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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4日，蒋介石由洛阳再次到西安“督剿”，以临潼华清池为“行辕”，胁迫张学良、杨虎城执行进剿红军的命令，否则即将东北军和第17路军分别调往福建、安徽，由中央军进驻陕甘。并内定蒋鼎文为西北剿共总指挥，自己亲自督战。张学良、杨虎城连续向蒋介石反复进谏，力劝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都遭到蒋介石的严词训斥。12月7日，张学良再次到华清池向蒋介石进谏，痛陈利害，要求停止内战，联共抗日，遭蒋严词拒绝。张学良声泪俱下，蒋介石却拍着桌子说：“现在你就是拿枪把我打死，我的剿共计划也不会改变。”
12月9日，西安1万多名学生为纪念“一二·九”运动一周年而举行示威游行，高呼：“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等口号，遭军警镇压。学生们又去临潼向蒋介石请愿。蒋介石闻讯，立即打电话命令张学良加以制止，并声言学生不服从，就“格杀勿论”。张学良急忙赶上学生队伍进行劝阻。请愿学生悲愤陈词，使张学良深为感动，表示一星期之内以事实答复学生的要求。当晚，张学良向蒋介石反映学生的要求，并再次陈述自己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再次受到蒋介石的痛斥。张学良别无他法，于是与杨虎城秘密商定发动兵谏。
12月12日凌晨，东北军派兵包围了华清池。蒋介石在睡梦中听到枪声，仓皇爬上骊山，藏在半山腰一块大石头后面的乱草丛中，被东北军战士捉下山来，护送到西安城内新城大楼。第17路军在城内同时行动，迅速解除蒋系军警武装，拘押了正在西安待命的陈诚、蒋鼎文、朱绍良、卫立煌、陈继承、陈调元等10余名国民政府高级军政要员。张学良、杨虎城随即通电全国，说明发动兵谏的意图在于抗日救国，对蒋介石本人“保其安全，促其反省”，提出改组南京政府、停止一切内战等八项政治主张。张、杨表示：“我们持有公理，决不后悔。我们惟一的希望，只是求这些政策的实现和对国家有所贡献。让全国的同胞来裁判我们的功罪！”这就是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事变发生后，张学良、杨虎城采取了一系列军政措施：为防御中央军进攻，令驻陕甘宁边区各部队火速向西安集中，原有防务交红军接替；宣布撤销“西北剿匪总司令部”，所有“剿共”工作全部停止，成立以张学良、杨虎城为正副主任委员的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军事委员会，主持西北军政事务等。同时，致电中共中央，请速派代表来西安共商大计。
中共中央正确地分析了当时错综复杂的政治形势，经过反复研究和慎重考虑，从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出发，确定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12月17日，应张学良电邀，中共中央代表周恩来抵西安同张学良会谈。张学良介绍了发动西安事变的原因后表示，只要蒋介石同意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就送他回南京，还拥护他作领袖。周恩来非常钦佩眼前这位青年将军，因为张学良为民族大义敢于挺身而出，没有个人野心，捉蒋和放蒋都是出于抗日大局考虑。周恩来赞扬了张、杨果敢的爱国行动，同意张学良对蒋的方针，并提出处理西安事变的看法：要说服蒋介石团结抗日，避免引发大规模内战，并预见蒋介石有被迫同意抗日的可能性。周恩来于当晚即致电中共中央，提出“保蒋安全”的策略。1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西安事变致国民党中央电》，提议召开抗日救国大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次日又明确主张“放蒋”，与蒋谈判，促其停止内战，团结抗日。
