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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时为增加国家财富之要素，战时为支持长期作战之根源，垦殖事业者，利用人力发展地力，而充实物力之要着也。查我国垦殖事业，自前清末季，即有创办，但大都限于东北西北东南交通便利之区，西北西南及西部后方地带，以及东南交通偏辟之区，问津甚少，东北西北东南之已办者，又多出于投资者及人民之企图，而政府予以指导及协助甚少。兹值抗战军与之际，举凡安定后方，维系民心，开辟财源，补充给养诸事项，有赖于垦务于进行者至巨，战后国民经济之恢复，国防之奠立，需要垦务之设施者尤多。此种建设生产大计，似未可纯粹任诸人民之自由行动，而必求其能适合于国情，有当于国策，且垦事之动作，愈趋于后方交通困难，地势高塞、民族复杂之区域，除农垦外，愈须别具牧垦、林垦性质，为事之艰苦，又非在内地经营垦务者所能想象，爱拟具全国实施垦殖计划，藉供采择施行。”
4．陈果夫劝女人“要做贤妻良母”
为政得人，政通人和，而知人善任，赏罚得中，原非易事。陈果夫说：“从事政治工作者，一定要随时从这方面体会推究，才有减少用人的错误。而用人必须用其所长，识人必须识得透彻，任使得法，可以说天下无弃才。”辜仁发“大义灭亲”，引出了一则桃色新闻。陈果夫发表长篇讲话。劝女人要做贤妻良母。
陈果夫任江苏省主席职务后，第一次向省府职员讲话，内容非常简单。大意为：（一）一切遵照宣誓词实行。（二）前任做得有成绩的事，决萧规曹随，不轻变更。（三）做事必须科学化。（四）一切工作必须切实。切实两字，还特别说了几遍。过了若干时，举行省党政联合纪念周。司仪唱了静默三分钟后，不过一分钟便唱静默毕了。陈果夫乃利用此机会命司仪立正，看准了表，向大家报告3分钟开始，确确实实的立了3分钟才终止。于是他将切实两字的意义，加以说明：“如说3分钟，必须恰是3分钟，才算是切实，不可为2分59秒，亦不可为3分01秒，准时到，准时退，都是切实，今后我人从事建设，不切实即不易成功。中国人马马虎虎的习惯，必须革除。”自此以后，纪念周中的3分钟静默，便十分准确。全省各县市，也闻风而准确了。凡县长、公安局长来见时，报告中如有数字不确实，一定当面纠正，以后就渐渐的不敢再马虎了。这件事看上去很小，但养成了不切实的习惯，因小及大，可以影响到其他的事。江苏省县政治，所以能比较切实，虽然由于上下努力，但与陈果夫处处培养切实的风气，也有很大的关系。
陈果夫十分重视省府人和，使大家和谐相处。陈果夫说：“我们常听到有些省府会议，常常会发生争执，闹到不欢而散。而我们的省府会议，四年零两个月之间，和和气气，没有闹过一次。为公事，并不是没有争论，但亦是君子之争。一次会议中解决不了，下次会议准可解决。我们这些委员中，也有个性很强烈，主张很坚定的。其所以能维持会议的和谐，基本原因还是在乎平时彼此间感情相处得很好。大家的注意力，又都用在事业方面。所以就没有对人对事的意气之争。我在开会之前，往往和大家非正式的先聊一阵闲天，造成和谐的空气，然后正式开会，这样，就在无形中消除了不少可能的争执。我们在甄审县长、公安局长的会议中，也从来没有人坚持他所提的人非通过不可，因而造成争执，大家都服从多数，多数通过，谁也没有异言。有时赞成的人数相等时，双方都说请主席决定。主席最后决定后，也从来没有人退有后言。我们任用县长、公安局长，都由民政厅长在甄审合格人员名册中，择其人地相宜者，先请示主席，再提出省府会议通过。如大家都认为不相宜，亦可另定人选，民政厅决无成见。我们对于县长、公安局长的奖惩，亦摊开来公平处理。