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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第一冤案-第3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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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轮到邓小平检查了。
  他身材不高,但显得十分灵活敏捷,那一双眼睛骨碌碌地扫了一遍全体与会者。当目光和李雪峰相碰时,李雪峰低下了头,不好意思地笑了笑。从他的眼神里流露出坦白、直爽、豪放,甚至还有一点顽皮孩子的神气。
  就在前天早上4时,毛泽尔才看了邓小平的检查稿。与他历来采取的策略一样,他在刘少奇和邓小平之间也采取了区别对待、分化瓦解的方法,他给邓小平批了一段话:“小平同志:可以照此去讲。但在第八页第1行‘补过自新’之后,是否加几句积极振奋的话,例如说,在自己积极努力和同志们积极帮助之下,我相信错误会得到及时纠正,请同志们给我时间,我会站起来的。干了半辈子革命,跌了跤子,难道就一蹶不振了吗?”
  这话谁看了也会感动的。
  邓小平的嘴唇绽出一个浅浅的微笑,这是两个多月来的第一次微笑,他朝坐在旁边的毛泽东点点头,原先毛泽东并不计划出席这个全,此刻却突然出现了,仿佛付出的力量超过了他原来的能力。
  邓小平站起来时,觉得心情好多了。他竭力想使自己的检讨能取得突破性的进展,至少达到毛泽东的要求。当然,几乎所有与会者谁也不知道这个内情,他心里有底,决定等以后再说。他还需要再经过几个曲忻才能达到那个目标。
  “同志们,在这场文化大华命中代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在中央领导同志中,在全党范围内,就是少奇同志和我两人。这里,我必须讲清楚,工作组的绝大多数是好同志,在这段工作中所犯的错误除了个别人外,主要责任不应由他们来负担,而应由我和少奇同志来负担。毛主席《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对我们所犯的错误作了最正确,也是最精辟的概括和批判,我诚恳地接受毛主席的意见,热烈欢迎大家对我们的错误进行严肃的、认真的批判,我认为这才是对我们最好的挽救……”
  邓小平的检查,在全体与会者中间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主席台右侧的最末端,人们注意到了一个身材瘦削的老人,他手里捏着一支长拐杖,另一只手不住地摸着下巴上的灰白胡子,眯缝着眼睛,正在聚精会神地望着邓小平,嘴里喃喃地哼个不停,他已经80岁了,须发都己全白了,精神却依然健旺。
  “董老,主席说,你身体不好,可以先离开会场。”一位漂亮的女工作人员走到他跟前,小声地对他说。
  董必武摇摇头:“我不累,还可以坚持。”
  一直等到散会后,董必武在服务员的搀扶下来到大会堂毛泽东的休息处,每一道门边都站立着肃静的卫兵,当他走近时,门就打开了,穿过之后便关上了,他径直穿过前厅的会客室,拐过内廊,走到毛泽东的卧室,毛泽东微笑着站在门口,好像在迎接他。
  “感觉如何?”
  “很好,我认为少奇和小平同志还是能顾全大局的,他们并没有丝毫抵触情绪,我看我们可以适可而止了。再批下去,他们就很难继续工作了。”董必武说,“难道还非要把他们都撤职吗?”
  “撤职?我们为什么要把他们撤职?”
  “这么说,是要把他俩作为反面教员留下来,让他们保留中央委员或者政治局委员的职务,像彭德怀那样被限制了人身自由,活活地遭受精神折磨。”
  “那么,你准备怎样处置他们呢?”
