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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年，英国是保守党执政，工党属于在野党。
正是工党利用在中国发生的乱局指责英国保守党对外政策的失误，通过媒体宣传林子轩的演讲，林子轩和萧伯纳的会面同样出于政治上的考量。
他们认为如此会增强这件事的影响力，引起英国民众的关注。
林子轩不知道萧伯纳是怎么想的，或许这位英国的戏剧家怀着人道主义精神，对发生在中国的事情颇为同情。
1925年6月5日，萧伯纳、蔡特金等国际人士就曾组织救济会援助五卅惨案后在中国发生的反对帝国主义的浪潮。
对于那些支持和帮助过中国的外国人。林子轩心怀敬意。
他接到了萧伯纳的邀请，前往萧伯纳在伦敦的住所前去拜访，给萧伯纳带去的礼物正是一套中国新文学丛书。
他时刻不忘宣传中国文化，算是非常尽责了。
这一年。萧伯纳接近七十岁，但精神不错，谈吐风趣幽默。
他曾经是一位演说家，在12年里依靠演讲为生。
萧伯纳对发生在远东地区的事情非常关注，包括苏联爆发的暴力革命。他还知道苏联正在和中国的一些势力合作。
他对苏联颇为感兴趣，有前往参观的打算，想看看社会主义国家是什么样子。
两人谈论的大多是此类话题，至于文学倒是没有聊什么。
林子轩对萧伯纳支持中国反抗帝国主义的行动表示感谢，着重介绍了中国正在兴起的社会大变革，整个民族正在觉醒，未来的反抗力量会越来越强大。
“那么中国会走上苏联的道路么？”萧伯纳想了一下，询问道。
“如果其他道路都走不通的话，我想会的。”林子轩如此答道。
萧伯纳笑了笑，没有说什么。他不赞成暴力革命，却也知道每个国家的具体情况都不同。
在英国，通过民主选举的方式获得执政权从而进行社会改革是可行的，但在其他国家或许就行不通，这是一个现实问题。
“你为什么要写西方背景的小说？”后来，萧伯纳饶有兴趣的问道。
“因为西方读者不爱看东方式的小说。”林子轩回答道，“只有写了西方式的小说，让西方的读者了解我，才能让他们接受我写的东方式的小说。”
“很有趣的方式。”萧伯纳评价道。
两人的交谈较为轻松，萧伯纳很好的控制了谈话的节奏。林子轩大部分时间都在作答。
正在这时，有人拿着一封电报走了过来，向着萧伯纳报喜。
这封电报来自瑞典文学院，诺贝尔委员会通知萧伯纳获得了1925年的诺贝尔文学奖。
萧伯纳的获奖作品是他在19年写作的大型历史戏剧《圣女贞德》。
在英国的文学评论界。不少评论家认为萧伯纳已经过了创作的辉煌时期，走到了尽头。
他创作的辉煌时期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之后创作的戏剧频频遭遇失败。
《圣女贞德》被普遍认为是一部优秀的戏剧，是萧伯纳恢复水准的作品。
瑞典文学院把诺贝尔文学奖授予萧伯纳的理由是“由于他那些充满理想主义及人情味的作品它们那种激动型讽刺涵蕴着一种高度的诗意美”。
林子轩起身向萧伯纳祝贺，在文学界这是一项极高的荣誉。
挪威戏剧家易卜生错过了诺贝尔文学奖，时常引以为憾。
但萧伯纳却露出了苦笑。对林子轩摇了摇头。
“他们一定是因为我这个时期没有写出什么东西，以为我以后也不会写出好作品了，这个奖只不过是抛给那些已经渡过苦海的人们的救生圈而已。”他自嘲的说道。
萧伯纳似乎觉得这对他而言是一个安慰奖，类似于终身成就奖。
林子轩刚刚和萧伯纳接触，不了解他的为人，分不清这是不是他的真实想法。
不过，在随后几天，就有传言说萧伯纳拒绝领取诺贝尔文学奖。
这件事在英国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诺贝尔奖自从1901年开始颁发以来，已经成为了一项在世界范围内具有影响力的奖项，这不仅是个人的奖项，对于国家而言也是一种荣誉。
于是，英国的媒体纷纷对这件事发表看法。
