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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大文豪-第16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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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广评也于同日早晨8时,乘“广大”号前往广州。

他们相约好好地为社会服务两年,一方面为事业,一方面也为自己生活积聚点必需的钱。

然而,许广评还在船上就给鲁讯写信:“临行之预约时间,我或者不能守住,要反抗的。”

而鲁讯刚到厦门,行李刚刚卸下来,马上就“觉得太闲,有些无聊,倒望从速开学,而且合同的年限早满”。

可见两人相互之间流露出多么炽热的恋情与难耐的情怀。

最搞笑的是这时候出现了一位第三者,此人叫做高长宏。

高长宏出身山西一个破落的书香门第,家里有一位缠脚的妻子,还有了孩子。

他来到北平,,创办了《狂飙》杂志,是一位文学激进分子。

鲁讯与高长宏交往甚密,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两人会面不下一百次,就在这段时间,高长宏暗暗地爱上了许广评。

只是,鲁讯和许广评在一起的残酷事实让高长宏痛苦不堪。

他在《狂飙》上写了一首诗,在诗里他以太阳自居,以月亮比喻许广评,而咒骂鲁讯是黑夜,黑夜强行占有了月亮。

鲁讯是个小气的人,号称一个都不放过。

他在《故事新编》的《奔月》中,写了善射的后羿打猎回来后,遭到了徒弟逢蒙暗算的故事,显然是在影射高长宏对他的攻击。

这就是文人,情敌之间的战斗都是用诗歌和小说这种高大上的方式。

第三百四十章一场电影行业的战争

日本人在付出了不小的代价后终于得到了《甲午风云》的剧本。

他们认真的研究了剧本,发现其中的确有丑化日本人的剧情,但程度控制的很恰当。

只是日本人在作战时胆怯慌乱,或者凶狠残暴的段落,这在战争电影中很常见,没办法根据这一点来阻止电影的拍摄。

何况,这场战争日本最终取得了胜利,剧本中不乏有展现日本官兵勇往直前的片段。

作为一部中国人拍摄的电影,能做到这种程度真没什么可挑剔的。

这么说来,林子轩这次并不是和日本作对,是他们太多疑了。

但有了《津门大侠霍元甲》的前车之鉴,日本人对林子轩的狡猾有了深刻的认识,他们没有掉以轻心,而是继续研究剧本。

他们察觉到这部电影和《津门大侠霍元甲》一样,都是爱国主义影片。

整部电影把邓世昌塑造成为一个可歌可泣的民族英雄,观众想到邓世昌这个人就会联想到爱国,和霍元甲一样。

一旦这部电影放映,邓世昌就会成为一个爱国符号,一种爱国精神。

若是这类的电影再多一些,唤起中国人的爱国热情,对日本将极为不利。

在上海虹口区,东方通讯社的总部,一群日本情报人员针对这件事出谋划策。

有人提议咱们可以丑化邓世昌,中国人说他是民族英雄,咱们就找历史资料来证明邓世昌不是英雄,这世上没有完美的人,总会有缺点。

就算真的没有缺点,咱们也能栽赃他。毁掉他的英雄形象。

还有人说这场战争是咱们日本赢了,咱们海军也有自己的英雄,不如宣传咱们的英雄。

更有人提议咱们也拍摄一部电影。从日本的角度看待中日战争,丑化中国人。

这叫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日本人把各种意见提交了上去。等待上级的命令。

对于东方通讯社的建议,日本情报部门觉得在中国展开大力宣传的时机到了。

从晚清到民国,上海一直是日本势力潜伏中国的最大据点。

日本的东亚同文会在上海设立了东亚同文书院,并成立支那研究所,以此为掩护,进行中国情报收集调查,并编纂《支那年鉴》。

这个所谓的东亚同文书院就是一所间谍学校,创办人中岛真雄本身就是一名大间谍。

