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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嘭！嘭！”老狐狸的脑袋在我的镜头里开了花，血溅了过来，我的镜头花了，白衬衫上殷红点点。
我立即放下相机躲在桌椅后，若是那个凶手认为我把他也拍进去了，那么下一发子弹一定会招呼到我头上。
舞厅里一片混乱，枪声、尖叫声、呼救声、哭喊声，还有嘈杂的脚步声。
杀手趁乱溜走了，现在已经变成死狐狸的手下忙着善后，我也趁乱赶紧溜了。
我什么都看见了，如果我出口提醒他一句，或者出手推他一把，他也许就不会死，但是，有些人是不值得救的，特别是汉奸卖国贼。
但是毕竟一个活生生的人那么清晰的死在我面前，那副脑浆迸裂的画面让我心悸，沾染的一身血腥味令我作呕。
我忍着浑身的不适跑出门外，下雨了，我在雨里站了一会儿，身上的血点便晕成了一团一团。我叫了辆黄包车送我回报馆，那车夫见我一身是血，满脸戾气，下车的时候钱都没敢收，敢情是把我当成杀人犯了。
第二天，《申报》的独家照片和现场报道轰动了全上海，那一组照片，虽然光线昏暗有些模糊，仍旧可以看得出子弹飞来贯穿头颅的惊悚场面。
这一天，《申报》大卖，发行量突破高峰，主编喜笑颜开的说要加我奖金，我淡然一笑，没说话。
第三天，我们的老对手死对头《新闻报》发表了一篇评论，评论很长，大意就是指责拍那组照片的记者冷血无情、见死不救，说什么林啸光究竟是否亲日派未有定论，记者既已发现危险，人命关天，却还袖手旁观，为求得到轰动新闻，不惜以同胞性命为代价，实在是良知泯灭，还说什么林啸光作为国民政府驻扎上海的唯一军事力量——保安团的团长，他一死，人心势必惶惶，《申报》还如此大肆登出血腥照片，严重扰乱民心，给敌人可乘之机……
我本想一笑置之，这不过是对手见我们报纸大卖，眼红挑刺而已，根本不必理会。但当我看到那个作者的名字时，我就火了。
戚少商！又是他！！
我刚到上海的时候，这个叫戚少商的家伙已经是报界有名的记者，但还没等我找到时机会一会他，就听说这人作为《新闻报》驻前线记者、中央通讯社战地特派员上了绥远前线。
他从前线发回的报道和照片我都看过，我也佩服他能够手无寸铁的穿梭在枪林弹雨中，这种胆量，不是每个同行都有的。
两个月前，据说他受了伤，调回上海休养，由于伤病不能出去跑新闻，就窝在家里给报纸写评论。自那之后，我和他的梁子算是结上了。
这一次说我冷血无情、见死不救，好！我倒是想听他说说我到底该怎么救，我赤手空拳对付得了枪子吗？就算我提醒他又怎么样，万一杀手发起狠来，连我一起杀，为个卖国贼，我至于把自己的命搭进去吗？
上一次，我发了一条保安团人员扩充的消息，我的目的无非是告诉读者，政府在积极准备抵御日本人，安抚民心罢了，他却说我泄露军事机密，等于给日本人免费送情报！拜托，我是记者不是间谍，日本人在上海安插了多少特工，他们刺探情报的本事不比我这个小记者强！就算我不说难道日本人就会不知道吗？
上上次，某政府官员搞出桃色纠纷后拒绝接受采访，我只好通过那官员的女儿打探消息，他却说什么作为记者应当关注国之大事，不该热衷于揭发他人隐私，更不应该收买当事人亲属……有没有搞错！我哪有收买她，是她自愿把什么都告诉我的好不好！再说，要不是那官员惹上的女人很可能是日本间谍，我才懒得打探谁的隐私！
上上上次，我报道了一个日本人在虹口被中国人打死的事件，他又说什么这种事不应大肆声张，否则就给日本人开战的口实。真是好笑，日本人要开战，他们有的是借口，没有借口也会制造借口，这条消息我不报，日本就不打中国了吗？
上上上上次……
我是不是上辈子杀了他全家！他犯得着这样处处针对我吗？
或者，他这个老牌记者看不惯我们年轻人的行事方法？
总之，同行是冤家！
我断定这个被人们传得神乎其神的战地英雄“九现神龙”根本就是个满口仁义道德道貌岸然但实际上迂腐不堪食古不化的烂好人！
