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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的中国语言学-第3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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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4种汉藏对音、藏文译音材料在时代上有差别,反映的汉语语音在时间和空间上也不完全一致,罗氏将它们合在一起讨论,作为同时代、同地域的材料来研究,不太妥当。
  此外,日人高田时雄根据罗书的材料和一些新材料,对唐五代西北方音进行了研究,其成果为《敦煌资料中的汉语史研究》(1988)。高田氏的著作补充了罗氏所未备,纠正了罗氏的一些失误,有较大的参考价值。
  (2)敦煌文献的别字异文和敦煌诗文的用韵研究。邵荣芬利用敦煌文献(俗文学作品)的别字异文来研究唐五代西北方音,撰有《敦煌俗文学中的别字异文和唐五代西北方音》。其结论可以补罗氏之未备,也可纠罗氏之失。具体是:
  a。知章合流,庄章有别。可正罗知章庄三系合一说。
  b。m尾的消变,邵氏认为时间是相当晚的,地域上是不普遍的,+n的合并,邵氏认为当时西北方音并不存在这种语音变化现象。可纠罗氏之失。
  c。入声尾的变化。邵氏认为当时入声还存在,入声消失的时间不会那么早。
  邵文的不足之处是:邵氏依据别字异文来讨论语音,而这些别字的确定,是敦煌文献的整理者所为。由于当时学术水平的限制,整理者的校勘有不少是错误的,用这些错误的校勘成果(别字)来论语音,是有一定风险的。邵氏有些结论之所以站不住,原因就在这里。详参蒋冀骋《近代汉语音韵研究》。
  此外还有张金泉《变文假借字谱》和李正宇《敦煌方音止遇二摄混同及其校勘学意义》,此不赘。
  敦煌诗文的用韵研究,主要是探讨唐五代的韵部情况,这些材料有方言特色,也反映当时北方通语的大势。主要成果有:沈祥源《唐五代词用韵考》(《研究生论文选集·语言文字分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85),张金泉《敦煌曲子词用韵考》(《音韵学研究》第二辑,中华书局,1986),周大璞《〈敦煌变文〉用韵考》(《武汉大学学报》1979。3~5),都兴宙《敦煌变文用韵研究》(《敦煌学辑刊》,1985,1)周祖谟《变文的押韵与唐代语音》(《语言文字学术论文集》,上海知识出版社,1989),蒋冀骋《王梵志诗用韵考》(《敦煌文书校读研究》,台湾文津出版社,1993),其结论大同小异,各有千秋。此不详述。
  这些论文的共同缺点是:无论是曲子词还是变文都不是一时一地之作,研究者笼而统之地进行研究,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但其精确程度也就打了折扣。
  2。晚唐五代通语语音的研究
  研究晚唐五代通语的语音,主要以《说文解字系传》的朱翱反切为材料。
  严学、张世禄分别于四十年代对朱翱反切进行过研究,张氏发表过论文《朱翱反切考》(《说文月刊》4卷),严氏发表过论文《小徐本说文反切之音系》(《中山大学师范学院季刊》1卷2期),王力完全不参考这些成果,于八十年代对朱氏反切重新研究,结果有较大差别。
  王力的结论是:声母36个,韵部41部。声母的特点是:a。轻唇音分立。b。从邪合一,床禅神合一。韵部的特点是:a。鱼虞模合一,尤侯的大部分唇音字转入鱼模。b。东冬钟合一。c。部分为二:来、灰堆。d。元韵与先仙合并。e。支脂之微合一。f。产生了新的“资思”部。
  王力的结论大致可信。但“资思”部新兴说靠不住。参看蒋冀骋《舌尖前元音产生于晚唐五代说质疑》(《中国语文》,1997。5)。
  (二)宋代语音的研究
  1。《皇极经世书声音图》的研究
