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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第一所新式学校。校址在Morrison Hill，即今天的摩理臣山，校长是来自美国的布朗牧师（S。R。Brown）。 马礼逊学校使用中、英文双语教学。中文教学，讲《四书》，做八股文；英文教学，有英文写作、地理、声乐、几何、历史。其中历史课有“罗马入侵至查理一世时期”、“查理一世至维多利亚女王时期”等。1845年，为筹措办学资金，学校邀请香港各界人士到校，主持了一次对容闳所在班级的公开考试。学生们的六篇英文作文，全部在《中国丛报》刊出。其中一篇《一次幻想之旅》，极有可能出自容闳之手。他在他的自传《西学东渐记》中曾回忆他在马礼逊学校做过一篇《梦想之纽约游》，幻想他来到新大陆的种种情景。 容闳没有想到，幻想那么快地变成了现实。 他在香港生活学习了四年，从一个孩童，一个少年，变成了十八岁的青年人。1846年的一天，布朗老师说，因为身体的原因，他就要回到美国去了。 “有谁愿意跟我到美国去读书呢？”他问。 一片肃静。 容闳站立起来。 接着站起来的，一个是黄胜，一个是黄宽。
第一章 容闳的梦第2节 我们一定Win 因为我们有Wing
1847年1月5日，跟随着布朗牧师，容闳、黄宽、黄胜乘坐美国阿立芬特兄弟公司（The Olyphant Brothers）的“女猎人”号运茶帆船（Huntress）出发了。这是帆船时代一条典型的商业航线：借助自东北吹向西南的“贸易风”，船由香港起航，过好望角，进大西洋，驶向美国东海岸。 惊涛骇浪中的98个日夜，是容闳八年留学生涯的开端。在大西洋上的圣海伦娜岛——那个曾经幽禁拿破伦的地方，他在拿破伦墓前折下一根柳枝。八年后，当容闳在耶鲁大学毕业时，他带到美国栽种的细柳，已长成垂条万缕的大树。 容闳就像这根柳枝。他来到麻省孟松（Monson）的孟松学校（Monson Academy），当时美国最著名的大学预备学校。他在那里苦读拉丁文、希腊文和英国文学。在精通英国文学的校长海门（Charles Hammond）的亲授下，他在这里读了许多英国作家的名著。海门反对把学生训练成“会走路的百科全书”或是“有灵性的鹦鹉”，所以他又特别注重培养学生的“优美的品格”。 容闳很自然地融入了新英格兰地区那充满新教精神的生活。当时美国的生活程度不高，贫苦的学生，稍稍为人工作，就不难得到学费，每星期只要得到1元2角5分美金，就足可以支付食宿、燃料等费用；而劈柴、生火、烧炭等，须学生自己料理。容闳“甚乐为此”，认为正可以磨练筋骨。住处距学校半英里，每天要往返三次，即使在寒冬，雪深三尺，也要徒步。容闳同样乐此不疲，长年的运动，使这个十八岁的男孩胃口大开，食量过人。 1848年秋天，同去的黄胜因病回国。另一位同学黄宽，从孟松学校毕业后，进入苏格兰爱丁堡大学医学院。 容闳原本也可以得到去爱丁堡大学的资助，但他更神往海门校长和布朗牧师的母校耶鲁。他遇到了人生的十字路口：按照孟松学校的惯例，有一定的名额资助贫苦学生进入大学；但接受资助的学生须填写志愿书，承诺毕业后担任传教士。容闳知道没有希望——“我虽然穷，却不能没有自由”，他在他的自传《西学东渐记》中回忆，“传道固然好，却不是造福中国的独一无二的事业。……志愿书一经签字，我就受到束缚，很可能坐失为国家谋福利的机会。”他认定，“人类应尽的天职，不能因为贫穷而改变宗旨。” 这是一个代价高昂的决定。这个决定违反了周围多数人的期望。同时，由于这个决定，他同那些慈善基金来源一刀两断，没有了金钱收入。 1850年夏天，布朗牧师到南方探望亲属，顺道造访了乔治亚州的萨凡那妇女会（The Ladies Association in Savananh；Ga。）。他带回了好消息：萨凡那妇女会答应资助容闳。 “容闳终于闯过来了，”容闳的一位好友回忆，“他带着辫子，穿着中国长袍进入大学。