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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子轩留下了童话故事的大纲，不过创作小组想要写好这些故事并不容易。总有些狗尾续貂的感觉，他们不怎么适应后世的写作风格。
特别是童话故事，需要极强的想象力。
按照林子轩定下的规矩。每一期的《童话大王》都要念给孩子听。
要让孩子听懂，喜欢童话。有兴趣继续听下去，才算是成功。
这个规矩让万象书局儿童杂志的编辑抱怨不已，在他们眼里，孩子是最难对付的生物。
孩子不懂的虚伪，喜欢就会笑，不喜欢就会哭，最能真实反应一个故事的好坏。
正因为严格要求，才让《童话大王》这本杂志取得了成功。甚至远销香港和南洋等地。
事实证明，林子轩这种“肤浅”的童话要比那种写给大人看的深刻童话更受孩子的欢迎，虽然还有人拿教育说事，但大部分反对者都已偃旗息鼓了。
林子轩还在思考中西方文化交流的事情。
在英国的这些天，他面对面的和西方的文化精英们交流，发现这些人普遍对中国文化感兴趣，只是缺少一个了解的渠道。
中国的出版社每年大量的翻译外国书籍，却很少把中国书籍翻译成英文。
这里面有多方面的原因，在这个时代，面对西方列强。中国的知识分子迫不及待的想要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和文化，对本民族的文化不加以重视。
甚至提出了全盘否定传统文化的口号。
中国人自己都不尊重自己的文化，怎么会向着西方传播呢。
当然。还有中国书籍难以翻译，在外国不畅销等等因素。
林子轩觉得这些都不是问题，大不了赔本赚吆喝就是了。
他决定回国后，不仅要继续在西方国家出版新文学丛书，还要从传统文学中选出一批有代表性的作品加以翻译。
如此一来，万象书局就要成立一个编译所，招揽精通外文的人才。
外国人翻译的中国名著往往不怎么靠谱，还是中国人更懂得中国文化。
在写作之余，林子轩还会到甲板上散步。吹吹海风，或者在邮轮靠岸时上岸走一走。见识一下异域风情。
有一次，邮轮在斯里兰卡的科伦坡靠岸。
他下船的时候碰到了一位同样急于下船的法国小姑娘。两人撞到了一起。
小姑娘十一二岁的模样，面容可爱，看起来性子略显急躁，身后跟着一位中年女人。
就这样，林子轩认识了这位叫做玛格丽特陶拉迪欧的小姑娘和她的母亲玛丽陶拉迪欧。
她们和玛格丽特的两位哥哥住在邮轮的三等舱，前往越南的西贡。
这个时期的越南属于法国的殖民地，有大批法国人在那里生活。
在法国人里也有富人和穷人，通过聊天，林子轩知道玛格丽特一家的生活并不如意。
玛格丽特出生在越南嘉定，父母都是教师，父亲早逝，一家人依靠母亲生活。
1924年，她的母亲花费全部积蓄在柬埔寨买了一块土地，没想到被人骗了，这块土地每年有六个月的时间会被海水淹没。
她的父亲在法国的家乡有一处小庄园，这次她们一家在法国老家住了一段时间，但法国的生活同样糟糕，她们不得不继续返回越南生活。
由于父母是教师，玛格丽特受到不错的教育，懂得法语和英语，可以和林子轩交流。
小姑娘颇为活泼和健谈，或者说是早熟，在知道林子轩是一位作家之后，就经常来到林子轩的舱房里找书看和聊天。
她聊着自己灰暗的生活，希望能够尽快长大。
或许是生活在越南的缘故，她对于东方人并不陌生，只是不知道林子轩在文学界的名声。
玛格丽特看了林子轩带在身边的中国新文学丛书和《蝇王》等小说，认为林子轩写的还不错，以后会成为一位大作家。
林子轩拿出在巴黎购买的礼物，挑出一件送给了玛格丽特，获得了小姑娘的称赞。
两人就这么毫无拘束的交流着。
林子轩明白，邮轮一旦到了西贡，他们可能一生都不会有再次见面的机会。
人就是这么奇怪，那些不会对亲密好友说的话或许就会对着一位陌生人倾诉。
因为你知道陌生人只是你生命中的匆匆过客，而亲密好友会一直生活在你的身边。
在这段不长的旅途中，林子轩和玛格丽特谈论了不少事情，包人生和理想，有些事情他不认为这位小姑娘能够听得懂。
在西贡的港口，林子轩看着小姑娘随着家人走下邮轮的舷梯。
