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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年间那人这事 作者:傅国涌-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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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这么一种打扮。”据说,有一次他从松江乘船去上海龙华巡视工程,官舱里一个商人见他土老儿一个,疑心他偷了自己的银插子,冷语讥讽。那知船到岸,成千上万的人夹道欢迎的就是这个庄稼人摸样的督办。那位富商吓得晕了,长跪不敢起来。汤一笑了之,并不追究。曹聚仁觉得这不仅仅是俭朴可以解释的,“汤氏,乃是启蒙时代觉悟了的知识分子。他倒并不矫情,事事求其心之所安的”。他父亲之所以敬若神明,就是因此。
  1914年袁世凯政府在将沪杭铁路收归国有时,感于汤寿潜自1905年起督办铁路不取分文工资,奖励他20万元,他推辞不受,予以退还。再送到他家,他仍拒绝,最后全部捐给浙江教育会,后来就是用这笔巨款在杭州建造了浙江省最早的公共图书馆'1931年竣工,1932年正式开放,蔡元培亲笔题字'。其实他当时债务缠身,很需要钱,1915年杭州地方审判厅还在审理他的债务纠葛案。
  当袁世凯称帝消息传来,汤寿潜在病中脱口而出:“袁死期近矣。”他通电反对袁氏称帝,蔡锷举旗,他致电支持。他一生淡薄禄位,1917年谢世前给后人留下的告戒就是不要为官。 
                  
围缸喝酒与四呼万岁
  袁世凯召集报界代表进新华宫赐酒,用一大缸盛满黄酒,叫他们围缸喝酒,美其名曰“皇泽普被”。喝酒完毕,他们北面稽首九叩,三呼万岁,只有汪健斋一人四呼万岁。
  张伯驹《续洪宪纪事诗》中有一首诗:
  筹安会里互争先,记者称臣古未传。
  佐命即无功不世,大名千古有佳联。
  诗中说的人叫薛大可,民国初年主办过“袁记”的《亚细亚报》,他上书袁世凯,自称“记者臣某”,为世人所笑。除了他,当时新闻界更有臭名昭著的“三小人”:康士铎、乌泽声和汪健斋。时人评论,“三小人之性质长调,颇有差异。汪雄而康卑,乌则顽懦,若无甚感觉者也。”他们以“三小人”名于一时,风头几乎盖过了“记者臣某”薛大可,当然各有他们的特别之处。康士铎主持《民视报》,汪健斋主持《京津时报》,乌泽声主持《国华报》(袁死后改名《每日新报》,后来再改名《新民》),都是典型的无态度、无主张,看谁得势就捧谁,谁失败就骂谁。他们三人都是袁世凯御用的参政会议员,坐马车,带姨太太,威风八面。三个人挨骂的气魄各不相下,虐待编辑、记者的法子也没什么不同。所以被新闻界合称为“三小人”。
  “三小人”当中,康士铎素有笑里藏刀之名。每当酒酣耳热,你就是骂他九族,他也是面带笑容,没有怒色,然而,等到席终人散,他的陷阱算计也就安排妥当了。乌泽声本事最弱,但他在民初坐马车达六、七年之久,政治气候怎么变,他就怎么变,只要能保住荣华富贵即可。“筹安会”出笼,帝制论甚嚣尘上。袁世凯的许多旨意都是通过“筹安会”转达给报界,《国华报》、《民视报》无不以鲜艳醒目的色彩大肆渲染,“今上”、“圣躬”、“我大皇帝”、“万岁无疆”等名词布满了两报的版面,大有独领风气之势。两报发表的论文《帝国治安策》、《君宪精华》以及《国贼蔡锷小史》、《圣武南征记》等新闻,尤其是他们的“创格”,博得了短命的洪宪王朝“准元勋报”的美称。
  袁称帝之日,召集各界代表进新华宫赐酒,以“新闻界代表”自命的八人中就包括了“三小人”之内。袁氏用一大缸盛满黄酒,叫他们围缸喝酒,美其名曰“皇泽普被”。喝酒完毕,他们北面稽首九叩,三呼万岁,只有汪健斋一人四呼万岁。出宫之后,康士铎、乌泽声等都骂他有失礼仪。 
                  
