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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氏家族全传-第4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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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还要情报技术工作作啥用场!”
  他总认为“军统”的做法是不合要求,而只有他所夸示的“中统”的那套技术,才是情报工作的精髓。不过事实上,在某些政治技术方面,“中统”确也比“军统”
  更为阴毒。
  伪装中间和伪装进步,一向都是特务们的迷惑手段之一。如在学校区开书店,摆卖些进步书刊,供以吸引和侦察进步学生,就是这类手段之一种。那些特务店员,有时还故意发些不满现状的牢骚至于“左”的话,以接近进步青年,从而施展工作。抗战期间的重庆,他们在大学区的沙磁区和南温泉,都开有这类书店。
  当时,“中统”在沙磁区的特务学生组织中心,设于中央大学,公开和半公开的组织,有“生路社”、“民锋社”和“自强社”。这三个社都归王星舟领导。王星舟自抗战初期起,就在重庆大学和四川教育学院等校发展反动组织,组成“沙磁联组”,收罗了特务学生谢昆、崔尧、谭永昌、赵剑豪等20余人。这个“沙磁联组”与“中统”的重庆实验区沙磁区经常联系,将各校进步学生的言行动态制成记录。“中统”即根据此等资料,编造学生黑名单,分别进行打击、分化以至逮捕工作。这方面的活动,也由局本部第二组发号施令。
  在反动政治技术的研究上,收买叛徒的工作上,以及指示各省市调查室工作方针及解答困难问题上,研究室都与第二组配合。研究室主任杨为,老奸巨猾,一方面,他时时刻刻都称颂“徐先生(徐恩曾)领导有方”和“前辈先生们的成绩”,使“中统”头子都把他引为心腹。另一方面,也自认为自张冲以后,就算他对共产党的理论与实际最“通”了。他的办公室堆满了俄文书刊,上衣口袋里也常常插着一份《真理报》,口衔烟斗,扮成学者的姿态。特务们则称之为“杨教师”。当张国焘和何畏等人投蒋介石之初,“中统”曾派专人与他们谈过话,并研究过共产党的策略和路线问题。杨为把每次谈话写成记录,提出具体问题,加以分析判断送交徐恩曾转呈蒋介石过目。这一类的“功绩”,也得到过蒋介石的欣赏。因为“中统”
  认为杨为是“苏联问题专家”,后来就派他到新疆主持特务工作去了。同时,第三组组长谢永存,也被派到新疆去当国民党省党部书记长,与杨为合作。就在这段时间,谢因飞机失事而亡。
  “中统”分布在全国各地的机关,主要就是省市的调查室。贵州调查室(简称“黔室”)是被“中统”局本部认为组训工作做得最好的一个省室。这个地区的所谓“专业工作”,又曾被评为第一等。其所以获得局本部的嘉奖和重视。
  “黔室”的主持人程惕予(又名程铁如、程迪庐),是“四一二”之后投蒋介石的。抗战期间,他在贵州用就地取材的办法,吸收训练了一批特务骨干,完全解决了“中统”在贵州方面的需要。
  “黔室”特别注重特务的“学习”和“小组生活”,以此为训练的基础。对于某一“专案”,事后都进行所谓讲评,以总结经验。它在特务工作方式方法上不拘陈套,且随时随地以老特务的经验教导小特务,所以特务成长得快。陈立夫到贵州视察之后,曾认为这套办法效果好。
  “黔室”在“中统”局本部需要补充人力时,曾调了10多个人去,这批人的能力、水平、纪律都比较好,颇得徐恩曾的赏识,徐恩曾还把其中的一人,破格提升为重庆实验区的分部领导人。
  张道藩是贵州人,他将他在贵州的一些班底交与“黔室”使用。同时,贵州“三谷”(谷正伦、谷正鼎、谷正纲)在贵州的地方势力,也被“中统”拉拢过来,他们处处帮“黔室”不但不得罪地方上的巨室,而且还特别维护他们的利益,所以相得益欢,在罪恶活动上亦特别顺手。
