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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蒋介石的暗杀组织，首先想到的是“蓝衣社”，亦即“复兴社”；而近代的特务组织，本来是伴随着法西俾政治而来的产物，“复兴社”又是蒋介石的第一个法西斯组织。
所谓“蓝衣社”，“十三太保”，都是从“复兴社”这个组织而来。当时，在该社组织中，有一个特务处，负责人也就是后来“军统”的头子戴笠，而戴笠所搞的第一个特务训练班，也就是在“复兴社”时期举办的。
当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蒋介石一味坚持不抵抗的卖国政策，而国内的广大人民，则因外侮愈迫，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日爱国的热潮。特别是工、农、学生中的爱国分子，在进步力量推动下，更加积极。国民党的省市党部，一再为要求抗日的群众所包围。这种情势，使外战外行，内战内行，“捷外”消极，“安内”积极的蒋介石大为震惊。同年10月底到11月初，爱国学生涌到南京去，向国民党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请愿，要求对日抗战。最初，蒋介石还想利用蔡元培那块招牌，出去应付一下，但不济事。结果连蒋介石本人，也被请愿的学生包围在他的国民政府内，不能脱身，迫得没有办法了，只好亲自出去对学生讲话。他情急计生，乃装腔作势地说要抗日，并说可以马上发枪给学生，要学生去受军训。接着又把南京孝陵卫马牧集的营房腾出来，给学生作集训之用，叫学生到那里去报到。这样一来，总算对付过去了。但是这种做法，只不过是蒋介石的权宜欺骗之计，并非出自真心。
蒋介石有一个特点，就是碰到某些严重问题时，往往不直接命令他的唆罗照他的意思去办，却用冷酷的骂人方式，逼使对方去揣度他的心思，再想出办法来迎合他的意图。因此，就在群众抗日爱国运动风起云涌之时，一次以骂人始亦以骂人终的集会就在南京举行了。
那是1931年11月初的事，蒋介石约了贺衷寒、康泽、挂永清、萧赞育、周复、滕杰、郑介民、邱开基、戴笠等10多人，全都是黄埔军校的学生。还有邓文仪，因为那时邓文仪是蒋介石的侍从秘书，蒋介石开会时，都由他记录，也是参加者之一。开会时，首先由蒋介石讲话。他装出很难过的样子说：“现在日本帝国主义者压迫我们，共产党又捣乱，我们党的精神完全没有了，弄得各地的省市党部被包围的被包围，被打的被打，甚至南京的中央党部和国民党政府都被包围。我们的党一点力量没有，我们的革命一定要失败！”他这样叹息了一番之后，接着就叹中夹骂，骂中夹叹地道：“我的好学生都死了！你们这些又不中用，看着我们的革命就要失败了！……”
蒋介石讲完了，并没有叫到会者发言。被骂的人也默然相对，不知说些什么好。蒋介石的独脚戏唱罢，会也就没头没脑地散了。不过听“训”的人都明白蒋介石的脾性，他这样把人一骂，就等于留下一条题目，叫你去作文章。问题只在于如何揣摸题意，以及如何交卷罢了。
接着第二天，贺衷寒就把那些“不中用的学生”约到家里去谈。十多个人七嘴八舌，谈来谈去，最后得出一个结论，“认老头子”（蒋介石）对时局感到很困难，大家要能体会他意思。但是究竟应该怎样体会？又应该采取些什么行动？说来说去，一时也弄不出什么具体的东西来。
过了几天，蒋介石又再召集那些人去开会，怪得很，又是蒋介石一个人开腔，他照样的叹息，照样的骂，几乎可以说，既没有增加什么，也没有减少什么。而且。照样的是有“会”而无“议”，蒋介石的话讲完，会也就散了。
挨了蒋介石第二次的骂之后，贺衷寒又把那些人约到他家里去再谈，这次才谈出了一点头绪。所谓头绪，就是众人都认为“要组织起来”。但是怎么个组织法，还是没有具体决定。