但不到一年，就把这两样都割弃了。” 在耶鲁大学，容闳穿的是萨凡那妇女会寄来的鞋袜，学费来自萨凡那妇女会和阿立芬特兄弟公司的资助；他自己还在学生宿舍承担食品采买工作，同时为校兄弟会的小图书馆当管理员，获得些微收入，以维持日用。他甚至节省下三十美金，托人辗转带回中国，带给母亲。 耶鲁的功课对准备不足的容闳来说非常困难。头一年，他每天读书到深夜，“体魄日就羸弱”，不得已休学一周，到布朗母亲的家中休息。第二年，最苦恼是微积分，考试常不及格。好在容闳的英文论说十分优秀，在第二、第三学期连获首奖。 容闳开始融入纽黑文这座遍载榆树的城市，融入美国同学无拘无束的生活。“没有通过！”（测验或是考试）和“冲锋！”是他们的口头禅；“嘶嘶”，是他们在逗乐时习惯发出的声音。作为兄弟会成员，容闳常热心地为同学拉选票。他是划船俱乐部第一分队的成员，也是橄榄球队的队员。那时，每当比赛，他们的啦啦队就会唱起自编的歌曲，那歌曲巧妙地利用了容闳的名字Yung Wing（广东话发音）的谐音：“我们一定赢（Win）！因为我们有闳（Wing）！” 容闳开始在报纸上用笔名发表文章。有几篇关于中国问题的评论，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哈特福德市的一位著名的学者找到这位中国学生，打听作者是谁。“容闳低下头来，”他的好友描述容闳当时的情景，“他羞赧如处女，手足无所措，承认他就是那些文章的作者。” “在耶鲁读书时期，中国国内的腐败情形，常常触动我的心灵，一想起来就怏怏不乐。” 容闳在他的《西学东渐记》中写道，他有时甚至怀疑，是否不受教育更好。既然受了教育，对理想和道德的追求就越来越高，知识越高，痛苦就越多，快乐就越少。但容闳知道，这是怯弱者的卑微的念头——“这样的人，不足以成就伟大的事业，达到高尚的境界！” 在和同班同学卡特勒（Carrol Cutler）几次散步谈话中，他提出了谈论了当时正在他头脑中酝酿着的中国留学计划。“我既然远涉重洋，身受文明教育，就要把学到的东西付诸实用。”他在自传中回忆当时的志向，“我一人受到了文明的教育，也要使后来的人享受到同样的利益。以西方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一天天走向文明富强”。 1854年容闳的毕业，是当年耶鲁大学毕业典礼上的大事件。许多著名的学者赶来参加典礼，就是为了看一看容闳，这位不寻常的中国人。 耶鲁大学的1854年级，共有九十八名学生。笔者在美国采访时，看到这个年级的同学赠言簿，包括容闳自己的那本，被耶鲁大学档案馆收藏。容闳用中文赠给同学的留言，用娟秀的毛笔正楷写成，其中有：“礼之国，和为贵”，“大人者不失赤子之心”，“手拈一管笔，到处不求人”，“有志者事竟成”等。有九十二名同学给他赠言，那些赠言热情洋溢—— 亲爱的闳：我深信，当你回到世界彼端你的故乡时，我们在这所大学的结交将融入你的记忆。我向你保证，我决不会忘记我的中国同学，他那深藏内心的热情，对我们的文学的癖爱，以及对他自己祖国的奉献与深深的关切，都早已为我所习知和感受，……我将企盼获知你在未来中国历史上的伟大事业。我希望你的伟大计划将会实现…… 摆在你面前的是充分施展才华的生活的希望。你可以相信，我将怀着深切的渴望注视着你未来的进步。上帝将保佑你并指引你为同胞的福祉努力工作…… 愿你回归天朝时，将发现它已成为神圣的共和国…… 我将常常深深思念你，你为人民谋求福祉的光荣使命。获悉（因为我希望获悉）你的故土从专制统治下和愚昧锁链中解放出来的欢乐…… 容闳是耶鲁的骄傲。1854年，作为第一个毕业于美国著名大学的中国人，他引人注目；后来的日子里，作为中国留学计划的策划者和实施者，他更受尊敬；1876年，耶鲁授予他法学博士的学位。他的画像悬挂在耶鲁校园，令每一位游人驻足——从20世纪一直到21世纪。
第一章 容闳的梦第3节 醒来是痛苦的