蔡锷的签名书
  在一份赞同帝制的签名书上,赫然由蔡锷领衔,蒋尊簋、孙武、蒋作宾、蒋方震等12个将军签名,其中“主张中国国体宜用君主制者署名于后/八月二十五日/昭威将军蔡锷”三行字还是蔡锷的亲笔。
  1915年冬天,当蔡锷逃离北京之后,袁世凯对财政总长周学熙说,从蔡锷临行时的深谋远虑来看,“此人之精悍远在黄兴及诸民党之上,即宋教仁或亦非所能匹。”现在远走高飞必为心腹大患,他感叹“纵虎出柙”,言词之间大有悔意。
  此前,当“筹安会”出笼,为袁世凯称帝制造的舆论甚嚣尘上,什么“全国请愿联合会”,甚至连妓女请愿团、乞丐请愿团都出现了。蔡锷一方面悄悄地和老师梁启超密商大计,和云、贵两省军界密电交加,并派专人给远在美国的黄兴送去一封长达17页的密信,告诉黄兴自己准备返回西南发难的计划。另一方面,他却风花雪月,终日沉湎于风月场,以示颓唐,而且逢人便说:“我们先生'梁启超'是书呆子,不识时务。”摆出一副要与梁启超分道扬镳的样子。因为梁启超已公开发表反对袁世凯称帝的《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在一份赞同帝制的签名书上,由蔡锷领衔,蒋尊簋、孙武、唐在礼、蒋作宾、蒋方震、张一爵、陈仪等列名其后,一共有12个将军在上面签了名,其中“主张中国国体宜用君主制者署名于后/八月二十五日/昭威将军蔡锷”三行字还是蔡锷的亲笔,原件至今还保存着。
  以袁世凯这样的奸雄自然不会轻信,他内心对蔡锷仍是不太放心,所以才会暗中派人搜查他的家,目的是查电报密码本。因蔡锷事先已有防备,把几十部密码带到天津租界梁启超家的卧室里,才得以幸免。
  因为有了那份墨迹犹新的赞同帝制签名书,所以当蔡锷举义之初,袁氏的统率办事处致电责问蔡锷为什么反复无常?他的答复是:“国体问题,在京能否拒绝署名,不言而喻。若问良心,则誓死不承。……若云反复,以总统之信誓旦旦,尚可寒盟,何论要言!”
  蔡锷死后,每当梁启超想起心爱的学生当年的那番话,就感到心痛:“眼看着不久便是盈千累万的人颂王莽功德,上劝进表,袁世凯便安然登其大宝,叫世界看着中国人是什么东西呢,……我们明知力量有限,未必抗他得过,但为四万万人争人格起见,非拼着命去干这一回不可。” 
                  
“桃花颜色亦千秋”
  蔡锷家书中说:“余素抱以身许国之心,此次尤为决心,万一为敌贼暗算,或战死疆场,决无所悔”。
  蔡锷与小凤仙的传奇流传至今,刘禺生《洪宪纪事诗》中有“缇骑九门搜索遍,美人挟走蔡将军”的诗句,蔡东藩的《民国通俗演义》更是把这段英雄美人的故事演绎得淋漓尽致,张相文的《小凤仙传》、黄毅的《袁氏盗国记》、哈汉章的《春藕笔录》,以及李丕章《护国军中见闻二三事》等野史、笔记无不众口一词,说蔡锷得到小凤仙的帮助,才得以脱身离京,成就了反对袁世凯称帝的护国事业。
  其实,小凤仙“相貌不过中姿”,见过她的人都说她算不上漂亮,却是个通文墨、有个性的妓女,因为与蔡锷的一段关系,她在后来的野史中就成了“侠妓”,进而成为戏曲、电影的主角。蔡锷的儿子蔡端说,蔡锷到“云吉班”泡小凤仙的事当时并没有对家人保密。蔡锷天性敦笃,重情谊,小凤仙的插曲没有影响他与妻子的感情。护国战争期间,他在战火纷飞的前方不断地给第二个妻子潘蕙英写家书,仅保存下来的就有十来封。1916年1月31日,他在一天之内连写了两封信,其中说:“余素抱以身许国之心,此次尤为决心,万一为敌贼暗算,或战死疆场,决无所悔”。信刚刚发出,他接到家中电报,得知生了个男孩,母子平安,十分欣慰,又马上给妻子写信,要她保重身体,并给儿子取名“永宁”,可见夫妻情深。
  一代英豪蔡锷在声望如日中天之时英年早逝,举国上下无不感到悲伤,小凤仙也是痛不欲生。据说,在北京的蔡锷追悼会上,她曾亲往祭奠,并送去了一副传诵一时的挽联:
  九万里南天鹏翼,直上扶摇,怜他忧患余生,萍水相逢成一梦;
  十八载北地胭脂,自悲零落,赢得英雄知己,桃花颜色亦千秋。
  如此工整、有文采的对联显然不是出自粗通文墨的小凤仙手笔,大概是他人代笔的。在蔡锷病逝后不久,当时报纸上曾盛传小凤仙自杀,要以身殉情。1916年11月30日《长沙日报》就载有一篇《警署传询小凤仙》的报道,说警察为此特别传询了小凤仙,她则回答“儿与蔡先生感情殊笃,比闻其死,不胜悲痛。”警察说生命至重,不可轻生。她的回答是:“个人之事,可不必管。”京剧大师梅兰芳秘书许姬传的“七十年见闻录”中,有小凤仙后来的下落。1951年,梅兰芳到沈阳演出,传达室收到小凤仙的信,三十四年前,他们在一次聚餐时曾有过一面之缘。年过半百的小凤仙此时已改名张洗非,在一户人家做保姆(随后,在梅的帮助下,她被安排到东北人民政府机关学校当保健员)。梅兰芳约她见面,她在讲述三十年来的颠沛流离时显得平静,她曾嫁给东北军的一个师长,1949年后,又嫁了东北人民政府总务处的一个工人。只是说到蔡锷之死时,她还是声音哽咽,拿手绢擦眼泪。 
                  
