫。



这个笑话的结尾没什么转换,“咔”的一下就完了,有点儿冷。但你仔细琢磨,它有一股子尴尬味道,希腊人说他think,就是谎言。人类一思索,上帝就发笑。希腊人一think,测谎仪就呱呱叫。



这种尴尬,是很多小说描述过的“困境”。甚至是所谓“现代性”的来源之一。



朱利安·巴恩斯的小说《10又12章世界史》,里面有个故事叫《不速之客》。这篇小说讲的是一位历史教授,大概和《百家讲坛》上的某些教授很相似吧,他受邀到地中海一个邮轮上给游客们讲历史,这是个还算奢华的旅游项目,他带着他的女友前往,行程顺利,他的演讲也算成功。忽然,邮轮上来了一帮恐怖分子,他们把邮轮劫持了,把美国人、英国人分为一组,把瑞典人、日本人分为一组,向外界提出自己的要求,并威胁每过两小时就杀死一个人质。游客们不解,为什么这帮恐怖分子要杀平民。恐怖分子说,既然你们不理解,那这位历史教授就来讲一讲吧。于是,历史教授按照恐怖分子的世界观来讲述犹太人、阿拉伯人、大屠杀、美国中东政策这些事情的来龙去脉,其目的是要向人质说明,恐怖分子现在的做法有其合理性。



这个故事让我着迷,它揭示了一种人生绝妙的尴尬时刻。



笑话中有很多这样绝妙的尴尬时刻。某人下班,去买鸡,售货员发现,冰柜里只有一只鸡,正好卖给他。放到称上,说一斤半。顾客说,太小了,能换个大点儿的吗?售货员鸡贼了,把这只鸡放回冰柜又拿出来,称,说,这个一斤七两。顾客摇摇头,还是小,这样吧,你把刚才那只拿上来,我两只鸡都要了。 



不管是黄色笑话还是一般的笑话,它都是一段非常好的叙事。



一个小说作者,或者是纯理论的,或者是比较业余的,都会研究一下叙事和修辞。在我看来,《表演与偷窥》一书,就是小说家小白的叙事学研究,他以色情为对象,研究电影、文物、小说、图像,探究色情怎么被叙述,如何肆意夸张,如何蕴含想象力。这是一种严格的叙事学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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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L。39 爬

(/t/xt|小/说天|堂)

作者铁头



 



也许是一九九八年,我读香村小学,课间时候喜欢蹲在围墙下的阴影里,用手中的木棍儿在地上抠字,或者弹珠子,讲秘密流传的鬼事。天被烧得软塌塌,四边角垂下来。炉盖都烧成灰了,花坛里于是喷出火光。鸡冠花是煤块,还有串红花也是。夜晚还早着呢,操场上的树也渐渐烧焦,散发出滑石粉一般苍白发痒的味道。时间可以证明,那些腐烂着的无关紧要。至于恐惧,或者尊敬,是长大以后的事。



他喊我,小孩儿。于是我顺着声音的方向低头望去,但隔着一面红色的围墙,什么也看不见。我把头使劲儿往两条腿的中间低,低到脚踝,透过半月形的排水洞,看见一个头发蓬乱的人在咧着嘴巴冲我笑。



我问他干嘛。



他说想求我一件事。



我几乎是倒悬着头与他说话,见他趴在墙外的地上,脸是斜的。这个人我从没见过,问他是什么事。他艰难地咧着嘴,把手伸过来,手指间夹着一张两元的钞票,说,你帮我买两根麻花吧。



我说好,就接过他手中的钱,同时注意到他的手指头黑得像炭棍儿一样。吸一吸鼻子,又嗅见一股腐烂的臭味儿。炎热的盛夏,这味道倒也并不陌生,那些死猫死鸡从上游冲到下游的河滩,躺在白色的刺人眼球的鹅卵石上,散发的正是这种味道。



我捏着钱向学校里的小卖部走,想他的手指怎么那么黑。跑回来后再把脸低下去,把手中的面包递向他说,麻花卖光了,给你买了两个面包行吗?



他说好,接过面包,又说谢谢我的话。



我说不用谢,见他把面包夹在一条胳膊的胳肢窝里,用另一条胳膊像划船那样在地上蹭,一划,一划,沿着庄稼地爬远了。我明白他是一个残疾人,他的手指头已经腐烂了,还有脚趾头和大腿,那些变黑的地方都烂了,散发着很臭的味道。像死猫死狗蜷缩在白骨般的鹅卵石河滩上,散发着下坠的气味。



那个人爬得很灵活,地面上是结实的土和沙,他爬时的声音像秋风扫落叶,是一咝,一咝,一咝,慢慢地听不见了。他爬走后,我的同学小黑跑过来指我的鼻子,气冲冲地问我是谁让我给那人买东西的。我不理解他的话,说他是残疾人,为什么不能帮他买东西。小黑说对,对,那你就给他买吧。他说这话时脖子是一歪一歪的,很鄙夷地望着我,那两根脖筋像两根正分裂着一块肉的筷子。



放学后,我一个人百无聊赖地站在外祖母家院门口的旧碾盘上。那是一个已经好些年不再使用的椭圆形石头,扁扁的,曾经它碾碎过一些东西,像一枚象棋子,现在成了一个棋盘。我看见外祖母正穿着那双补了又补的旧靴子,右手夹着一根香烟,左手拎着一条黑色的胶皮水管正在给她的菜地浇水。



我又一次看见那个爬行的人,他正沿着马路向我们这边慢慢爬来,却停在我脚边,让我看他已经脏得模糊不清的脸。让我看他的头发,落满灰土的头发里长出草叶来,像个河流上漂满木屑的漩涡里一个爬满霉菌的瘪皮球。让我看他的裤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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