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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两盏煤油灯，一盏亮着，一盏默默地守候在墙角，随时等候主人的调遣。黄中带青的灯光，把陈景润那瘦弱的身影，幻成了一张写意变形的弓，清晰地映在白墙上。他又开始了那梦魂牵绕的神游，巡视数论艺苑里的草木春秋，品评已是长满青苔的绝壁、悬崖和吊角如翅的古亭。小径如丝，系着那飘逸的浮云，还有那总是神秘莫测的群山峻岭。低头细看，脚下荆棘丛生，石阶上湿漉漉的，莫非是孤独的跋涉者洒下的眼泪和汗水么？
草稿、手稿已被可恶的人们毁尽了。一片废墟，满目疮痍，只有几根枯草在料峭的冷风中瑟瑟地颤抖着。要另起炉灶，一切从零开始，用生命为代价，托起哥德巴赫猜想大厦的恢宏，“死不改悔”的陈景润就是有这么一股韧劲和傻劲，认准了的真理，就义无反顾地献出自己所有的一切！一个人是渺小的，他的能力也是单薄而有限的，然而，当他把自己的一切包括生命，和光照日月的真理融汇在一起的时候，就像是一滴水融进浩瀚奔腾的大海，一棵草化入气势磅礴的草原，便会产生神奇的伟力、永恒的生机。
窗外，万家灯火，一派辉煌。只有陈景润的小屋中，一灯如豆。
一个数学奇才成了数学所中地位最为卑微的卑贱者，且长期受着漠视、歧视、冷漠、侮辱。灯光无言，照亮咫尺天地，照亮那深深浅浅且不乏歪歪斜斜的一行行坚实的脚印。一个连用电灯的资格都被剥夺了的人，却从事着令全世界的数学界都为之震惊的伟业，这正是中国知识分子命运的悲壮之处。毛泽东高度评价鲁迅先生，称赞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是一棵顶天立地的大树。我们当然不能机械地把陈景润和鲁迅先生进行类比，但陈景润在“文革”期间所表现出来的精神、气质、品格，不是同样也洋溢着中华民族可贵的硬骨头精神么？
周围并不乏有好心人去关心陈景润，其中也有人提及给他装一盏电灯的问题，当这一点要求也无法实现的时候，陈景润自嘲地说：
“不要装灯也好，没有干扰。因为有人偷用电炉，楼里老是停电。”他对那些暗中表示对他关心的人们说：“不要关心我，会连累你的。”“文革”期间，他的一个侄儿曾来京看望他，他匆匆地把他送走，嘱咐着，今后不要贸然前来，小心影响你的前途。非常时期，陈景润不乏心细，更不乏那颗时刻为他人着想的爱心。
他把所有的精力都用在真正完善和最后攻克哥德巴赫猜想的科研项目上了，那间六平方米的小屋终日紧紧地关着，夜晚，窗口上有昏暗的灯光在摇曳。人们不知道陈景润在做什么，仿佛也不屑于去知道它。偶尔，会看到陈景润从小屋中出来，手提一个北京已很难看到的竹壳热水瓶，或者，端着一个碗口斑剥的搪瓷碗，打水、吃饭，生存之必需，无法免了。好奇的人们，也会在他房门虚掩的时候，推开一看，是在听收音机，受惊的陈景润会像一只突然遇到天敌的兔子一样，从座位上弹起来，忙不迭地解释：
“我在听新闻，关心国家大事！”
实际上，他是在听英语广播，数十年来，这是他雷打不动的一课。陈景润的英语水平令人惊叹，是长期坚持自学，听英语广播的结果。他当时最担心有人诬陷他收听敌台。因此，总是惊惶地解释不止。
四年，一千多个日日夜夜，熬了多长的灯芯，烧了多少煤油，无法统计。陈景润后期得了帕金森氏综合症，有专家分析病因，和他长期用煤油灯，吸了煤油烟中含量过多的苯可能有很大的关系。他不懂医学，也很少顾惜自己的健康，像一个上了战场的士兵，冲锋号一响，除了冲上目标，什么也不顾了。
家中的兄弟姐妹和亲戚常挂念着他。陈景润的弟弟陈景光是个颇有造诣的医生，多次关心哥哥的婚事，医院中女性多，且不乏各方面条件皆不错的姑娘。每提起此事，陈景润先是红起脸，然后便是一口拒绝。为了攻克哥德巴赫猜想，他早已横下一条心，紧紧地关起爱情的大门。