容闳学成回国。从纽约到达香港的航程十分险恶，13000海里，帆船行驶154天，像是冥冥中的预言，昭示他日后所要经历的磨难。 这时的中国战云密布，曾国藩的湘军正和太平天国起义军在长江流域拼杀。朝廷昏庸如初，地方政府腐败而又残暴。容闳回国后刚到澳门，就看见“无数华工，以辫相连，结成一串，牵往囚室”；来到广州，亲眼看到两广总督叶名琛杀人如麻的刑场。“日间所见种种惨状，时时缠绕脑筋”，他胸中烦闷万状，愤懑之极，几乎想要加入太平军的行列。但是深思静虑，他知道派遣留学生的“大计划”还要“依一定之方针，循序而进”。 容闳希望在谋生的同时，谋一职位，结识和影响有权力的达官。但是他不到一年就“三迁其业”，先后三份工都距理想甚远：给美国代理驻华公使（当时只能驻在广州）当秘书，“事少薪薄”；被朋友介绍到香港审判厅当译员，又遭香港英籍律师群起排斥；去上海海关翻译处任职，待遇优厚，却发现翻译和船主狼狈为奸，贿赂成风，他不屑同流合污，只能离去。“我对我自己的操守能够自信的，就是廉洁二字”，容闳在自传中写道：“无论到哪里，我必须保全自己的名誉，决不能使之受到玷污！” 一个夜晚，容闳去苏州河边的教堂行祷，回来走在四川路上，迎面撞上一群醉醺醺的美国水手。他们人手一盏灯笼，边走边唱边喊。看见容闳，一个人一把夺走了他的灯笼，一个人抬脚向他踢来。近旁的中国人如同遇到虎狼，纷纷逃散。容闳站定不动，他用英文大声说出自己的姓名，又大声喝问抢灯笼的人是谁？！那时他已在一间英商公司工作，了解了水手们的船名，第二天早上就送去一封措辞严厉的抗议信。船主大怒，因为容闳的公司正是他们的货主。抢灯笼的人是大副，读了船主掷给他的信，他脸色立变，急奔登岸，到公司向容闳赔罪。 不久，容闳再次和洋人冲突。他的公司在几个月后停业，拍卖物品。他在人头攒动的卖场里观看，背后站着一个高大的苏格兰人。容闳觉得有人在玩弄他的发辫，回头看，那苏格兰人正恶作剧地把许多棉花球系在他辫子上。“我开始很平静，只是请他解去，”容闳在自传中写道，“他双手交叉在胸前，就像没有听见，一种傲慢的态度，令人难堪。”容闳仍未动怒，继续说理，突然，苏格兰人一拳击来，打在面颊上。他终于忍无可忍，立刻还以颜色，出拳迅疾，苏格兰人“唇鼻立破，流血被面”。他死死抓住容闳的右手，容闳正想用脚猛踢，被公司主人拉开。这时有洋人喊： “想打架吗？” 容闳正色回答：“不！我是自卫。你朋友先侵犯我，打伤我脸。他太无赖了！”
容闳在“十里洋场”上海。他始终没有忘记他胸中的大棋盘，他要一步一步走向他的目标。
容闳在租界出了名。因为洋人在租界欺负中国人的事，时有所闻，却从未有人敢于抵抗。他的夙愿又一次被勾起，“我想，有朝一日，中国教育普及，人人都懂得公权和私权的意义，那时无论什么人，谁敢侵害其权利，必有胆力奋起自卫！” 他在苦苦等待机会。1860年，三十二岁的容闳已经在上海生活了四年，他不仅以他自尊而刚毅的性格，也以他优美的英文文笔闻名十里洋场。人们都知道，这里有一位毕业于耶鲁大学的不寻常的中国青年。而容闳，则时时会想起他在耶鲁许下的诺言。 1860年冬，容闳决定去南京——当时太平天国的首都天京，探究太平军的内幕。 当时许多许多西方人，都把太平天国起义看成中国的革命。还记得容闳童年的老师郭士立夫人吗？她丈夫郭士立，是马克思、恩格斯的熟人。当郭士立回到欧洲，把太平天国的起义告诉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时候，他们对中国满怀热情的期待，甚至用文学的语言描绘：当欧洲的反动分子逃亡到中国，逃亡到长城脚下的时候，他们会看到长城上写着——中华共和国，自由，平等，博爱…… 在南京，容闳和他曾在香港认识的洪仁妗：槿诗当时已是太平天国的“干王”，他对容闳和同行的几位传教士极表欢迎，寒暄数语，就询问对于太平军的观感如何？是否赞成他们的行动并愿意与之共事？ 容闳回答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