有些县长、公安局长，优良努力，但可能因公犯了手续上、法律上的错误，各厅处依法予以处罚后，省府在开奖惩会议时，一定再予检讨，如他们在政策上并无错误，则必记他们的功，以抵销他们所记的过。因为功过分明，所以上下间亦无怨言，大家都在工作上求表现。我们对人如此，对事亦如此。省府会议时，各部分负责人不单注意其本部分之事，而且兼顾其他，互相批评与贡献意见，成为真正的省政会议。各厅处重要事项，提出之前，亦必与有关部门互相商量过，所以席间争执甚少。我平时对于各委员、各厅处局长，各专员、县长、随时接见。各方情形，凡厅处局长所知道的，我也大半知道。所以开会时，很少隔阂之处，人和两字，我在江苏任内，是足以自慰的。”
陈果夫在后来回忆文章中说：“我们一到了江苏，首先面临的便是用人问题，尤其是县长及县公安局长的任用。因为这两者是地方行政中的骨干；两者得人，则整个人事问题，可说解决了大半。我们当时就决定了县长及公安局长的甄审制度。甄审本来是各省行之已久的老办法，所不同者，我们是名符其实的把它作为一制度，而不把它作为应付工具而已。既然成为一制度，最重要的原则，就是县长、公安局长一定要经过甄审，才能任用，绝对没有例外。这一原则，我们是始终守住的。甄审设一甄审委员会，甄审委员由省府委员充任之。应审者的资格，及甄审取录的标准，都有规定。我们开始甄审时，外面介绍而来者居多。到了第三个年头，改变了方针，除了外面介绍来的特殊优良人员而外，我们的甄审着重在本省任过县佐治工作三年以上、合乎应审资格而有功绩之人员。上项人员经过专员或县长之考绩特保，便可参加甄审。这一办法，立下人事制度中循序上进的基础，是很重要的一着。不仅现在县佐治人员，有了这个上进的希望，都可以因此兴奋努力，而且也可以藉此鼓励大学毕业生肯从县地方行政下层做起。过去有许多受高级教育者，不愿做下层工作，就是因为前途没有希望的缘故。我们当时决定这个方针，还有事实上的原因，因为其时江苏各县的秘书、科长等县佐治人员常常为别的省分拉去当县长或公安局长，而且往往做得不差。如果在江苏不给他们一上进机会，所有得力县佐治人员都将转而他就，并且也好像委屈了他们似的。江苏的县，也和别省一样，依其面积、人口、富力条件，分成若干等级。县长、公安局长的薪俸，也依其县之等级而有差别。这看来是一极普通而应有的制度，但他细推究，却有问题。因为县政的难易，并不一定与它的等级成比例。也许一个三等县比一个一等县更难得治理，更需要能干的人去主持。但向上心是人类的通性，如果苏北某一二等县急需整理财政，想调一个在江南一等县整理财政有成绩的县长去该县，就有困难了。因为两县县长的薪俸有差别，由一等县调二等县，好像降了级，如何能使人愿意呢？同时，贫瘠落后的县分，因为得不到一等人才去治理，也永远贫瘠落后下去，这实在是政治上的一个问题。不仅县长如此，公安局长也如此。我们有见于此，所以特地规定：第一，各县县长、公安局长的薪俸在省预算内开支，与各县县预算无关。第二，各县县长、公安局长的薪级，依县长、公安局长的原有的资历薪阶而定。譬如，一个原来支一等县薪级的县长或公安局长，调长三等县，仍旧支他原来一等县的薪俸。这样，人就乐于迁调，而次等县也就可以得到一等的人才，使全省各县能平衡的发展下去。我们在江苏第四年才实行此办法，可以说开文官官俸职俸分离的创例。但行之未久，所以外人很少知道。用人行政的重要性，我们经过了3年行政经验，才深深的体会到。记得34年，考试院曾经制订很完备的官制草案，其时军委会侍从室第三处也曾贡献许多健全人事制度的意见。惜都搁置在当时的国防最高委员会，直到抗战结束以后，仍没有一完善的健全人事整饬吏治的方案。古语说：‘为政在人’又说：‘徒法不能以自行’。我们复员以来政治的失败，没有健全的人事制度，实为其主要原因。而制度之所以不能建立，大多因主管首长恶其不便于己；换言之，一念之私而已。”
