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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意识形态并没有终结，九十年代的两个主流是大众文化和民族主义，后者是意识形态话语在新时代的民间转型，如《中国可以说不》、《妖魔化中国的背后》等书的出版，就是一例。“文革”歌曲《红太阳》再次唱遍大江南北，当年的知青喊着“青春无悔”而感动落泪。梁晓声、张承志、张炜等人的文章以文学家的激情呼唤着革命之魂，开口不离人民、祖国、土地这类字眼。电视连续剧《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小戏场话剧《切·格瓦拉》对浪漫主义和英雄主义的召唤，更是重寻失落价值的“刻奇”表演。只是与“文革”及“文革”前相比，今天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刻奇”已经更少真诚，更多空洞和作秀。这些作品企图不通过悲剧而显得崇高，用自我满足的神话重构取代实际的审美行为，故尔有着美学上的贫乏，道德上的可疑。
有意思的是，西方一些批评家也指出，近年来，“刻奇”这一纳粹运动的“新话语”已经渗透进了一些有影响的艺术和历史书籍。这说明，“刻奇”不仅是一种艺术上的坏品位，而且是一种既能吸引你同时又令你反感的强大诱惑力。它是一种过度的质，要认识它，得具有一种荒谬的现实感。
九十年代中期的“人文精神”讨论，可以看作是意识形态“刻奇”与大众文化“刻奇”之间争夺话语权的直接交锋。但究其实，它们都是形式大于内容，简单，粗糙，缺乏精神含量和反思能力，一味诉诸受众情绪上的条件反射。更重要的是，这些意识形态“刻奇”都有明显的商业目的，在操作上与大众文化的包装或炒作一般无二，服从市场法则，追求票房价值，是由文化制作者、大众传媒和消费者共同组成的文化市场推出的审美趣味，目的是为了满足某些中国式中产阶级的情感消费。这种感情交流也是可以经由市场交换来完成的。在那里，目的完成与否无关紧要，重要的是作秀和获取名利，从而导致符号的贬值。它完全符合哈洛德·罗森伯格（Harold
Rosenberg）给“刻奇”的定义：“已经建立起规则的艺术；有可预期的受众，可预期的效果，可预期的报酬。”如果说革命“刻奇”与大众文化还有什么不同，那仅在于后者不讳言其假，而前者却试图以一种更高等的形式掩盖基本的现实，是对虚假的掩盖。实际上，整个九十年代，无论文学艺术制造了多大繁荣，我们看到的都不过是一幕与权力共谋的“刻奇”大合唱。
人类对高尚情操的需求反映了，只要人类的社会结合不仅受制于自然律，而且受制于道德律，只要还得赋予生活以价值意义，诸如崇高，爱情，自尊，忠诚，自我牺牲，悲剧感等，“刻奇”就不可避免。昆德拉将人生意义的追求视作“刻奇”，不无悲观地说：“无论我们如何鄙视它，刻奇都是人类境况的一个组成部分。”它反映了我们在赋予人类生活以价值方面的失败。大众文化“刻奇”是远离生活，逃避价值；意识形态“刻奇”则是干预生活，价值至上，二者都不是真正的艺术。要把握生活与艺术之间的关系，需要艺术家具有一种深刻的现实感，从生活出发，而不是从某个价值观念出发。可是，当代艺术的困境却是，我们需要的这种情感不能被制造，它所依赖的人类自由的想象力和判断力却在不断衰退。
半个世纪前，法国作家加缪对此就曾有过深刻认识，他在《艺术家及其时代》的演说中指出，当代的艺术家是在一条山脊线上行进，这是一条冒险的路，在它的两边，一边是无聊的深渊，一边是宣传的深渊。今天，我们仍然能听到这位作家孤独的声音：