南京方面在了解张学良、杨虎城和中共无意加害蒋介石，并希望和平解决这次事变的态度后，派宋子文、宋美龄等于12月22日飞抵西安进行谈判。
12月23日至24日，张学良、杨虎城、周恩来同宋子文及后来西安的宋美龄经谈判达成了停止内战，停止“剿共”，一致抗日等六项协议。24日晚，蒋介石会见了周恩来，表示以人格保证接受六项协议，并邀请周恩来到南京就国共合作直接同他谈判。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至此，内战基本结束，促成了以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
12月25日，张学良见目的已经达到，决定放蒋介石回南京。下午，张学良陪蒋介石来到机场，蒋介石对张学良说：“我们兄弟二人，大仁大义，绝不抱怨，将来历史上记一笔流芳百世。”张学良很受感动，更加坚定了要亲自送蒋介石回南京的想法。蒋介石说：“我们兄弟二人谅解，你到南京就不好办，他们打你的主意，我就遗臭万年了。”张学良动了感情，越发坚持要亲自送蒋介石。等周恩来闻讯赶到机场，机场早已是机去人杳。后来，周恩来对人说及此事时，还叹息不已，说：“张汉卿是看《连环套》那些旧戏中毒了。他不但摆起列队送天霸，还差一点要负荆请罪呢！”
12月26日，张学良陪送蒋介石到了南京后，就被蒋介石扣留软禁。受蒋欺骗，张学良写了一份所谓的《请罪书》，说：“学良生性鲁莽粗野，而造成此次违反纪律大罪。……是以至诚愿领钧座之责罚，处以应得之罪，振纪纲，警将来，凡有利于吾国者，学良至死不辞。”12月31日，蒋介石授意国民党高等军事法庭审判长李烈钧以“首谋伙党，对于上官暴行胁迫”之罪名，判张学良十年徒刑，剥夺公民权五年。而后，蒋介石又虚伪地请求国民政府特赦，由军事委员会对张学良进行“严加管束”。从此，张学良被囚禁，失去自由。
在西安时，很多人都曾规劝张学良不要送蒋，以免上当。可是，张学良却出于善良的愿望和不切实际的幻想，认为“蒋是领袖，有领袖的人格，有可靠的信用，有崇高的威严”，“这次事变，对他是很大的打击，今后要拥护他做领袖，同他共事，所以要给他撑面子，恢复威信，好见人，好说话，好做事。也使他不致对我们再存戒心和怨恨。这有利于共同抗日。我们发动事变的目的，只是为了要求结束对内压迫对外屈膝的国策。至于蒋介石，如果把已经答应了的条件又推翻了，那还有什么信用、人格可言呢？”等到军事法庭开庭审判他时，张学良才意识到自己的想法是多么天真。张学良抑制不住内心的愤怒，在法庭上慷慨陈词，历述了不抵抗主义的来由，并宣读了蒋介石“铣电”的原文，重申了自己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为了不牵连别人，张学良把事变的责任全部都揽在自己身上。李烈钧后来对人说：“张汉卿态度光明磊落，对话直率，无所畏惧，真不愧是张作霖之子。”
1937年1月，张学良被蒋介石派人押到奉化溪口。2月，他从奉化写信给东北军将领，勉励他们“为国家努力杀敌，为东北雪耻复土，一切以国家民族为重，勿以学良个人为念”。同时，他还托何柱国转告东北军将领说：“我个人既然牺牲了，终得与共产党交了朋友，要求还得保持这个友谊，如愿足矣。”“七七事变”发生后，张学良曾写信给蒋介石，请求出去抗日，蒋介石却回信叫他“好好读四书五经”。
张学良被囚禁后，中国共产党一直积极努力争取恢复张学良的自由，并派其四弟张学思于1937年8月去奉化溪口探监。为了避开特务的监视，兄弟两人躲在书房角落里，利用纸条表达心中的千言万语。张学良嘱托张学思：“你回去，找东北各军军长，告诉他们，东北军如能团结，抗日战争扩大，我就有恢复自由的可能。”并要其弟多看进步书，抗战到底。这年冬天，随着形势变化，张学良先被移往安徽黄山，接着再迁至江西萍乡。