挂银牌的鱼
  袁世凯喜欢吃鱼,特别是黄河鲤鱼,故乡河南天天进奉,吃不完的鱼,袁会挑大的,在鱼身上挂一个刻有“洪宪”字样的银牌,在中南海里放生。
  袁世凯食量很大,除了每一顿要吃两个大馒头,一碗面糊涂,随时还要食用鹿茸粉。袁有8个小老婆,他最后的病就是因为肾亏,鹿茸吃得太多所致。章士钊目睹过袁将鹿茸当零食的一幕。张伯驹“续洪宪纪事诗”中有一首说的就是此事:
  “夜夜羊车幸八宫,争承欢宠亦劳躬。
  事烦纵是食非少,滋补还须赖鹿茸。”
  袁世凯喜欢吃鱼,特别是黄河鲤鱼,其中以开封以北黑冈口所产的赤尾鲤鱼最有名,当地每天向他进奉。还有一种大鲫鱼,产于淇水之源一处泉水中,身扁数寸,味道鲜美,还要胜过赤尾鲤鱼,此地属河南卫辉县,县里也是每天命人捞起,将泉水装在大木桶中,用火车运到北京,袁更喜欢吃。
  河南天天进奉的黄河鲤鱼,如果吃不完,袁世凯会挑大的,在鱼身上挂一个刻有“洪宪”字样的银牌,在中南海里放生。以前明代的嘉靖皇帝、清代的慈禧太后都在这里放生过鱼,不过都是挂着金牌的。
  到了“北洋三杰”之狗冯国璋做总统时,开始在中南海捕鱼,将各种鱼出售。中南海,历代帝王后妃的放生处遭遇了一次前所未有的浩劫,所以冯国璋死后,有人写了这样一副挽联:
  “南海鱼何在,北洋狗已无。”
  袁世凯称帝,冯国璋之所以心中不满,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在帝制之下,他哪怕封爵,也只能永远做一条看门狗。在共和体制下,他毕竟还有继任之望,有自己做总统的可能。他的消极之举、劝退之举都因此而来。他的劝退电文中有“请敝屣尊荣,生命财产由国璋担保”等语。连忠实的北洋之“狗”都离心离德,袁世凯的帝王梦注定长久不了。
  袁世凯死后,有一年,张伯驹同袁的几个儿子一同前往河南彰德洹上村,为袁的大老婆祝寿,那是当年袁被撤职时垂钓的地方。一路上谈起袁世凯在历史上可以和哪个历史人物相比,四子袁克端说可以比曹操、王莽,五子袁克权说可以比桓温。
  曹操、王莽也好,桓温也好,在他们生存的那个时代,只能有那样的选择、那样的作为,到了20世纪,袁世凯还要放弃总统、回到做皇帝的老路,重温千年老梦,给黄河鲤鱼挂银牌,实在与前人不可同日而语。 
                  
袁克定窝窝头切片
  袁克定在颐和园租房子住。张伯驹与他时有往来,见他吃饭时,虽无鱼肉菜肴,只是以窝窝头切片,加上咸菜而已,但他依然正襟危坐,胸带餐巾,俨然还是当年“皇储”之时。
  1916年6月6日,袁世凯在举国唾弃声中黯然离世,但他的丧礼还是极尽奢华之能事,在故乡河南彰德的墓地占地至少在200亩以上,尸体浩浩荡荡用专列运送,直接丧葬费用就达50多万银元。树倒猢狲散,袁氏遗留下来的财产,由腿有残疾而野心不小的袁克定主持,袁家子女、妻妾一共分了两次财产。第一次分财产,袁克定分给自己和他生母的数目一直是个秘密,分给其他人的有记录可查,6个姨太太每人各分得银元6万元,黄金30两;17个儿子每人分得银元8万元,黄金40两,各种股票7万元;13个女儿每人分得银元1万元作为出嫁时的陪嫁。以上合计银元185万元,黄金860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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