  《皇极经世书声音图》(以下简称《声音图》)反映的是北宋汴洛间的实际语音。研究《声音图》的论文有周祖谟《宋代汴洛语音考》(《辅仁学志》12卷1~2期,1943),陆志韦的《记邵雍皇极经世的天声地音》(《燕京学报》31期,1946),苏联汉学家CE雅洪托夫的《十一世纪的北京语音》(译文载《汉语史论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竺家宁《论皇极经世声音唱和图之韵母系统》(《淡江学报》第20期,台北),冯蒸的《北宋邵雍方言次浊上声归清类现象试释》(《北京师院学报》,1987。1)
  据周、陆的研究,宋代汴洛语音声母系统有如下特点:
  (1)浊音清化。在音一、音五、音六、音十一、音十二中,群、、定、从、床、澄诸母都按平仄分为二类,仄声与全清相配,平声与次清相配。这反映邵氏方言中浊声母已清化,按平仄变为送气与不送气的清声母。
  邵氏音图中,音二的疑母,音三的明母,音四的微母,音七的泥母、来母,音十的日母也都分清浊,上声字归清,其余三声归浊。令人费解。周祖谟、陆志韦、雅洪托夫、冯蒸都对此有所解释,但都不能令人信服。有待进一步研究。
  (2)非敷奉合并。
  (3)床禅无别。音十第二竖行应是禅母字,但例字“士”属床母。音十一第四竖行应是床母字,但例字“辰”是禅母。
  (4)知组与照组相近。音十二是知组,排在音十一照组后面,而不与端组相次。周祖谟认为“其读音或已与照组相混”,周氏的拟音干脆将二者拟为同一套辅音。“过犹不及”,邵氏方音知、照两系只是相近,并未合一,如果合一,则邵氏所举知、照系例字应混为一行。周氏的说法靠不住。
  邵氏方音韵母系统的特点是:
  (1)韵类与《四声等子》大致相同。不同者,果假合为一类,宕江合为一类,梗曾合为一类,蟹摄细音与止摄合为一类。
  (2)入声韵与阴声韵相配,说明入声韵尾已弱化为喉塞音。
  对此,诸家有不同的看法。周祖谟认为入声韵尾已经消失(p尾除外),陆志韦认为t,k韵尾已经变得近乎元音的收声了。陆氏将第五声、第四声的入声韵尾拟为和,第一声的入声韵拟为。竺家宁认为邵氏方言的入声并未完全失去辅音韵尾,而是弱化为喉塞音韵尾。我们同意竺氏的意见。
  (3)止摄精组字的韵母已经由i变为或。这是周祖谟的观点,他说:“止摄精组字皆列为一等,其韵母必由i变而为,同时知组字亦必变而为,故今拟为i、、三类。”陆志韦的观点与周氏相近,但他并不同意拟作舌尖音,他认为应是一个“近乎”的音。
  周陆二位的主要证据是“音图”中“自、思、寺”三字列为“开”类(一等),列于开类就一定读。恐怕没有这么简单。与“自”同行的“在”列在“发”类(二等),与“思”同行的“三”也列在“发”类(二等),“在”“三”皆一等字,最有资格列一等的,应是“在”“三”二字,邵氏将它们列为二等,当另有原故,但并不是“自”“思”读所致。这个问题还可以再讨论。
  2。朱熹反切的研究
  研究朱熹反切的论文有:许世瑛《朱熹口中已有舌尖前高元音说》(《淡江学报》第9期,1970)、《从诗集传叶韵考朱子口中鼻音韵尾及塞音韵尾相混情形》(《文史季刊》,1、3期,1971)、《从诗集传叶韵中考广韵阴声各韵之并合情况》(《辅仁学报》2期,1972)、《从诗集传音注及叶音中考中古声母并合情况》(《淡江学报》,11期,1973),王力《朱熹反切考》(《龙虫并雕斋文集》第3集),赖江基《从诗集传的叶音看朱熹音的韵系》(《音韵学研究》第2辑,1986)。
  研究朱熹反切,主要是研究朱氏“叶音”的反切。朱氏“叶音”反映的音系究竟代表什么音?学界有一个基本的看法,即代表南宋时期的读书音。这固然不错,但我们认为,还应加以限制,朱音是带有方音色彩的南宋读书音。
  据诸家的研究,朱熹反切的声母共21个,有如下特点:
  (1)浊音清化。全浊声母平声变次清,仄声变全清。(2)知章合并,庄组字一部分并入章组,一部分并入精组。(3)泥娘合一。(4)非敷奉合一。(5)喻母归影。
  朱熹反切的韵母共有32部,其特点是:
  (1)纯二等韵大都转入相应的一等韵和三、四等韵,导致韵部的急剧减少。与朱翱反切比少了9部。
  (2)产生了新的“资思”韵“”。许世瑛、王力、赖江基的观点完全一致,但刘晓南、蒋冀骋对此提出了异议,朱切的止摄精组字通过叶音然后与支齐韵相叶者,并不是表示已产生了资思部,而是闽方音的反映。参蒋冀骋《近代汉语音韵研究》。
  (3)歌戈与麻分立。