三四天之后，蒋介石又叫那些人去开会了。又是他一个人先讲话，又是他做他自己的留声机，只是说到“我的好学生都死光了，你们这些又不中用”时，特别加重了骂的语气。
这时贺衷寒站起来，泪流满面地说：“时局虽很困难，只要我们能团结，还是有办法的。”蒋介石听了，大概是因为见到被骂的人已经动情，骂效已著，那些“不中用”的学生，也已经有一点用了，就一面继续骂，一面也顺水推舟地再往下逼：“你们怎样能团结得起来！今天团结，明天就要闹意见。好吧，你们试试也可以。”跟着又说，最好能有个严密的组织。
康泽也站起来讲了几句话。蒋介石说：“你们去研究研究吧。”吩咐了这么一句，便宣布散会。
这次开会之后，贺衷寒又多次地找那些人去商谈，对于用什么名称？用什么政治纲领？用什么组织原则？等等，都是商谈的题目。一直谈到12月初，还没有具体的结果，而蒋介石迫于内外形势，却不得不离开“主席”的宝座，宣布下野了。
在蒋介石下野以后，有一天，曾扩情在南京“浣花菜馆”，请被蒋介石再三驾过的贺衷寒等十多人晚餐，另外还请了甘国勋、潘佑强等人，共开两桌。他们一边吃饭，一边又谈“怎样组织起来”的问题。
他们正在边吃边谈的时候，忽然来了个不速之客，那是胡宗南。原来他由西北到奉化去，路过南京，特来出席。在座的人表示欢迎他参加，并请他发言。胡宗南说：“同学们要团结，这问题很急切，老是这样谈，时间已经过去很多了，应该赶快推举几个人负责筹备。”众人同意了他的意见，胡宗南就立即推举贺衷寒、澧梯、滕杰、周复、康泽等五个人负责筹备，众人也无异议。胡宗南说完话，立即告辞。许多人不知道胡宗南与“复兴社”的关系，其实他是蒋介石指定的参加者，胡宗南自己也隐然以“老大哥”自居。戴笠也是由他特别推荐给蒋介石的，所以戴笠后来做了“军统”头子后，虽横行霸道之极，但对胡宗南则勾结甚紧，而且敬他三分，就与这种背景有关。
那些人吃了曾扩情的饭之后，第二天就召开了筹备会决定由贺衷寒起草章程，由康泽起草纪律条例。在这期间，又陆续增加了一些人，如彭孟缉、杜心如、娄绍恺、赵范生等等，一共30多人。
蒋介石的下野，当然并不是甘心走下政治舞台，不过是迫于不得已。下野之后，他又赶紧和汪精卫勾结，密商买卖条件。结果，商妥由汪精卫出来当行政院长，负责政治；同时成立一个军事委员会，蒋介石当委员长，负责军事，再把林森抬出来做傀儡，当国民政府主席。这样，表面上责任由大家分担，而实权则由蒋介石掌握。蒋介石的这种做法是为了暂时缩小目标，减少外边的反感，以便于度过风险，到条件更有利的时候，再卷土重来。经过两个月的布置，到1932年2月，蒋介石认为时机成熟，于是又宣布复职，当起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来了。
复职以后的蒋介石，最重要的一件事是赶快搞成那个骂出来的“组织”，他召集那班“不中用”的学生开会，问他们研究得怎样了。贺衷寒报告了经过，并报由他起草的组织章程和由康泽起草的纪律条例，当面交了上去，蒋介石都收起来。关于组织名称，贺衷寒主张用“力行社”，康泽主张用“复兴社”；而澧梯自己又另外起草了一份东西，名称叫“救亡社”，单独呈给蒋介石，蒋介石因他不是起草人，又拿来交给贺衷寒、康泽等人参考。不久之后，蒋介石又召集会议，最后决定名称为“中华复兴社”。这就是“复兴社”的起源。
照“中华复兴社”的社章，乃“以蒋中正先生为社长”。最初，凡人社者都须经这位“社长”批准，后来组织扩大，才改为分社也可以批准。人社的“誓词”中，有这样的几句：“遵守本社社章，服从社长命令，保守本社秘密，如违誓言，愿受最严厉之制裁。“至于”纪律条例，其中有许多“不得”，如“不得违抗命令”、“不得有小组织”、“不得泄露秘密”。“不得倾陷同志”等等，违犯者最重可处极刑。这都是蒋介石这位“社长”为维持其统治所必需的。