在对中国的宣传上。日本一向是不遗余力。

日本人以民间人士的身份在上海创办多家报纸。

可以说,上海是日系报纸在中国的发源地,也是日系报纸最多的地区。

比如在上海影响较大的有《亚东时报》、《同文沪报》和《上海新报》等。

中岛真雄不仅自己在上海及其它城市投资报纸,他的很多学生大部分也进入了各地的报馆中,充当主编、编辑和记者。

除了报纸上的宣传,这些年,日本在中国做了不少的工作。

比如在东北支持张座霖,在中国各地建立日本人聚居区,渗透到中国社会的各个阶层。

他们对中国的社会名流采用各种拉拢手段,争取这些人的支持。

随着电影的发展。日本人意识到光是报纸还不够,电影和广播都是非常好的宣传手段。

然而,和中国电影一样。日本的电影行业并不发达,无法和欧美等国家相比。

日本最早的正式影院是1903年建立的东京浅草的电气馆。

最早的制片厂是1908年由吉泽商行在东京目黑创建。

直到1920年,日本松竹电影公司成立,采用了好莱坞的制片方式,建立了以导演为中心的拍片制度,日本电影才逐渐进入正轨。

在林子轩的影响下,现在的中国电影已经远远超过了日本电影。

不少日本商人甚至会把中国电影带回日本放映,影响到日本电影行业的发展。

日本情报部门觉得东方通讯社的提议很好,拍摄一部反映日本海军在中日战争中英勇作战的电影。有利于宣传日本的正面形象。

但这部电影不能由日本的电影公司来拍摄,那样容易引起中国观众的反感。

日本可以暗中支持中国的电影公司拍摄。

他们经过仔细甄选。找到了和上海明星电影公司是死对头的天一电影公司,也就是张时川和邵醉嗡的电影公司。

日本人出资金。连军舰都可以用来拍摄,只是要借用中国电影公司的名义。

他们甚至提出入股天一电影公司,全力支持天一公司和林子轩抗衡。

面对日本人的诱惑,张时川和邵醉嗡的态度并不相同。

邵醉嗡虽然被林子轩逼的只能向南洋等地发展,但拒绝和日本人合作。

张时川则犹豫不定。

日本人打听到张时川看重利益,便不断的增加筹码。

作为一位电影人,张时川也想着和林子轩一较高下,日本人在上海和很多商家合作都没问题,只是拍电影而已,何况还有这么丰厚的报酬。

于是,他答应了日本人。

1926年9月,张时川离开天一电影公司,注册资金10万元,创立了中华电影股份公司。

日本人是公司的大股东,张时川和一些他在电影圈的朋友成为公司的小股东。

华影成立后的第一部电影叫做《中日海战》,直接向着明星电影公司叫板。

一时间,两部讲述甲午海战的电影同时拍摄,引起了媒体的关注,成为上海的热门话题。

这是一场明星和华影的较量。

林子轩作为上海电影协会的会长,很容易打听到张时川背后是日本人。

这让他想起以后日本人占领东北三省的时候成立的满洲电影公司,专门拍摄宣传军国主义思想,鼓吹日满亲善之类的政治宣传电影。

想不到日本人这么早就插手中国的电影行业了。

在上海,日本人控制的报纸都在为张时川说好话,称赞张时川是中国最好的电影导演。

他们还把上海明星电影公司是美国公司的消息散播出去,宣称中华电影股份公司才是真正的中国电影公司。

这个消息给明星电影公司招来不少批评的声音。

认为林子轩的电影公司既然是美国公司就没有资格成立电影协会,更没有资格做会长。

连一些小电影公司也聒噪起来,以为这是对付明星电影公司的大好时机。

林子轩毫不手软,直接把这些电影公司赶出了电影协会。

他手里掌握着上海八成的戏院,戏院放映什么电影他说了算,他一点都不担心那些电影公司造反,霸主的地位可不是那么好动摇的。

既然张时川投靠了日本人,那就只有赶尽杀绝了。

第三百四十一章两个凡是

在此之前,林子轩虽然针对张时川等人,却没有下死手,而是留有余地。

他的主要目的是规范中国的电影市场,促进中国电影的正规化。

只要张时川等人加入电影协会,按照规矩办事,大家都是中国人,没必要闹得你死我活。

但张时川投靠日本人就触及到了林子轩的底线。

事实上,在中国有很多商人都和日本有贸易往来,这种事不是喊两句“抵制日货”的口号就能够解决的,其中牵涉到庞大的利益关系。