  (4)齐祭废入止摄成为支齐部。
  朱熹反切在声调方面的特点是:平声不分阴阳,浊上已变去(浊上变去始于唐五代,宋代已完成)。
  诸家都是依朱熹反切来研究宋代语音的,其结论虽是大同小异,但何以有这种异?值得探讨。我们认为,主要原因是:是否注意了语音的系统性?是否注意到了方言的影响?如王力“萧宵肴豪”分为二,赖江基分为三。王力从语音的系统性出发,将它们两分,因为朱切中二等韵大多转入相对应的一等韵和三四等韵中去了,故“肴”韵不应独立。赖氏未意识及此,只从反切相混的频率出发,将“肴”韵独立,故为三。他如赖氏“真青”部的确定,即是未顾及方言影响的结果。
  3。宋代诗词用韵的研究
  研究宋代诗词用韵的主要目的是探讨韵母情况。在这方面用力最勤、收获最多的当推鲁国尧。鲁国尧的宋词研究系列论文是:《宋代辛弃疾等山东词人用韵考》(《南京大学学报》1979。2)、《宋代苏轼等四川词人用韵考》(《语言学论丛》第八辑)、《宋代福建词人用韵考》(《语言文字学论文集》,上海知识出版社,1989)、《宋元江西词人用韵研究》(《近代汉语研究》,商务印书馆,1992)、《宋词阴入通叶现象的考察》(《音韵学研究》第2辑)、《论宋词韵及其与金元词韵的比较》(《中国语言学报》第4期,1991)。此外,还有姜聿华《宋代北方籍词人入声韵分部考》(《齐齐哈尔师范学院学报》,1987。3)、程朝晖《欧阳修诗词用韵研究》(《中国语文》,1986。4)、唐作藩《苏轼诗韵考》(《王力先生纪念论文集》,商务印书馆,1990),朱晓农《北宋中原韵辙考》(语文出版社,1989)。
  鲁氏研究的主要贡献在于:
  (1)对宋词用韵作了穷尽性的研究,填补了宋词用韵研究的空白。
  (2)得宋词韵18部(阴声7部,阳声7部,入声4部),批评了毛奇龄、纪昀的宋人词韵漫无定纪、不足推求的观点。并对各部的通叶现象进行了分析,知其分而知其合。
  (3)研究中注意了时代和地域的差别,有较强的科学性。
  4。对音材料的研究
  宋代对音材料主要有梵汉对音和西夏汉对音。梵汉对音主要是宋初和尚天息灾、施护的译著中的对音材料,研究成果为:张福平《天息灾译著的梵汉对音研究与宋初语音系统》、储泰松《施护译音研究》(《薪火编》,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6)。天息灾、施护译著中的梵汉对音反映的是宋初中原的语音系统。研究西夏汉对音的学者有日本的桥本万太郎,我国台湾学者龚煌城,宁夏学者李范文。李范文的《宋代西北方音》(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是集大成之作。作者在研究西夏汉对音材料《掌中珠》的基础上,参照现代方言,构勒出了宋代西北方音的语音系统,与罗常培的《唐五代西北方音》前后相承,堪称双璧。范书的主要贡献在于:
  (1)对《掌中珠》的两种抄本进行了校勘,对《掌中珠》的注音加以释读,并对其中的附加符号进行了考释。
  (2)考订出西夏语的声母系统和韵母系统。西夏文并非拼音文字,它的音系要通过反切系联(西夏文献《文海》注有西夏文反切)和汉字注音的对比研究才能获得。李氏的考订是有意义的。在此基础上,李氏又构拟了宋代西北方音的语音系统,填补了宋代西北方音研究的空白。
  此书的不足之外:对汉语本身的特点尤其是现代宁夏方言的特点注意不够,受罗常培《唐五代西北方音》的影响太深,有些地方为了与罗书一致,不顾西夏汉对音的语言事实。
  (三)金元语音的研究
  1。《改五音集韵》和金元词曲用韵的研究
  《改五音集韵》研究的主要成果是宁忌浮《校订五音集韵》及其前言,宁氏通过对韩道昭《五音集韵》的校订,发现了此书隐含的第二语音系统,即韩氏口语音系。声母方面的特点是:全浊声母清化;照二与精相混;非敷相混;彻穿相混;影疑与喻相混。韵母方面的特点是:三四等韵合流;东钟合并;脂微合一;鱼虞合一;齐归于止摄;真欣、文谆相混;清青、盐凡相混;元韵归山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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