这时候，玛格丽特突然转身跑向林子轩，和林子轩抱在一起，并在林子轩的耳边用法文说了告别语：再见，我的爱人。
这个举动让林子轩哭笑不得。
通过这些天的接触，他知道玛格丽特性子活泼，小姑娘骨子里有着法国人浪漫的因子。
他望着玛格丽特消失在人群之中，不禁生出一股怅然之情。
许多年后，这位叫做玛格丽特的小姑娘走上了文学道路，她给自己起了一个笔名，叫做玛格丽特杜拉斯。
第二百九十四章冬天里的一把火
1925年12月8日，林子轩回到上海，受到热烈欢迎。
此时，浙奉战争早已结束，奉系军阀张座霖为了保存实力退出江苏和安徽等地，孙传方乘胜北进，直达山东边境。
这一战之后，孙传方统辖浙、闽、苏、皖、赣五省，成为直系军阀中最有实力的首领。
这是他一生最为辉煌的时期。
为了笼络江浙等地的豪门望族，他高薪聘请江浙等地的名人作为顾问。
顾问是个虚职，平时不用做什么，一切待遇从优，每月还有500银元可拿。
林子轩作为上海的名人，同样收到了聘书，月薪800块银元。
这份薪资待遇和聘请西方人等同，因为此时的林子轩在国际上享有极高的声望，可以和那些西方名人相提并论了。
这一次回来，没有人再质疑林子轩“享誉世界的小说家”这个头衔了。
不仅是因为林子轩在英国的演讲，和最新一任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萧伯纳的会面，还有萧伯纳事后对林子轩的高度评价。
这个评价或许有着政治上的考量，但中国媒体认为这是林子轩获得了西方文学界的认可。
诺贝尔文学奖的名头很能唬人，特别是来自对中国友好的英国戏剧家萧伯纳。
此外，林子轩的小说《蝇王》获得了美国和英国文学评论家的一致好评，被认为是一部具有深远影响的杰出作品。
有了前期的铺垫，小说在美国颇为畅销，短短一个月的时间已经销售了三万册。
这些消息通过电报传到国内，让国内媒体一片欢腾。
种种光环叠加起来，让林子轩的声望刷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
中国媒体已经在讨论中国作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可能性了，纷纷猜测林子轩什么时候能够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乐观的人认为以林子轩这种创作速度十年之内就能拿到诺贝尔文学奖。
悲观的人觉得林子轩还是太年轻，萧伯纳快到七十岁才得到诺贝尔文学奖，还有不少西方大作家一生都和诺贝尔文学奖擦肩而过。
这个恐怕要靠运气，林子轩能在五十岁之前获奖就算是运气爆棚了。
还有不少技术型分析。从历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年纪和作品分析评委的喜好，从国际形势来判断中国作家得奖的几率。
当然，也有人泼冷水，认为目前讨论这些为时过早。毕竟林子轩连提名都没有。
国内媒体之所以这么狂热，说到底还是民族自尊心在起作用。
在亚洲，中国和印度都是文明古国，中国人不大看得起印度，可印度的泰戈尔却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这能说明印度文化比中国强么？
如果让日本作家比中国作家先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那中国人就会更加失落了。
这次媒体借着林子轩的事情狂欢和发泄一下，能够想想也是好的。
自从清政府衰败以来，中国人经历了百年屈辱，从以前的天朝上国变成了倍受欺压的弱国，在心理上从自豪变成自卑，需要一些东西来提振民族的自豪感。
中国人在国际上取得荣誉就能提升这种自豪感。
这让林子轩颇为不习惯，感觉自己有点挟洋自重，只因为得到了西方人的认可就被国内媒体这么的吹捧，似乎不太正常。
如果是刚穿越那会。他会洋洋自得，但现在他只觉得心情沉重。
他刚下邮轮就被上海的记者包围，询问各种问题，包括新小说的内容，在英国的演讲，对萧伯纳的印象，和英国文豪交往的逸闻趣事等等。
