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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8日，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开幕。陈景润应邀出席了大会。
盛况空前。劫后余生的中国科学界的群英，重新汇聚一起，他们中的不少人还来不及抚平心灵和肉体的创伤，便匆匆消融在春光万顷的百花园中了。
陈景润第一次看到了邓小平，他兴奋得像个孩子，目不转睛地注视着主席台上那熟悉的面孔，聚精会神地聆听邓小平在开幕式上的激动人心的讲话。阵阵掌声如浪涛，直落心田深处。陈景润一直在寻思：邓小平的话，几乎把他多年来心里想说的全讲出来了。入情入理，入耳入心。北京余寒未尽，但期盼已久的春天，真的来了。
长期以来，陈景润久居陋室，他深深地钟爱着数学，钟爱着自然科学中被誉为皇后的精灵，为此，不知遭受了多少的磨难和屈辱。当听到邓小平在报告中说到：“大量的历史事实已经说明：理论研究一旦获得重大突破，迟早会给生产和技术带来极其巨大的进步。”他高兴得拼命鼓掌。那张平日总是苍白的脸，漾着绯红。他研究的经典数论中包括哥德巴赫猜想等一系列理论难题，得到邓小平的高度肯定，还有什么能比自己的劳动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充分肯定更为高兴的事呢？
陈景润当然无法更深入地了解此时邓小平对中国前途和命运的深沉思索。
1976年10月，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全党全国人民扬眉吐气，欢声雷动，欣喜若狂的人们居然把北京城里所有的酒都喝光了，象征“四人帮”的螃蟹也被一抢而空。陈景润也跟着高兴了好几天。但人们不久就发现，现实并非如想象的那样坦坦荡荡，当时主持党中央工作的领导人坚持“两个凡是”，造成了两年徘徊的被动局面。历史的进程总是伴随着激烈曲折的斗争，拨乱反正之风首先在科技文化教育部门揭开雄奇壮阔的一幕。
邓小平在论述了“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的问题之后，话锋一转，亲切地询问：“怎么看待科学研究这种脑力劳动？科学技术正在成为越来越重要的生产力，那么，从事科学技术工作的人是不是劳动者呢？”
恰似峰回路转，陈景润的思绪，悄然捕捉着回荡在会场上那带着浓重四川口音的每一句话语，拾取阳光、雨露，也拾取了那飘逸怡人的春风、花絮。
“他们的绝大多数已经是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自己的知识分子，因此也可以说，已经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他们与体力劳动者的区别，只是社会分工的不同。”邓小平同志这段对中国知识分子的科学的评价，激起了几千名与会代表的强烈共鸣。陈景润举目看去，所有的人们都在纵情鼓掌，脸上洋溢着无限的欣喜。屋顶上那群星似的灯光，闪烁着令人激越的异彩。陈景润扪心自问，我也是工人阶级的一分子么？多年来，他一直回避着这个问题。在他的印记中，政治仿佛就是整人，他处处躲避，但总如福州故乡的一句俗话：“躲过了初一，躲不过十五。”被整了多少次，已经记不清了。现在邓小平同志庄严宣布：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长期无端强加在头上的“紧箍咒”被解除了。
时间已经流逝了近20年，重温邓小平同志的这个讲话，依然感到暖意盈怀，它是一篇气势磅礴的解放知识分子的宣言，它是一面呼唤新时代曙光的旗帜。科学技术，这一关系到我们民族命运和生存的严肃命题，从来没有得到如此完整、系统的阐述，从来没有如此庄严地列入党和国家的重要议程。