  “黔室”曾同当地天主教法国神甫合伙,在石门坎苗族地区,做过一次持续三年的“调查工作”,写成10多万字的“专案材料”,并诱骗苗族中的实力派(武装的地主富农),参加了“中统”的外围组织。
  “中统”在主要交通线上,都布置了特务活动。在粤汉。湘桂两铁路地区,就设有“联立工作组织”(简称粤桂联组)这个“联组”由上述两铁路和广东、广西、湖南三省的调查室共同组成。当时,广东省调查室的负责人是余俊贤,广东是蒋静一,湖南是韩中石,粤汉路调查室的负责人是田纯玉,行动队长是伍岳。湘桂路的调查室,则由蒋静一指挥。在这个地区,由联络专员徐政(又名徐子政)担任督导工作,所以这个家伙,经常奔走于曲江、衡阳和桂林之间。在这个“联组”下面的伍岳的行动队,和他手下的一群土匪武装,在粤汉路北段常常进行非法逮捕,骚扰抢劫,使地方居民恨之人骨。田纯玉则着重在拉拢工贼,控制黄色工会,布置沿线特务工作。伍岳、田纯玉两人合在一起,又与“军统”的粤汉路警务处处长史铭互相拉拢,天天忙着的是两件事:一是防共,二是搞钱。
  湖南调查室有一段时期,忙于”党团摩擦”,与三青团方面闹得不可开交,使“CC”统治下的湖南,处处受牵制,处处受打击,无法发展。因此,当韩中石到重庆去述职的时候,徐恩曾曾指着他鼻子骂到:“张荫梧是一个摩擦专家,但他是共产党所讨厌的摩擦专家;你这个摩擦专家,却是对内生是非,造障碍的傻公!”韩中石被骂后,回去便改变作风,虽然仍旧和三青团对立,但在反共工作上,则和“军统”人员合作起来,力求做出些结果来,以改变局本部对他的看法。比方在湖南第M区(该区行政督察专员为CC的萧训),就曾与“军统”负责人苏业光合伙,清查过茶陵和攸县一带的地下党组织,搜捕过中共人员。
  华北地区的“中统”特务工作,与和张厉生相关联相结合的组织,关系都比较密切。张后来不见信于“CC”,转投于陈诚旗下,原来在张的小组织中的得力分子,则有一部分投身于“中统。像“诚社”分子牛传钦加入“中统”局本部第二组工作,就属这一类。解放后被捕的、由“中统”的“平室”和“津室”所派的特务董化昌(天津铁路潜伏破坏总队天津第一大队直属分组长)、王书华(国民党天津市党部学运组特务头子,解放前大批逮捕进步学生、破坏学运)、支彭英、支永信、吕广仁、沈振启、李树声、王富春、吴镇屏等(解放后潜伏于北京邮政总局),就是张厉生在华北地区所搞的小组织中的分子。
  安微调查室又有另一种做法,它因为安徽主要是由桂系李品仙控制,而桂系又在某种限度内拉拢了三青团的力量,所以“皖室”的王秀春,与“中统”老特务安徽财政厅长孟九两人联合起来,一面与李品仙桂系势力相周旋,一面又与徐君佩的三青团势力互斗。但在省级“特种汇报”会议上,又极力设法联同各种反动力量,对付地下革命活动。王秀春这种手腕,曾被叶秀峰夸赞为善于利用各种力量“一致对待共同敌人”的“范例”。
  “中统”在“第一处”时期,即设有训练科。训练工作比较简单,主要内容分两方面:
  政治训练方面,组织过“读书会”,除“总理遗教”之外,戴季陶和周佛海关于三民主义的著作也被列为必读之书。此外,以蒋介石名义“发明”的新生活运动全套理论,和由陈立夫在讲堂上乱扯的“唯物论”,都是他们在政治训练上的理论根据。
  抗战以前,“中统”内部搞过“小组生活”,通过小组的形式,安排政治讨论与技术研究。这些做法,后来还被“中央训练团”所采用。可以说,在国民党内,是“CC”先有这套东西;而在“CC”之内,是“中统”先有这套东西。
  “中统”还办过一个刊物,叫做《群力》。在这个刊物上,一方面登载鼓吹“一个领袖、一个主义、一个党”的理论,一方面则刊载诽谤苏联和共产党的文字,以及由那些叛徒所写的“内幕”和“仟悔录”一类的东西。到了抗战开始时,因为蒋介石表面上也喊“国共合作”,这样内容的刊物再出下去,连“中统”也怕有所不便,也就停印了。