各事就绪后，蒋介石又再召集会议。开会时，、蒋介石拿出一张纸条，上面写着这样的四句话：“驱除倭寇，复兴中华，平均地权，完成革命。”并问众人：“你们把这四句拿去做纲领好不好？”那些人当然奉命唯谨，怎会说一个“不”字？而且谁也知道组织这个社的目的另有所在，蒋介石拿出来的“十六字真言”，不过是冠冕堂皇的门面话而己。
到了1932年3月初，蒋介石在南京“励志社”召集所有经他批准参加“复兴社”
的人开成立大会。除上文已提到过的角色之外，还有骆德荣、张元良、任党五、叶维、梁干乔。侯志明、出载龙、李秉中等等，共约40人。
当会议正要开始的时候，发生了一个有趣的插曲，黄埔第一期的冷欣，不知从哪里听到了风声，突然跑进来参加。刚一进门，被蒋介石看见了，他马上跑下主席台，一把抓住冷欣，便向门外推去，一边推一边说：“这个地方没有你，这个地方没有你。”然后紧闭了大门，再回到主席台上，宣布“复兴社”正式成立，并进行选举。
蒋介石是“真命”社长，自然毋庸选举。此外，选出贺衷寒、酆梯、膝杰、周复、康泽、桂永清、潘佑强、郑介民；邱开基等九人为中央干事，侯志明、赵范生、戴笠三人为候补中央于事。田载龙、萧赞育、李秉中等三人为中央监事，甘国勋为候补中央监事。选举完毕，大会也就“功德圆满”了。
蒋介石的这个组织，其“社长”的权力是“天赋”的。无限的、绝对的。大会的选举和决定，还要经过他批准，才能算数。是故成立大会选举的结果，当天还要再办一番手续，呈报蒋介石批准。一呈一批，“戏”功十足。他并在当选人中，指定贺衷寒、澧梯、滕杰三人为常务干事，并以滕杰为书记。田载龙为常务监察。下设四处：一。组织处，处长周复；二。宣传处，处长康泽；三、训练处，处长桂永清；四、特务处，处长暂时空悬。直到3月下旬，蒋介石在南京陵园别墅再召集当初的十多人开会时，才对那些人说：“特务处长就是戴笠好了，郑介民去做副处长，大家的意见怎么样？”“社长”和“领袖”的话谁敢不同意？只能“奉旨”。戴笠只在黄埔六期读过一阵子骑兵科，连毕业也谈不上。在那群“黄埔老大哥”的心目中，是并不怎样看得起的。特别是郑介民，既是中央干事，反而要他做候补于事戴笠的副手，心中一直不服，但不敢向蒋介石表示。郑介民是广东人：戴笠则是浙江江山人，与蒋介石同属“阿拉”’“眷顾”之不问，即使在黄埔学生中，在那时候就已开始了。特务处在4月1日成立，这成了戴笠“飞黄腾达”的起点。所以后来“军统”成立后，他便定这一天为“家庆”之期。
4月初，蒋介石再召集那些干事和监察开会，又拿出了一张字条来，众人一看，写的是：“攘外必先安内，安内必先剿匪。”
这12个字，才是他组织“复兴社”的真正目的！比起他先前提出的什么“驱除倭寇”、“平均地权”，都要更老实，更鲜明了。
蒋介石把这“12字真言”拿出来之后，又说：“你们就根据这个做宣传。”并吩咐宣传处长康泽负责写个宣传大纲。康泽就根据这两个口号，写了十五六条出来。潘佑强看了，主张加一条“对日宣战”进去。但康泽窥察蒋介石的意思相当时情势，认为蒋介石决不会对日宣战，所以反对加进去。这个问题提到“复兴社”常务干事会去，也争论不休，只好在另一次由蒋介石召集的会上，提出来请他作最后决定。结果，大纲上并没有“对日宣战”这一条。
2月下旬，有一个军校第六期的杨周熙，写了一本书，名叫“三民主义之法西斯化”，送去给蒋介石审阅，蒋介石把那书交与康泽，并叫康泽去考核杨周熙。康泽把杨周熙找来，问他为什么要写这本书。杨周熙倒干脆，直截了当地说：“我听说现在有一个运动，是搞法西斯，所以赶快写这本书出来，不然，就会落伍啦！”康泽即将情形向蒋介石呈复，并说杨周熙是投机，意思是说其人不足取。但蒋介石别有用心，结果只把“法西斯化”字样圈掉，而换以“复兴运动”四字。因此，“三民主义之法西斯化”，就改成了“三民主义复兴运动”，拿去出版了。杨周熙也被批准参加了“复兴社”。可见“法西斯化”和“复兴运动”之间，可以划个等号。杨周熙因为有此“先知先觉”，不但人社，后来蒋介石派人去德、意两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