还有记者问林子轩认为自己什么时候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对这些问题林子轩都做了简短的回答，至于诺贝尔文学奖他只能摇摇头，那个还太遥远。
这时候，有个记者问了一个奇怪的问题。
“林先生。你对北平《晨报》报馆被烧的事情有什么看法？”
林子轩一愣，他不知道这件事，只能说了解之后再回答。
等他回到家中，才从报纸上看到了这件近期热议的话题。也看到了各家的评论和观点。
1925年11月29日，在北平游行示威的青年学生放火烧了《晨报》报馆。
这是一场发生在北平的“反奉倒段”的群众革命。
11月28日，北平各学校和工厂的学生敢死队、工人保卫队及其群众共5万多入齐集神武门前，举行国民大会。
他们高呼着“打倒奉系军阀”、“打倒段祺睿卖国政府”等口号，包围了执政府，并占领了警察总局和邮电局等要害部门。
他们想要通过这种方式来夺取北洋政府的政权。
其中一路青年学生高呼口号。高举“打倒《晨报》及舆论之蟊贼”标语，乱箭般冲向宣武门大街的《晨报》报馆。
不知哪位青年喊一声“烧！”，火焰就在报馆升腾起来。
火光让人们更加暴力，他们开始捣毁报馆陈设，用拳头，用木棍，用石，用砖。
这便是民国著名的晨报馆被烧事件。
《晨报》之所以遭受这场火灾，有间接原因和直接原因。
间接原因是《晨报》被视为研究系机关报，以力主实行宪政得名。
直接原因是和这段时间以来《晨报》组织和发起的“联俄仇俄”的大讨论有关，通过这次讨论，让民众对苏联有了更为清醒的认识。
但在这场讨论中，联俄派没有占据上风，反而揭露出苏联存在的诸多问题。
于是就引起了激进青年和群众的不满，认为《晨报》刻意针对苏联，包藏祸心。
这本来是一场思想之争，却发展成了暴力事件。
先不说言论自由这种大道理，就好比在后世两人在网上骂战，一方不服气，直接跑到对方家里放了一把火，拆了房子。
这不是暴力犯罪是什么？
如果这都不加以制止，下一次这些人遇到意见不一致的人或许就会拿刀杀人了。
那将是一个怎样混乱的世界。
在各家报纸上，火烧晨报馆事件受到知识界和舆论界的普遍谴责，认为这是一次暴行。
1925年12月7日，《晨报》继续出版。
仍任副刊主笔的徐至摩在《灾后小言》中说：“火烧得了木头盖的屋子，可烧不了我心头无形的信仰。”
第二百九十五章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林子轩对于《晨报》报馆被烧的事件态度非常明确，这就是一起暴力事件。
他本身做出版行业，若是还赞成这种暴力事件，有一天他的书局也可能被人烧毁。
这种因为各自观点不同直接给人定罪并实施暴力犯罪的行为极度危险。
这是企图用暴力手段控制社会舆论，和那些独裁军阀杀害记者的行为没什么区别。
一旦形成社会风气，后果不堪设想。
在这件事情上陈独绣和胡拾的观点截然不同，当两人谈论这个问题时，陈独绣不以为然。
他甚至反问胡拾：“你以为《晨报》不该烧吗？”
由此引发胡拾给陈独绣写了一封长信来表达他对“自由”的理解。
1920年8月1日，胡拾和陈独绣等人曾共同发起《争自由宣言》。
要求北洋政府废止**法令，保障人民享有言论、集会结社等自由。
五年之后，群众高呼着“人民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自由”的口号，却冲到宣武门大街烧掉《晨报》报馆，而陈独绣甚至认为这是理所应当的事情。
在信中，胡拾谈了自己的态度：“争自由的唯一理由，就是期望大家能容忍异己的意见与信仰。凡不承认异己者自由的人，就不配争自由，就不配谈自由。”
“如果连这一点最低限度的相同点都扫除了，我们不但不能做朋友，简直要做仇敌了。”
从这封信中就能看出，两位早期的新文化启蒙领袖在思想观念上彻底决裂了。
通过这件事，林子轩认识到现在中国文化界的风气愈来愈激进，容不下别家的观点，一旦和他们的观点不同，就会受到批判。
别说是百家争鸣，思想多元了，能够发出声音就不错了。不少人都沉默下来。
他一向主张新文化要具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