1938年武汉失守后，张学良被送到湖南沅陵，住苏仙岭。他抱恨长叹，奋笔在高墙上写下了“恨天低，大鹏有翅愁难展”一行大字。同年11月，张学良又被迁到湖南沅陵的凤凰山。几天以后，张学良的好友、时任湖南省主席的张治中将军特地去看望他。两人相见，感慨万分。张学良表示只要能出去，做什么都行，并托张治中给蒋介石送一封信。可惜，该信杳无回声。张学良想到外面抗日烽火已燃遍大江南北，而自己却被禁锢，身不由己，不能在沙场抗日，壮志难酬，悲愤之极，挥笔写下了《自我遗憾》一诗：“万里碧空孤影远，故人行程路漫漫。少年鬓发渐渐老，惟有春风今又还。”
1939年，张学良被移住贵阳修文县阳明洞。那时，杨虎城将军被囚禁在息烽的玄天洞，与阳明洞相隔不远。两位挚友近在咫尺，却无缘相见。此后几年，张学良在贵阳附近数次转移。
1945年抗战胜利后，十年“管束”期满，张学良本该恢复自由，结果，1946年11月2日，却被秘密遣送台湾，软禁在台北阳明山。
1961年，蒋介石为了平息人民的怨愤，安抚东北人士，装模作样地宣称恢复张学良的自由，解除了对他的管束，实际上不过是变换了一种方式。蒋介石直到临死之前还叮嘱儿子蒋经国看住张学良，“不可放虎归山”。直到1990年6月1日，老友张群为张学良公开做寿，台北高层军政大员孙运璇、陈立夫、梁肃戎、郝柏村、李国鼎、倪文亚、张继正等人均齐聚于张学良住处，他才公开露面，结束了长达54年的幽禁岁月。
1991年3月，张学良携伴其渡过50多年幽禁生活的夫人赵四小姐赴美探亲访友，定居美国夏威夷，颐养天年。
2001年10月15日14时50分，张学良将军因病抢救无效，在夏威夷逝世，享年101岁。
张学良将军是一位对中国现代史产生过深远影响的人物。爱国主义是张学良人生乐章的主旋律，他是一个彻底无私的爱国主义者、大无畏的热血男儿。他是抗日爱国的民族英雄，是中华民族的千古功臣。
因为爱国，张学良本可以拥兵自重，纵不能问鼎中原，至少也可以保持自己安享富贵尊荣，做一个第二代“满洲王”。但他在外有日寇威胁、利诱，内有权臣反对的双重压力下，
毅然易帜，使中国实现了辛亥革命以来的第一次划时代的统一，沉重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妄图分裂中国的野心。因为爱国，这位身率数十万东北大军的将军，在民族危急存亡和国难家仇的严酷现实面前，置个人权势荣辱乃至生死于不顾，以高度的民族良知和爱国热情，发动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逼蒋联共抗日，从而在中华民族解放运动史上写下了永放光彩的篇章。为此，周恩来称赞他是中华民族的“千古功臣、民族英雄”，这是周恩来代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对张学良、杨虎城将军爱国精神和爱国行动的最高褒奖。张学良强烈的爱国思想一生不改，直到晚年，他仍然心系海峡两岸和平统一大业，企盼民族振兴和国家强盛。1990年，张学良将旧作《谒延平祠》寄给他的老部下吕正操将军，诗云：“孽子孤臣一稚儒，填膺大义抗强胡；丰功岂在遵明朝，确保台湾入版图。”其拳拳爱国之心，跃然纸上。
张学良为人坦荡直爽，光明磊落，无所畏惧，讲感情，重义气，一诺千金。就像他的自我评价那样：“不怕死，不爱钱，丈夫决不受人怜，顶天立地男儿汉，磊落光明度余年。”张学良的这颗“赤子之心”既使他在“九一八”事变后，忍辱负重，替蒋介石背上“不抵抗将军”骂名而无以自辩，惟有卧薪尝胆，以备日后雄起；又使他在西安事变之后，以无比磊落的廓大胸怀送蒋介石回南京，旋被欺世盗名的蒋介石主使军法审判，被迫以35岁风华正茂的年纪而退出中国政坛，处境与囚徒无异。此后，他以63岁的高龄，同与自己携手走过近四十年人生之路的赵一荻女士（即赵四小姐）在台湾补办婚礼，补做新郎。1991年3月结束了几十年幽禁生活的张学良携夫人移居美国夏威夷颐养天年。2001年10月15日，张学良因病逝世。张学良的一生，正如学贯中西的海外史学大家唐德刚教授所说：“张学良早岁的显赫和晚岁的恬淡，都发生于一个‘最后之因’，这个‘因’，便是他个性上有颗‘赤子之心’，这颗赤子之心经过反弹，化为行为，是可以翻天覆地的。……那是他当年道德的长处，但可能也是他职业上的短处。……他实在是一位动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