就拿林家从事的纺织行业来说。

日本纺织厂采用先进技术和先进的管理经验,出产的布匹不仅质量好,品种繁多,更关键的是提高了生产效率,降低了布匹的价格。

质量好,价格低,各家店铺愿意进货,中国百姓也愿意购买。

这是中国纺织行业面临的巨大困境。

以往小作坊式的生产方式将会被淘汰,只有升级转型才能抵御日本纺织行业的冲击。

林家作为上海纺织行业的龙头企业,也在积极应对,在提高技术的同时降低成本,和日本纺织厂打价格战。

林子轩对此有切身体会。

国产的布匹质量不好,成本高,就难怪老百姓要购买进口的洋布了。

所以,对于那些购买日本货的百姓他无法指责什么。

和后世类似,不少人嘴上喊着“抵制日货”,其实家里用的都是日本产品。

自从甲午战争之后,中国向日本开放多处通商口岸,日本商人大肆的进入中国,进行商品贸易,形成了固定的利益链条。

这种事情林子轩想管也管不了,他只能保证在自己掌控的领域内尽量削弱日本人的影响。

电影就是他的领域。

中国的电影圈子并不大,他对张时川的华影公司下了封杀令。

林子轩提出了“两个凡是”,凡是华影的电影都不能在他的影院放映。凡是华影的演员和员工电影协会旗下的电影公司都不会接收。

这就是要逼着上海电影圈子里的人站队了。

这一次可不是说说而已,而是动真格的。

他在电影协会的会议上非常认真的下了死命令,三天之内还没有脱离华影的人,以后一旦华影倒台。这些人就不要想在上海从事电影方面的工作了。

有人私下里认为林子轩太霸道,已经超出正常商业竞争的范畴。

商场上一向讲究和气生财,如果彼此不是真的有深仇大恨,很少有这么死磕的。

但林子轩坚持己见,他要让张时川就算是有钱也找不到工作人员拍摄电影。

想想就知道。日本愿意出资金支持张时川拍摄电影,肯定是用来宣传和美化日本。

在这个年代,一旦牵涉到日本,就不再是个人恩怨那么简单了,还关系到国家和民族。

在封杀令的威胁下,有些人退出了华影,对这些人林子轩不会让他们失业,明星电影公司全部接收,安排工作。

张时川只能以高薪利诱,才留住一部分贪婪的人员。

面对这种情况。日本人不甘示弱,从国内调集了一批日本电影行业的从业者来到上海。

他们对张时川并不放心,只有他们自己人才能放心,张时川只是一个幌子,日本需要一个中国人来迷惑中国观众。

这是日本进军中国电影行业的第一步。

林子轩知道以后和这家中华电影公司有得斗争了,下一阶段恐怕就是争抢影院了。

这时候,赛珍珠从美国归来。

她在美国的康奈尔大学攻读英文系的硕士研究生,一年过去,她获得了硕士学位。

她的毕业论文是《论西方对中国生活和文明的影响》。

在美国期间,她还写了一篇小说叫做《一位中国女子说》。讲述了一对不同种族的男女青年之间的爱情故事。

这部短篇小说发表在《亚洲》杂志上。

赛珍珠拿过来给林子轩看,期待得到点评。

她以往写的大多是一些生活随笔,记录对于中国的看法,或者是自传式的文字。讲述她的生活,这还是她第一次认真的创作小说。

按照她的说法,她的写作理念就是尽可能的还原真实的生活。

“我不喜欢那些把中国人写得离奇而荒诞的著作,而我的最大愿望就是要使这个民族在我的书中,如同他们自己原来一样真实正确地出现。”

林子轩看了这篇小说后发现了中西方作家写作上的区别。

无论赛珍珠在中国生活多少年,她受到的教育还是西方式的教育。基督教深入她的内心深处,所以她的文章中带着基督教说教的意味。

而且,在中国她只是一个旁观者,有限度的参与到了中国人的生活之中。

她看到的真实并不一定就是中国农民的实际想法,而是一个西方人眼中的东方世界。

中西方文化的鸿沟不是那么容易抹平的。

那么问题来了。

同样是讲述中国农村题材的小说,为什么赛珍珠的小说美国人能够接受,而鲁讯小说的英译本在美国没有销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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