这是陈景润最困难的岁月，也是陈景润创造辉煌的关键时期。四年，在煤油灯下，陈景润经受过多少次的失败，没有人能知道。为了不给人留下口舌，他一直守口如瓶。人们只是在他获得成功之后，发现了他床底下足有三麻袋之多的草稿纸。
对于陈景润的硬拼硬打的精神，早在1963年，他的好朋友林群院士就为之惊叹了。有一次，陈景润问：
“一个10阶行列式，怎么知道它一定不等于零呢？在一篇别人的论文里是这么说的，这个作者用什么办法来算它呢？”
这个题目要硬算，须乘360万项，至少要10年。而仅仅过了一个月，陈景润就告诉林院士：
“已经算出来了，结果恰恰是零。我不相信那篇文章的作者会有时间去算它，一定是瞎蒙的。”
陈景润的毅力和耐性，以及敢于去碰大计算量的勇气，是一般人所不能及的。
哥德巴赫猜想具有极强的逻辑性和极为缜密的推算过程，无法用电子计算机（当时陈景润也没有此种设备），陈景润仅靠一双手，一支笔，胼手胝足，终成大业，何其容易？
如今，这盏如文物一样保留在陈景润家中的煤油灯，或许，是个最好的见证吧。
他在喜玛拉雅山巅行走
雪峰，冰川，晶莹剔透的神话世界。
1972年，经过九九八十一难的陈景润终于登上喜马拉雅山山巅了。他用独特的智慧和超人的才华，改进了古老的筛法，科学、完整地证明了哥德巴赫猜想中的（1＋2）。1966年，他曾证明过，其时，洋洋洒洒的200多页论文，繁琐且不乏冗杂之处，《科学通报》发表的，仅是一个摘要式的报告，而现在，一篇流光溢彩珠圆玉润的惊天动地之作，就揣在陈景润的怀里。
他无限喜悦，恰似兀立这世界罕见的绝顶，览尽绮丽风光。远天如画。骄傲的白云，极为温顺而优雅地簇拥山前。黄河，长江，还有中华民族的脊梁长城呢？它们化为了奇峰绝壁中遗落的传奇？还是以不屈的英姿，托起了这几乎是亘古不凋的丰碑？
同时，他也感到莫名的忧虑。林彪自我爆炸之后，中国政坛发生了强烈的震撼。不愧是一代伟人的毛泽东，以力挽狂澜之势，“解放”了175位将军，并于1973年4月，开始启用邓小平，虽然，极“左”思潮并没有得到根本的纠正，“四人帮”仍是甚嚣尘上，但滚滚寒流中，已经可以预感到不可遏制的春天的气息。“老九不能走”，毛泽东一句诙谐的话语，使处于逆境中的知识分子强烈地领略到阳光的和煦和明媚。陈景润并不完全了解中国当时的政治气候，他从周围人们的神色和对他的态度中，已隐隐感觉到，局势已经相对宽松一些了。毕竟是受过严重冲击，并且声言再也不搞业务的人，心中的余悸并未完全消失。他私下里对要好的朋友透露：“我做了一件东西，不敢拿出来。”
没有不透风的墙，陈景润的秘密终于暴露了。当时，派驻中国科学院的军代表负责人是一个将军，久经战阵的他也得知了消息，沉着地告诉部下，尽量动员陈景润拿出来，八年过去了，“文革”大乱，相当于打了一场抗日战争，科学领域已鲜见奇葩异草，正直的人们，同样渴望那能引来百花盛开的一枝独秀。
陈景润是谨慎的。他把这一“稀世珍宝”交给自己最信任的北京大学教授闵嗣鹤先生。闵先生在北大曾开过“数论专门化”的研究生课程，培养了曾攻下哥德巴赫猜想（1＋4）的潘承洞等奋发有为的一代中年人，更重要的，闵先生一贯为人厚道、正派，是个德高望重的数学界前辈。
命运同样钟情陈景润，当时，闵嗣鹤先生的确是审定这一论文的最理想人选。不过，当时闵先生已经得了病，他心脏不好，体力衰弱，他把陈景润的论文放在枕头下，靠在床上，看一段，休息一会。老学者是极端认真的，每一个步骤，他都亲自复核和演算。犹如登山探险，沿着陈景润的脚印和插上的路标，他抱着病躯，喘着气，一步一步地往前走。风雨兼程，实在坚持不住了，坐在冰冷的石头上歇一会，咬着牙，又往前走。可敬可佩的闵先生，用生命之火的最后一缕光焰，点亮了陈景润的前程和中国科学的明天。
经历三个月，闵先生已是精疲力竭，他含着满意的笑容，向陈景润说道：
“为了这篇论文，我至少少活了三年。”