叔可忍，婶不可忍！
戚少商，我不管是你神龙还是神虫，我顾惜朝跟你势不两立！
（二）
当我正攥着《新闻报》对着戚少商这个名字生闷气的时候，总编走进来，神色有些慌张，“小顾，保安团来人了，在楼下，他们叫你过去一趟。”
我蹭的站起来，走到窗边望了望，一辆绿色的军车，周围站着几名军装的士兵。
我笑，“军车亲自来接，我还真有面子！”
其实我心里在打鼓。林啸光的死虽然是国民政府“锄奸”，但这种有损政府声誉的事他们绝对不会站出来承认，而且一定会维护那个杀手。而我，当时在现场什么都看到了，尤其还拍了照片，虽然我的确没有拍到杀手的样子，但是政府会怀疑，更担心我会泄密，那么让一个人永远保守秘密的方式……
再者，就算政府不怀疑我，林啸光身在保安团多年，一定有不少亲信心腹，而我，那么明明白白的在报纸上被人指责见死不救，若是他的家人亲信想找人报仇泄恨，我一定逃不掉……戚少商，你害死我了！！！
不管是哪一种情况都好，我都预感我这一去怕是有去无回。
所以当我坐在军车里，看着窗外景物飞速倒退，我忽然想，如果我马上就要死了，我最想做的是什么呢？
是见见晚晴吧，想起她，我纷乱的心绪便有了一丝丝安宁。
当然最重要的是，我一定要见见那个叫戚少商的家伙，我不能到死都不知道自己的死对头长什么样子，否则我就是变成厉鬼都不知道该找谁算账去！
当然，以上不过是我胡思乱想，自己和自己开玩笑罢了。如果他们真的想杀我灭口，那简直比踩死一只蚂蚁还容易，何需大费周章的亲自派车来请我过去。既然他们没有在上车后就赠我一粒枪子，然后拉我去黄浦江喂鱼，就代表一切还有商量的余地，我就有把握和他们周旋，为自己争得一线生机。
我被带进保安团总部，一名“军装”把我领到二楼的办公室门前，“顾先生，顾团长在里面等你。”说完做了个请的手势，便把我一个人扔在了门口。
顾团长？新上任的？这么快新团长就来了，看来政府早就把一切都安排妥了。
姓顾？还是我本家，真巧！
我敲了敲门，听到里面传来一声浑厚男中音的“请进”之后便大方的推门而入。
我那本家从书案上抬起头，眼睛跟我的步伐从门口直到书桌前，片刻不移，看得我有些不自在。
他的眼神不同于那个姓林的老狐狸，没有任何猥琐和不敬，而是带着某种讶异和琢磨的情绪，我不知道我身上有什么东西值得他琢磨。
这位新团长应该有四十多岁，但看上去保养的不错，头发乌黑，只有鬓角处有一绺银丝，两道剑眉一双鹰眼，显得整张脸很有英气。
想必这位大叔年轻的时候一定迷倒过不少少女的芳心。
大叔指了指书桌前的座位，“请坐。”
“多谢！”我坐下，看着他，一言不发，我想先让他说请我来的目的。
“你叫顾惜朝？”他第一句话这样问我。
我点点头，真是废话！
“是真名？”他又问。
“当然！”我笑道，此时我倒是明白了他上一个问题的用意，“我没用过笔名。”
当前时局混乱，有个笔名掩护身份是有好处的，据说大名鼎鼎的鲁迅先生用过140多个笔名，但人家是革命者是文学战士，即使我同样也有指点江山激昂文字的报国理想，但离革命两个字，还远的很吧。
“你不是上海人吧？”
他在查户口吗？我没说话。
他接着说，“听你的口音不像。”
“那你听我像哪里人？”我好整以暇的问，听出来算你本事！
“听不出。”他很诚实。
哼哼哼！我在心里暗笑，这就对了，当初在北平生活了很多年，耳濡目染久了，便学会了讲官话，但是我不喜欢官话里卷舌音太重、讲话快时舌头打转含混不清、有时候拖着长声痞里痞气……总之我讲的官话是经过我自己改造的，比较字正腔圆，并且一直说到现在——据说二十年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正式确立这种口音为——普通话。
“我是苏州人。”看着他一脸苦瓜相，我大发慈悲的告诉他，反正我孑然一身，无亲无故，不需要担心会有什么报复落到我家人头上。
“苏州？”他脸上又现出那种琢磨的深情，我坐等他的下文。
“巧了，我们是同乡呢！”他笑道，我却一惊，我一向认为凡是太凑巧的事必有蹊跷。