陈景润觉得邓小平同志有一段话，仿佛是专门为他和类似命运的知识分子洗刷耻辱的：“‘四人帮’胡说‘知识越多越反动’，鼓吹‘宁要没有文化的劳动者’，把既无知又反动的交白卷的小丑捧为‘红专’典型，把孜孜不倦，刻苦钻研，为祖国的科学技术作出贡献的好同志诬蔑为‘白专’典型，这种是非关系、敌我关系颠倒，一度在人们的思想上造成很大的混乱。”
什么是白专？什么是又红又专？这是被“四人帮”搅成一团乱麻的问题。陈景润一直被无端地诬蔑为“白专典型”，有一段时间，甚至被剥夺了从事业务的权利，痛定思痛，感慨不已。最困难的时候，是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党中央领导人支持了他，给他撑了腰。对于这个问题，终于被邓小平解开了：
“一个人，如果爱我们社会主义祖国，自觉自愿地为社会主义服务，为工农兵服务，应该说这就表示他初步确立了无产阶级世界观，按政治标准来说，就不能说他是白，而应该说是红了。”邓小平话音刚落，一片排山倒海似的掌声，顷刻便回荡在春天的爽朗笑声里。
从来都没有像今天这样畅快淋漓，从来都没有像今天这样心情舒朗。邓小平以势如破竹高屋建瓴的气魄，将凝聚在千千万万知识分子心头的乌云，扫荡殆尽，拭目四望，碧空如洗，万木争荣。正如郭沫若在全国科学大会上以《科学的春天》为题的书面发言中所描绘的：“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科学的春天已经大踏步地走来了，让我们张开手臂，去拥抱它吧！陈景润虽然没有郭沫若那样的诗情敏捷，但他的感受，同样是如此昂扬、振奋。
面对着数千名意气风发的科学工作者，侃侃而谈的邓小平也情不自禁地为之激动了。中国是有希望的。他诚恳地嘱咐在科研部门做党的工作的领导同志，要把科学研究工作搞上去，还必须做好后勤保证工作，为科学技术人员创造必要的工作条件，并把它列为党委的工作内容。说到这里，这位世纪伟人提高了嗓门，真诚地说：
“我愿意当大家的后勤部长！”
这是呼唤科学春天的浩荡春风。
这是光照神州大地的明媚阳光。
这是催动百花盛开的一声惊雷。
这是牵动亿万人心的千古绝唱。
一个党的领袖，甘当科技人员的后勤部长，这种襟怀品格，令所有人们都潸然泪下，陈景润的眼眶湿润了，他是很少流泪的，这一回，流泪了。
邓小平同志的报告结束以后，他特地接见了一批作出突出贡献的科学家，陈景润幸运地被列在其中。
一代伟人向他走来，微笑着，向陈景润伸出了那双扭转乾坤的手，千山肃立，万壑屏声。整个世界都注视这个极为难得的历史镜头。
陈景润立即跨上一步，用双手紧紧地握住了邓小平的手。温暖、有力，千言万语，尽在这无声一握之中。
他握住了巍巍昆仑，握住了浩浩长江，握住了雄风万里的长城！
陈景润孩子似地笑着，邓小平亲切地嘱咐他，要注意身体健康。并且告诉身边的工作人员，要尽量给陈景润创造更好的工作条件。语重心长，情真意切。这是科学大会上最动人的一幕。应当感谢摄影师，把这一瞬化为了历史的永恒。
“我和邓小平同志握手啦！”陈景润当天就把喜讯告诉了数学所的所有同事。这是陈景润最为幸福、激动的一天。
陈景润和徐迟
徐迟走了，他走得太匆忙。
一位作家在《为徐迟送行》一文中这样写道：
别惊醒他，医生！
他已入梦。
他在世界上一直不停地走——一分钟以前，突然疲惫倒下了！
他在梦中还在继续跋涉——
他乘坐越野汽车，随同一些专家考察乌江流域，行进在崎岖的山道上；他跨上了三峡悬索桥，在滚滚的激流上，把中堡岛搁在自己的心上，在那里留下深深的脚印；
南海油田，也在等待他，太平洋上辉煌壮丽的落日在迎接他。
他要赶路……
我们深深为中国文坛失去徐迟而痛惜。从本质上看，他是一位激情洋溢想象奇伟的诗人，他为我们留下的名篇《哥德巴赫猜想》，将永恒鲜活在不凋的史册里。