1934年3月15日，无锡公安局总局长李文恭停了第二分局局长刘悼民的职，继任高崇山奉命前往办理移交手续。刘体民拒不移交，当天携印潜往省会所在地镇江，找靠山辜仁发。
与此同时，刘悼民的夫人李蓉贞，对高崇山口出怨言，声称，自家男人的官职是省政府民政厅的派今，凭什么不让屁股坐热就要滚蛋呢？高崇山不理会，两下里发生争执，大吵了一场。
再说，刘悼民到了镇江，辜仁发正巧被蒋介石召到庐山受训去了。一头撞了个空，悻悻而返，第2天，回到无锡，靠山没找到，又多了条携印私逃的罪名，夫妻双双被县政府传讯收押。
于是新闻记者如蜂采花，营营嗡嗡地围了上来，挥笔拟成各报当天的重要地方新闻。
消息传开，省政府秘书长程天放大感兴趣，总觉内里有什么不可告人的勾当，立即亲移尊驾，参与开讯，不出3天，果然摸出了隐情。
原来，刘悼民的夫人与辜仁发的夫人李淑兰有来往，那个第二分局局长的职务，其实是李蓉贞花钱从辜夫人手里买来的。
“这不是卖官买爵吗？”程天放大腿一拍，暗示地方政府马上移交司法，自己则揣了一肚皮得意，等着往下看好戏。
新闻媒介再次受到鼓舞，一番披露，轰动了整个江苏。
民政厅的官员觉得事情闹大了，匆匆电告正在庐山受训的辜仁发。
读完电报，辜人发急出了一身冷汗。过后想想，留住了青山最重要，决定马上演一出“大义灭亲”的苦肉戏。当即指使部属：内子瞒着自己犯下罪错，应以盗用印章卖官敛钱的罪名，会同无锡公安局侦缉队前往上海，将李淑兰及其母亲逮捕归案。
辜仁发的“大义灭亲”博得了新闻舆论的赞扬。CC系对此颇觉蹊跷，眼看一番由此及彼的牵连不能奏效，反为辜仁发的把戏所窘，真有点说不出的失望与恼怒。
然而，又是一个想不到，李淑兰在对簿公堂时，矢口否认资印卖官，相反，侃侃而谈地道出了另一桩事关辜仁发名誉的隐私。
当时，法庭按讯问被告的例行程序，要求李淑兰自述。
李淑兰说：我本湖南长沙人，今年23岁，几年前在汉口经人介绍与辜仁发相识，那时他正任委员长武汉行营的参议。不久我们正式结婚，但是辜仁发原来是有家室的，还生有子女，据说是离婚了，后来又听说没有离婚，那个原夫人现在还住在南京。如果确定，我要告他重婚，谁叫他这么无情，派警察来上海抓我，连我母亲也一起抓了。
重婚？民政厅长辜仁发重婚？！
新闻界继“大义灭亲”之后，再起波澜。
CC系人物更是倍受鼓舞，马上派人四出查访，结果与记者们一起找到了辜仁发的原配艾承枚。
这下可有好戏了，CC系的人鼓起三寸不烂之舌，挑唆艾承枚出头控告“那没有良心的东西”。记者们则拿了大夫人的照片，有鼻子有眼睛地搞起了专访。
李淑兰看见自己的指控有了真凭实据，抢先发难，特地延请上海的著名律师章士钊撰写诉状，一转身，便从卖官买爵案的被告，变成了控告重婚案的原告。
对此，沪宁道上，争相传说，非但各家报纸采编新闻的记者们为之欣欣然，就连惯以风月为题的艳情笔客，也大有持手一试的意愿。
舆论喧哗到了这般的地步，庐山上的辜仁发慌了，匆忙赶回镇江，安排对策。他与省警务处密谋，认为封诸新闻喉舌是眼下首要和必须做的工作。然后，再设法稳定两位夫人，慢慢和解。
立意已定，辜仁发马上派亲信某督察跑到无锡，会同公安局总局局长李文恭，在周山浜华盛顿饭店设宴，邀请各报馆编辑与记者，届时施以软硬手。
软的是金钱行贿，硬的预先埋伏下一批打手，在软招失效的情况下，报以老拳铁腿。
不料，这一内幕被CC探知，故意泄露给了新闻界，各报馆在派出记者赴宴的同时，也要求县政府与驻无锡的宪兵营予以保护。
宪兵营与县政府已经得到了CC系的关照，自然有求必应，闻风而动。等到宴席上软招不灵，某督察准备动硬时，忽有手下来报，说火车站、周山浜一带密布宪兵与县政府政警，情势不妙。随之，硬招失效，某督察在华盛顿饭店诱迫记者的情景，反而被披诸报端，激得怨骂声一片。
辜仁发弄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