他继续笑，笑得很爽朗，“我们既是同乡又同姓，看来我要回去查查家谱，说不定你是我的哪位远亲。”
您还是省省吧！我的名字，进不了家谱的……
我突然想起来，他叫我来究竟为什么？难道就是为了和我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我没心情跟他东拉西扯，于是我直截了当的问，“顾团长，你叫我来，有何贵干？”
“哦！”他好像才醒过味儿来，“顾先生，林啸光团长的死，你当时在场，我想知道你有没有看到凶手的样子，你知道，政府高级官员被暗杀，我们总要给民众一个交代——”
“好了，”我不想听什么冠冕堂皇的话，反正他的用意我早就猜到，“我明白你的意思，但是，我的确没有看见杀手的样子，更没有拍到他的样子，你若不信，可以去问一下在场的其他人，当时杀手在我左侧至少五米远，而我正在给林团长拍近照，普通照相机的镜头根本不可能有那么大的容括范围。”
“那真是可惜了，”大叔叹道，“如此一来，凶手岂不是要逍遥法外？”
虚伪！我在心里暗骂，亏我刚刚还觉得你一脸正气！那杀手根本就是政府的人，你们明明是要维护他的，又何必在我面前惺惺作态！
“我说的都是实话，你若是不信我也没办法，”我摊摊手，做出一副无奈的样子，“其实给民众一个交代并不是一件难事，我想在这方面，你们一定比我有办法。何况，林团长怎样的为人，不仅你知我知，市民也知道，他死了，就算政府没有交代，市民也不会抱怨，可是，若是他死后没多久，连报道这条新闻的记者也出了事，那市民可真的会怀疑了……”
大叔的一双鹰眼盯了我很久，我也不避讳的直视他的目光，忽然发觉，我和他的眉眼之间，还真有些相似。
也许是看在我们又是同乡又是本家又有那么点相似的种种巧合的份上，大叔没有再为难我，反而露出欣赏的神情，说他相信我，还说了一些称赞我的话，我不以为然，那些虚的恭维对我没什么意义，倒是他后面的话比较实在，“林啸光的家人已经离开上海，他的旧部也由我接收整顿，所以你不用担心会遇到麻烦，当然，平时小心一点也不为过。”
突然间，我的两大危机都迎刃而解，我有些不敢相信。
看在他那句话的份上，我给了他一个真诚的笑容，“顾团长，如果您现在有时间，可不可以接受我的采访呢？”我三句话不离本行。
“啊？”他显然没有想到我会突然反客为主。
我继续很真诚的笑，“今天耽搁了很多时间，一条新闻也没跑，不知道回去怎么跟总编交代，顾团长就当是帮我一个小忙，如何？”
通常我笑得很真诚的向别人提要求的时候，对方一般都不会拒绝，这位大叔也不例外。
于是我得意的恶劣的想，我是上海第一个采访到新任团长的记者，明天的《申报》又可以大卖，这样我就有条件跟总编商讨一下我的奖金是否可以翻番这件关乎国计民生的大事。
美中不足，我没有带相机出来，于是我大胆的提议，“顾团长，可不可以给我一张照片，登报用的。”
“可以！”他答应的很爽快，然后指了指书桌上的一只镜框问我，“这张行吗？”
我看了一眼，五寸、上半身、制服、军帽、正脸、板板正正、面无表情，登上报纸一定很像遗照，我忍着笑说道，“换张生活一点的。”
他为难的皱皱眉，“办公室里只有这个了。”
“那，也行！”反正登出来效果不好，别怨我。
我站在路边，手插在裤袋里，攥着那张从相框里抠出来的照片，忽然意识到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我忘记带钱包了。
此时我身无分文，连一个硬币都没有，电车都没得坐，从保安团总部到报馆，从非租界到租界，难道我要走回去？
当时真应该找大叔要车马费的，敲诈穷人那是不道德，敲诈有权有势的那就叫劫富济贫！
无奈，我只有走，就当是散散步锻炼身体。
当我走进租界大门时，两条腿好像快断了一样。听说累的时候转移一下注意力可以减轻疲劳，可是我拿什么来转移注意力？
摸了摸口袋，只有那张照片，拿出来瞧一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