陈景润的眼圈红了，嘴里不住地说：“闵老师辛苦，谢谢闵老师。”
数学所的王元，也独立审阅了陈景润的这篇论文。王元在“文革”中同样受到冲击，无端被诬为一个所谓反革命小集团的成员之一。他和陈景润同辈，在冲击哥德巴赫猜想过程中，同样有过辉煌的战绩，他证明过（3＋4）、（2＋3）、（1＋4），为了慎重起见，他请陈景润给他讲了三天，并进行了细致的演算，证明了陈景润的结论和过程都是正确的，在“审查意见”上写下了“未发现证明有错误”的结论，支持尽快发表陈景润的论文。
事实被不幸言中，闵嗣鹤教授在审核完陈景润的论文不久，因病而不幸去世。陈景润闻讯悲痛万分，他痛楚地对同事说：“闵先生是好人，今后，谁来审我的论文呢？”
《中国科学》杂志于1973年正式发表了陈景润的论文《大偶数表为一个素数及一个不超过两个素数的乘积之和》。这就是哥德巴赫猜想（1＋2）。该文和陈景润1966年6月发表在《科学通报》的论文题目是一样的，但内容焕然一新，文章简洁、清晰，证明过程处处闪烁着令人惊叹的异彩。
世界数学界轰动了。处于政治旋涡中的中国数学界，尚未从浓重的压抑中完全解放出来，但不少有识之士已经看到了陈景润这篇论文的真正意义：它是无价之宝！是一颗从中国大地升起的华光四射的新星。
密切关注陈景润攻克哥德巴赫猜想（1＋2）的外国科学家，看到这篇论文以后，真正信服了。世界著名的数学家哈贝斯特坦从香港大学得到陈景润论文的复印件，如获至宝，他立即将陈景润的（1＋2）写入他与黎切尔特合著的专著中。他们为了等待陈景润对（1＋2）的完整证明，把已经排印好的该书的出版日期推延了数年之久。在该书的第十一章 即最后一章 ，以“陈氏定理”为标题。文章一开始，就深情地写道：
我们本章的目的是为了证明陈景润下面的惊人定理，我们是在前十章 已付印时才注意到这一结果的；从筛法的任何方面来说，它都是光辉的顶点。
陈景润喋血跋涉的精神，感动所有深知其艰辛的人们。华罗庚在“文革”中久经“四人帮”一伙的迫害，处于逆境之中。他得知陈景润的情况，这位提携了陈景润，并培养了不少出类拔萃学生的数学大师，一生严谨，轻易不评价他的学生，也压抑不住内心的激动，说道：“我的学生的工作中，最使我感动的是（1＋2）。”美国著名的数学家阿·威尔（AWeil）在读了陈景润的一系列论文，尤其是关于哥德巴赫猜想（1＋2）论文以后，充满激情地评价：
陈景润的每一项工作，都好像是在喜马拉雅山山巅上行走。
震惊海外的社会效应，在当时相对封闭的中国，许多普通老百姓是不清楚的。陈景润的知名度，主要源于徐迟的那篇著名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陈景润为中国人赢得了无比的自豪和骄傲。在《中国科学》上刊登了他的那篇著名论文后，他第一个想到的，并不是接踵而至的荣誉和鲜花，而是培养了他的老师和给予他帮助和支持的同事、朋友。他恭恭敬敬地把论文寄给远在厦门大学母校的老师们，并在篇首题上表示感激的话语和名字。或许，是经历了太多的患难和逆境，陈景润把由此而来的名利、荣誉、待遇看得很淡。他仍是穿着已经褪色的蓝大褂，看到同事，仍是闪在一旁，率先问好，或表示谢意。一场大战过后，捷报飞扬，并波及海外，在陈景润的目光中，一切仿佛都是那么平常，那么顺其自然。他依然节俭得让人感到过分。唯一奢侈的是，不忘记在竹壳热水瓶中放下几把药店中买来的最便宜的参须。
1973年是不寻常的。表面上的特殊平静，往往预示出人意外的高潮。黄钟大吕，在有着五千年文明历史的中国，并不至于会那么平淡无奇地消融在飘逝的岁月里。尽管，“文革”大劫此时并未结束，中国正处于一种政治上的非常时期，但光明和真理依旧倔强地展现出那不可战胜的伟力。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