  “处置?什么也没有。刘少奇起码还是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家,一个爱国主义者嘛。”毛泽东耸了耸肩膀,拉着董必武的手进了他的读书室,很坦然地说,“我是想通过他俩的检查,在全党进行一次深刻的革命路线教育,在此基础上,团结教育全党。”
  讨论刘少奇的检查,实际上是一次十分激烈的批判会。毛泽东没有参加会,所以由林彪掌握着会议的整个进程,在这样的情况下,刘少奇和邓小平只好装聋作哑,当他们听到一些将帅站起来指着他们的鼻子严词痛斥时,他们的心几乎停止了跳动,幸亏所有的人在提到他俩的名字时都在背后加上了“同志”二字。截至现在,他俩还算幸运,没有任何人信口歪曲什么状况……
  “少奇同志的思想一贯右倾,在政治上反马列、反毛泽东思想,在组织上也是搞宗派主义,企图分裂党的!”谢富治平时看起来老实巴交,讲起话来却尖刻得很,“他最初由不举毛主席的伟大红旗,到平起平坐,发展到想取而代之,而邓小平在人们的印象中,是一个30年“一贯正确’的形象,在党内有很大的影响,当然他过去作了许多工作。这次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阻力之所以如此大,同这种影响不无关系。所以,彻底肃清刘、邓的影响,是很必要的。建议将他们的错误在更大范围内,起码在县团级公布和批判。”
  紧接着,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陈毅、陈伯达、康生等人都纷纷发言,调子越来越高,气氛越来越紧张。
  刘少奇如坐针毡,好像从最高巅摔了下来,伤疤突地裂开了,火的般地剧烈疼痛,每一个人的批判都如同带刺的藤蔓和枝条抓扫着负伤的嫩肉,好几次他真想跳起来申辩。
  他费了好大的劲才控制住自己的感情,神色不改地稳坐在那里。这时,他才尝到了政治家失去权力的滋味。
  整整4个多小时。
  晚上,毛泽东在游泳池召开汇报会,由各小组的组长汇报。此刻,关锋、王力、戚本禹、张春桥、姚文元这些人是远离圈外的,甚至还没有取得在这些会上发言的资格。他们只能坐在墙角,静听别人的发言。
  毛泽东坐在沙发上,像尊威严的神像,他轻易不开口,一说话便像钟声一样激越洪亮。他听完了所有人的汇报后,感觉到他们都有一种难以启唇的担心,他说:“你们有什么可怕的呢?你们看了李雪峰的简报没有?他的两个孩子跑出去串连一通回来教育李雪峰说:‘我们这里的老首长为什么那么害怕红卫兵呢?你们思想搞不通,不敢见红卫兵,不和学生说真话,做官当老爷,先不敢见面,后不敢讲话,革了几十年的命,越来越蠢了。刘少奇给江渭清的信批评了江渭清,说他蠢,少奇自己就聪明了吗?更蠢!”
  刘澜涛说:“红卫兵到处抢档案,查我们的历史问题,搞得大过火了。”
  “你回去打算怎么办?”毛泽东问。
  “回去看看再说。”
  毛泽东伸手点点他:“你说话总是那么吞吞吐吐的。”接着又转头问周恩来,“下面的会议还怎么开呀?”
  周恩来说:“根据目前情况看,会议已经开得差不多了,明天再开一天,28号开个总结会然后散会。具体问题回去按大原则解决。”
  毛泽东又问李井泉:“你们四川那个廖志高现在怎么样啊?”
  李井泉回答:“开始不大通,会后一段比较好了,从历史上看。他还是一贯正确的。”
  毛泽东笑着说:“什么一贯正确,群众起来后你自己就溜了,吓得魂不附体,跑到宜宾去住。这次回去传达会议精神,振作起来好好搞运动。有人把刘、邓的大字报贴到大街上不好,要允许人家犯错误,要允许革命,允许改嘛!依我看,这次会开得比较好些,上次会是灌而不进。没有经验,民主革命搞了20几年犯了多少错误,死了多少人!社会主义革命搞了17年,文化革命只搞了5个月,最少5年才能得出经验来。一张大字报,一个红卫兵,一个大串连,准也没有料到,连我也没料到,弄得各省市‘呜呼哀哉’,学生也犯了一些错误,主要是我们这些老爷们犯了错误。”他看见李先念掏出笔记本来想说什么,就问,“你们今天的会开得怎样?”
  李先念说:“财经学院说要开声讨会,我想作检查,他们不让我说话!”
  毛泽东说:”你明天还是去检讨吧,不然人家说你溜了。”
  李先念说:“明天我要出国。”
  “那你也要告诉他们一下,算请假嘛。”毛泽东风趣地说,“我跟他们说,过去是三娘教子,现在是子教三娘,我看你精神有点飘忽不定,我看你还是稳定一下情绪。他们不叫你们检讨,你们就偏检讨,他们声讨,你们就承认错误,乱子是中央闹起来的,责任在中央,地方也有责任!”