有人认为萧伯纳是故作清高，有人觉得萧伯纳是淡泊名利，也有人劝说萧伯纳不应该如此固执，应该放弃这种想法，前去领奖。
他的亲属朋友也进行劝说，甚至连英国皇室都出面调解，闹的沸沸扬扬。
林子轩想着后世中国人对于诺贝尔奖的渴盼，在西方社会其实也差不多，这毕竟是一项世界性的殊荣，能够拒绝的没有几个人。
事实上，萧伯纳最终还是到瑞典出席了颁奖仪式，领回了那张奖状。
只是领回来以后他就把奖状挂在了住宅墙上最不显眼的角落里。
他把获得的奖金用来建立了一个文化基金会，以褒奖和扶持年轻的作家们。
第二百九十章你们在法国受苦了
林子轩没有忘掉他前来欧洲是为了推销电影，为此特意走访了英国的电影产业。
英国电影早期蓬勃发展，在拍摄手法和技术革新上有较大贡献。
但自1909年起，美、法两国影片占领英国市场，导致英国电影产量锐减。
1916年，英国加征娱乐税，对影院营业造成严重打击。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外国影片源源而来，使英国影片只占在本国上映影片的百分之五，出口影片更是屈指可数。
英国的电影产业可以说异常萧条，不少电影公司都关门大吉。
这和中国的电影行业类似，在美国和法国电影的冲击下，国产电影的生存并不容易。
不过随着越来越多的资金进入电影市场，中国电影即将获得快速发展的机遇。
1925年，国产长片有六十部左右，1924年只有二十五部，虽然电影质量良莠不齐，但在数量上的确有了长足的发展。
林子轩为了卖掉自己的电影拷贝，找到了伦敦的电影经销商，这些人其实就是二道贩子。
没办法，他在英国电影圈没有熟人，只能找中间商做生意。
电影经销商购买拷贝转手卖给电影院，或者自身就控制着数家电影院，由他们决定什么电影在影院放映。
林子轩拿出了杀手李昂在美国放映时的票房成绩和媒体评价。
虽然票房数据不是太漂亮，但作为一部东方电影算是很不错了，影片有了在美国放映的经历，电影经销商伍尔夫很爽快的购买了拷贝。
票房才最有说服力，他知道这部电影能够帮他赚钱。
在即将告辞离开的时候，林子轩看到一位英国青年走了过来。
这位青年请求电影经销商伍尔夫给他拍摄的电影安排影院放映。但伍尔夫严词拒绝了这个要求，还把青年批评了一番。
似乎是拍摄电影的时候出了问题，花费严重超支。而且拍摄出来的效果达不到预期。
青年颇为沮丧的离开了，林子轩没有太在意。
他并不知道这个人叫做阿尔弗雷德希区柯克。后来拍摄了多部惊悚悬疑电影，成为了世界著名的悬疑片大师。
1925年，未来的电影大师第一次执导电影，电影叫做欢乐花园，根据小说改编。
影片部分外景在意大利拍摄，入境意大利时，胶片被海关收缴，虽然后来收缴的胶片被同意归还。但剧组付出了大笔罚金。
影片在德国慕尼黑拍摄完毕，希区柯克和当时还是他未婚妻的艾尔玛身无分文，他们连回伦敦的车票都买不起。
影片拍好后一直被公司封存，直到1926年3月，才给英国媒体做了首映。
如果此时的希区柯克和后世一样是个大胖子的话，林子轩一定能认得出来，或许会忽悠他到中国拍摄电影。
但年轻时期的希区柯克只是有点微胖，甚至略显小帅，和后世的形象并不相同。
林子轩和这位电影大师就这样错过了。
不过他并非没有收获，在和电影圈的人接触的时候。他偶然得到了一个让他惊讶的消息。
英国人已经制造出了黑白电视机，并在公共场合成功的播放了一段画面。
这件事在英国媒体上有过报道。
制造出电视机的人叫做贝尔德，他在1924年发明了简单的机械扫描的电视机。这台电视机能忽隐忽视的传送几英尺以外的图像。
1925年1月，贝尔德在伦敦牛津街的塞尔福里奇百货公司首次向公众展示。
随后，他给英国皇家学会约四十名会员再次表演了这种装置。
一家英国杂志这样描述世界上第一台电视机。
“这台电视机基本上是用废料制成的。光学器材是一些自行车灯的透镜。框架是用日搪瓷盆做成的，而电线则是临时拼凑的乱糟糟的蜘蛛网般的东西。最大的奇迹是这些质量很差的材料，一经他的安排，就能产生图像。”