徐迟是全国科学大会召开的前夕，出现在中关村中国科学院数学所的。北京名人多，许多人第一次发现他，是在那光线不大充足的食堂里，一位前额颇高看去不乏壮实的陌生人，端着饭盒，正和大家一起排队买饭。徐迟耳朵不大好，带着助听器，脸上轮廓分明，眉毛颇浓，有点凹陷下去的眼睛，仿佛深藏着几许神秘。听说是来写陈景润，多数人反映平平，因为，关于陈景润的新闻，实在是太多了。也有个别人私下对徐迟讲，陈景润有什么好写的，老练的徐迟听了，只是淡淡一笑。徐迟在北京的朋友多，他把每天听到的消息、情况，告诉他的朋友，时常因而激动不已。现在担任中国现代文学馆副馆长的周明，当时是《人民文学》的副主编，徐迟写的关于陈景润的报告文学，已确定在这家权威刊物上发表，徐迟和周明交情甚厚，周明回忆起这段难忘的岁月，仍然感慨不尽，他说道：“徐迟被陈景润征服了。说着说着，便妙语连珠，情不自已，我当时就预感到，徐迟奉送给读者的，将是一篇引起轰动效应的力作。”后来的事实比原来想象的更为精彩。
了解陈景润难，采访陈景润也不容易。陈景润第一次见到徐迟这样的大作家，他有点拘谨，不知该谈什么。当时，拨乱反正还刚刚开始，“文革”的历史还没有恢复其本来的面目。陈景润最为内行的是数学，他谈着谈着，便忘记了徐迟是文人，不懂数学，居然搬出草稿纸，将哥德巴赫猜想的一些基本原理，演算给徐迟看，一个个陌生的符号、公式，在这位诗人面前跳动。好一个徐迟，并不在意，他善于驰骋想象，“天山的雪莲”、“抽象思维的牡丹”、“飘逸的仙鹤”。“玉羽雪白，雪白得不沾一点尘土；而鹤顶鲜红，而且鹤眼也是鲜红的。”一串串美丽动人的意象在眼前摇曳。陈景润和徐迟，一个在数学的抽象王国中拭目巡视，一个在文学的形象世界里纵情神游，两人相得益彰。
有许多次，徐迟耐心地端坐在陈景润面前，细细地打量着这位数学奇人：清瘦，清癯，眉眼间洋溢着俊逸之气，戴上眼镜，显得更像一个书生。并非如传说中的那么怪，也不像人们议论中的那么迂和傻。他佩服陈景润的记忆力，谈起当年在英华中学就读，第一次听沈元教授讲哥德巴赫猜想，陈景润描绘得栩栩如生，毫不语塞，语言流畅，且不乏情感色彩。论起数学、数论，更是如兵家指点沙场，颇有撒豆成兵的奇妙。他的思维轨迹，依稀有神秘的电磁感应，错综复杂，但是只须一接通，便满目异彩纷呈，倘若搭错了，便上句连不了下句。陈景润是一首诗，清晰而朦胧，平凡而瑰丽。在诗坛跋涉数十年的徐迟，细心地揣摩着他心中的意象。
《哥德巴赫猜想》发表以后，一时洛阳纸贵。当然，也有人指出美中不足，主要是某些细节。公正地评价，徐迟当时对陈景润的境遇的观察，是真实而细微的，特别是对陈景润那间六平方米住房的描绘：“六平方米的小屋，竟然空如旷野。一捆捆的稿纸从屋角两只麻袋中探头探脑地露出脸来。只有四叶暖气片的暖气上放着一只饭盒，一堆药瓶，两只暖瓶，连一只矮凳子也没有。”这是完全真实的。不必讳言，为了表现陈景润痴迷科学，徐迟写陈景润撞到树上，反而说树怎么撞到了我，这种带有夸张的细节，的确是诗人的一种想象，或者，是采访中道听途说所致。陈景润在文章发表之前，没有看到全文，文章发表之后，他看到某些细节失真，惶恐不安，不知怎么办好。行如云鹤的徐迟，在文章发表以后，也没有和陈景润再联系。结果，陈景润只好保持沉默。然而，这些瑕疵，并不影响徐迟这篇如黄钟大吕般的杰作的功绩。从文学史来看，《哥德巴赫猜想》是新时期报告文学的开山和奠基之作。它将和夏衍《包身工》、宋之的《一九三六年春在太原》一样，永存史册。
徐迟在数学所采访期间，给他帮助很大的是当时的党支部书记李尚杰同志。这位来自解放战争第二野战军的党的基层干部，质朴而真挚，他一直关心爱护着陈景润，在陈景润病重直到去世，一直守在陈景润的身旁。他也是陈景润信任和要好的朋友，他为徐迟提供了大量的关于陈景润的真实材料，使这位诗人得以比较全面了解这位数学奇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