  参加汇报的各小组组长见毛泽东打开了他面前的那个绿皮本子,又点燃一支香烟,知道他的正式讲话就要开始了,也连忙掏出本子来,准备认真记录。
  毛泽东喝了一口茶水,嘴角浮满笑意:“我也有责任。我的责任是分一、二线。为什么中央的班于要分一、二线呢?一是我的身体不好,二是苏联的教训。苏联马林科夫是斯大林看中的,但不成熟,斯大林死前没让他当权,每一次开会都敬酒吹吹捧捧,结果一死就丢权。我想在我没死之前,树立刘少奇、邓小平的威信,没有想到他们会走向反面!”
  陶铸插话:“弄得大权旁落。”
  “这是我故意大权旁落,可他们不但不自觉,反而和我闹独立王国,许多事不与我商量,如土地会议,天津讲话,山西合作衬,不足调查研究,大捧王光美等等。”毛泽东瞟了陶铸一眼,加重语气说,“本来应经中央讨论作个决定就好了,他却偏要自行其是。邓小平从来不找我,从1959年到现在,什么事情都不找我。1959年庐山会议我是不满意的,尽是他们说了算,弄得我没有办法,书记处、计委干什么我也不知道。1962年,忽然四个副总理,就是李富春、谭震林、李先念、薄一波到南京来找我,后又到天津,他们要办的事情我马上答应。四个人都去了,可邓小平就是不来。武昌会议我不满意,高指标弄得我毫无办法。到北京开会你们开了六天,我要开一天还不行……”
  林彪坐在那里,看上去昏昏欲睡,其实头脑里正转着圈,暗自盘算呢。他知道毛泽东讲这些,无非是打骡子惊马,是让其他人总结教训呢。他眯缝着的眼睛像燃烧着的炭火,恨不得乘此机会把刘少奇、邓小平这些人彻底打下去,他感到失望的是毛泽东批评他们时调子很低,万一他们东山再起,情况就很糟了。然而现在,他已经有了一个很显赫的位置,但不能躺倒睡觉。看着他们,就会产生巨大的负担和压力,这促使自己始终要保持足够的警惕,否则就会再使他们之间的位置再翻个个儿……
  “1935年的遵义会议以后,中央比较集中,1938年六中全会以后,项英、彭德怀搞独立王国,好多事都不打招呼,导致了新四军的皖南事变和彭德怀的百团大战。胡宗南进攻延安时,中央分两路:我同周恩来、任弼时在陕北,刘少奇、朱德在华北,那时还比较集中。进城以后就分散了,各搞一套。特别是分一、二线后就更分散了。1953年财经会议以后,就打过招呼,要大家互相通气,向地方通气。刘邓两人是搞公开的,不是秘密的。这与彭真不同。过去陈独秀、张国焘、王明、罗章龙、李立三都是搞公开的,这下要紧。高岗、饶漱石、彭德怀都是搞两面派手法,彭德怀与他们勾结上了我不知道。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都是搞秘密的,搞秘密的都没有好下场……”
  周恩来感觉到了毛洋东的这些话的分量,它不同于其他一般的批评,那是对有些人的警告。他对这些太敏感了,他立刻联想到最近的许多事,待别是陶铸的一些活动。这种联想几乎不需要大脑的特殊指挥,就好象习惯性的反应。
  一个政治家若要战胜对手,首先要懂得保全自己,不被别人打倒。这是首要条件。
  他不得不站在毛泽东的立场上支持他考虑一切问题,他对这个人太了解了。这个人是个天才的战略家。党内的任何人都远远个是他的对手,他只要稍加暗示,那个人立刻就会垮台。
  
  三十
  自从看到刘格平的揭发材料以后,关锋就一直想见见这位他曾崇敬过的老前辈。他在自己家乡的那些革命斗争传闻,至今还在他的脑海里留俘着记忆。他担心,乘文化大革命的混乱之机,刘少奇、彭真、薄一波等在山西的黑爪牙会不会杀人灭口,伤害刘格平?于是,他曾经派人到山西,秘密通知刘格平注意安全。这一次,他来到北京,关锋决定立刻见他,并把这个想法报告了康生,约他一同接见。等康生同意后,他马上派人去接刘格平。
  刘格平虽然很疲劳,但毫不犹豫地上了车,汽车直驶钓鱼台。
  不用指教,他就很清楚地理解了中央文革这两位要员接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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