  在技术训练方面,曾由训练科编有《情报业务概要》一书,该书有50万言,内容异常杂乱,从特务工作理论,蒋介石的言论,一直到化装术、射击术、驾驶术、擒拿术以及跟踪盯梢之类的所谓技术,都包括在内。此外,如手枪射击,拆装和保护、化装技术,以及帮会沿革和内幕等等,都印过单行本。对于各个党派的情况,也不定期地编印过一些“指导手册”。凡新进去的特务,例有三个月的试用期。在这三个月内,“中统”就要他们看这些书,并派出专人与之谈话,查询其读书心得,同时解答问题,这也算是训练工作中的一部分。至于实用技术,则由负责“行动”
  特务所必修之外,其余人员则不硬性规定,任其自择。
  南京沦陷到蒋政府逃渝那段时间,“中统”的训练工作曾一度停顿。到了抗日中期,“中统”改组完成,已自成系统,其训练工作,亦逐步由普通训练进为正规的、全面的训练了。
  从三青团江北青年训练班中吸收新分子“:抗战开始后不久,国民党军节节败退,长江下游及华北华中大部分地区,均沦于日寇之手。许多青年离乡背井,奔到后方,怀着爱国热忱,希望参加有组织的抗日工作。三青团便利用这个机会,在重庆江北治平中学,办了一个“青年执行所”,收容了男女青年近千人。最初由三青团按其学识能力介绍工作,后来蒋介石要国民党中央训练委员会拟定办法,将这个“执行所”变成训练性质,并由三青团中央团部和重庆团部派了一批中央军校特训班的学员,去担任这个班的大队和中队的负责人。“中统”认为这是一个“抢才”的机会,即在班里吸收了30多人拉到“中统”作进一步的特务训练,然后按照手续,成为它的喽罗。这种从其他组织“选料加工”的办法,后来就成为“中统”内部训练班的选人办法。他们自以为这个办法比“军统”高明。因为“军统”的许多训练班,都是招来就“训”,“训”了就算人伙的。但受“训”者在被“招”
  之时,往往还不知道主办的机关就是“军统”,等到发觉以后,有些就中途退学,要求不准逃跑,逃跑不出去就被长期拘押。而“中统”的办法,则是从别的组织中先加考察,然后伸手去拿,这样就可以减少像“军统”那样的麻烦。陈立夫在“CC”
  的一次高级会议上曾说:“我们召集人才要重质不重量,宁可少,不可滥。我们不许用北洋军阀招兵的方式,举起旗子叫人跟着走,就算是自己的兵。我们要找孙猴子,找到一个孙猴子,可以放弃100个猪八戒。”这就是他们所自己夸“中统”骨干分子的培训原则。
  “CC”对于外围组织的运用,也和“复兴社”有所不同。它的外围组织很多,而外围组织的中心分子则并不多,但那些中心分子,却都是“CC”的死党。“CC”
  对这班人拉得紧,对他们生活所赖的大小官职,也始终以组织力量加以维护,使这班人死心塌地依靠“CC”,为它拼命。
  “CC”在较大范围的外围,也用同一方式,而又有两种方法。例如抗日战争以前(1935年)在南京成立的“中国文化建设协会”,其会员人数9734人(会址在四象桥,经常住会办公的只有一个专用职员王鉴藩为金陵大学“CC”学生,后来跟洪兰友当秘书),在这9000多人中,有意让非“CC”甚至反“CC”的分子参加,借以冲淡“CC”色彩。“CC”有意用这种外围作“疑兵”,似乎是在做“赔本”生意,实际则利用该会来收罗文化界的分子,这就是它的“寓吸收于外围”的训练工作方法之一。又如“中国工程师学会”这个组织,本来是“CC”插不进去的,因为在“CC”里边,实在没几个象样的工程师,工程师在当时也颇有社会地位,并且自认清高,一般也不屑于当“CC”的走卒。可是,陈立夫、徐恩曾等人本来是学过工程的,在工程界原有一些同学关系,加上他们在统治层中,又有相当的政治地位,因此就不声不响地把“中国工程师学会”这样的组织也套了过来。虽然套了过来,但仍然不用“CC”人物在台间露面,避免刺激;只暗中极力扰其二三等人物,以扩大“CC”在工程技术界的势力。照他们说,这是一种“就汤下面”的办法。
  “中统”在外围吸收人力的方式方法,基本上也就是运用上述的原则,归纳言之,可分三种:一日“挖根移植”,二日“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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