林子轩没想到电视机出现的这么早，他感觉电视机要到50年代才会被制造出来。
他记得后世中国在80年代黑白电视机还是新鲜事物，到了90年代才开始普及。
这可是一种比电影还能改变世界的发明，有了电视。坐在家里就能知道天下大事，还有各种电视剧和娱乐节目可供消遣。
他带着兴奋的心情拜访了这位贝尔德先生。想要见识一下这个时代的电视机。
如果能够投资这项发明的话，可是一本万利的商机啊。
然而。林子轩失望了。
这台电视机和他想象的完全不同，就好像台式电脑和超薄笔记本之间的差距一样。
画面感很差，摇晃的厉害，还无法传送声音。
他和贝尔德聊了聊，想要做到远距离的传送节目，声音和画面同步至少需要几年的时间，贝尔德的研究才刚刚开始，正在寻找资助者。
林子轩考虑之后，放弃了这个项目，理由是需要的时间太长，花费的资金太多。
他觉得与其冒着风险投资电视机，不如到时候拍电视剧更为稳妥。
在见识了这个奇妙的发明后，他准备离开英国，前往法国，然后从法国返回中国，结束这一次的国外之行。
1925年10月18日，林子轩来到了法国。
英国和法国同属欧洲，他在英国的演讲很快传到了法国，引起了极大的反响，他的到来受到了中国在法留学生的热情欢迎。
中国在法留学生人数众多，这是因为在中国到法国勤工俭学成为了一种社会思潮。
这就是工读主义思潮，它把劳力与劳心的分离看作是社会不良的根源，主张工读结合。
1912年李石增等人在北平发起组织“留法俭学会”，俭学会在北平成立留法预备学校，送80多人赴法俭学。
1917年国内成立了华法教育会，专门组织赴法勤工俭学活动。
1919年到1920年间，先后共20批约1600多名中国留学生到达法国。
这些留学生在法国一边读书，一边到工厂工作，生活较为艰苦，形成了各种团体，这也是国内留法派的根基所在。
在欢迎的人群中，林子轩看到一位个子不高的青年用力挤过来热情的用四川话和他打招呼，口音有点重，他没有听清楚。
他握着那位青年的手用力的摇了摇，说了一句安慰的话。
“你们在法国受苦了。”。
第二百九十一章那一段法兰西岁月
在五四新文化的影响下，大批中国青年为了寻求科学知识和救国真理登上了前往法国的邮轮，从此开始了一个崭新的人生。
和其他留学方式不同，去法国勤工俭学的门槛较低。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法国国内劳动力严重缺乏，法国政府认为大批的华工不仅能帮助打仗，日后也可以帮助建设，只是要对华工进行一定的教育。
他们的意思是对华工搞一个职业技能培训，让这些华工以后在工厂充当廉价的劳动力。
中国国内的蔡元赔等人认为可以用勤工俭学的方式来使华工掌握法国先进的技术，这对回国发展大有好处。
中法双方一拍即和，1916年，成立华法教育会，专门负责此事。
选择法国，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是法国的生活费用低廉。
在这个时代的中国，社会上对学生有“一等西洋，二等东洋，三等本土”的说法。
官费留学，份额极少，机会又非常有限。
于是，如何争取少花钱还能出国留学就成了问题的焦点，到英美等国留学，一年的费用要二千元左右，在法国，只需要七百元。
而在法国的外省，每年每人学食宿费不过二三百元。
这给了普通人家出身的青年一个到国外学习的希望。
这些中国青年说是留学生，其实相当于出国务工人员，只是法国政府会提供教育的机会。
但就算是这样，前往法国的留学生也分为官费和自费两种。
官费生费用全免，自费生由工商界捐款资助每人1元，自筹2元，共3元。
他们在邮轮上住在四等舱，每顿饭每人给一块面包、一瓢汤，有时给一点剩菜。
192年1月2日的《小马赛人报》这样报道。
“1多名中国人，他们年龄在15到25岁之间，身穿西式服装。头戴宽边帽、足蹬尖皮鞋，显得彬彬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