两种美学长期对立，一种要求全面拒绝现时，一种声称抛弃一切非现时的东西，最后是远离现实，在同一种谎言和对艺术的取消中汇合了。右的学院派不知道苦难，左的学院派则加以利用。然而在这两种情况下，在艺术被否定的同时苦难都变得更为深重。
“卿本佳人，奈何作贼”的刘师培
——关于他的“激烈”和“下水”
？ 散 木
说刘师培，是一个很让人慨叹的话题：他太年轻，美少年么？学问好；恂恂儒雅；思想锐进；革命先锋，如果不出意外，他会如何？真让人不敢想下去，然而后来的刘师培呢？咳，见鬼，怎么说呢？太可惜了。慨叹之余，不由又让人试着去揣摸其终于跳了“火坑”的原因，毕竟他是近代以降中国知识分子中间一个极富意义的个案。
一
刘师培（1884～1919），原先似一颗新星升起在晚清国势近乎鱼烂的大背景下。
刘师培另一个背景是他家学渊源的学术后台。刘氏世代治《春秋左传》之学，曾祖刘文淇、祖刘毓崧、伯父刘寿曾、父刘贵曾均系乾嘉传统的经学家，以三世相续共注《左传》有名一时。刘又自幼聪慧好学，博览群籍，十二岁就读遍了四书五经，终克绍箕裘，使其家学至刘师培时乃集大成，光大扬州学派，为晚清最著称之学人。其又得家传“小学”——训诂学、文字学，长于以字音求字义。刘十九岁得中举人，被保荐知府，充学部谘议官。如果不发生变化，这个三代传经的家族得有传人，刘师培也将在先人安排好的位置上皓首穷经，终老于斯了（刘系独子，在他这一辈的刘氏家族中，四个男童取了这样几个饱含家族冀望的名字：师苍、师慎、师培、师颖——师法古文经师的张苍、许慎、颖容等）。
刘师培没有在传统学问的道路上一路驰骋，他出生于中国有史以来最惨淡的年代，又少读《东华录》等种族大义之书，在“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刺激下目击时艰，痛心于民族沉沦、国家鱼烂之状况，自己又科场落第失意，所谓“飞腾无术儒冠误”，乃渐与革命党人交往，后在《苏报》上慨然刊登《留别扬州人士书》，告别科场，投身革命。其时他尤醉心于种族革命之宣传，乃毅然更名为“光汉”——光复汉族、恢复华夏之盛。1903年俄国侵略东北，革命党人蔡元培等在上海创办《俄事警闻》以及发起“对俄同志会”，刘皆加入其中并成为《俄事警闻》之主要撰稿人之一，他执笔“日以危言，警惕国人”。后该刊改组为《警钟日报》，刘遂任主笔，并加入《中国白话报》之笔政，与林白水、陈去病、林宗素等为同人。刘文字激昂，其时其署名亦自称“激烈派第一人”。刘与林白水还曾合著《中国民约精义》，为“中国之《民约论》”。《警钟日报》终以揭露列强野心、抨击清廷孱弱而获文字狱，租界当局查封报馆，缉捕报人，刘以主笔更在彼必拿之名册中，遂化名“金少甫”潜藏于上海附近平湖友人（“大侠”）处。该处实为浙西党人交通机关，刘的到来更增添了其实力。不久刘得安徽友人之招远走安徽芜湖，先后在安徽公学、皖江中学执教，与苏曼殊等共事并宣传反清革命。期间他会同革命党人柏文蔚等设立秘密机关，发起革命团体“岳王会”，并与陈独秀创办《白话报》。1904年蔡元培、陶成章等于上海发起组织江浙党人之光复会，刘随即由蔡介绍加入，他还参加了蔡主持之“军国民教育会”、“暗杀团”等革命组织。其时，他还参与行刺清廷前广西巡抚王之春的行动。1905年，刘参加“国学保存会”，并与邓实、黄节等创办《国粹学报》，以“发明国学，保存国粹”为宗旨，兼倡革命排满，其同人被人称为“国粹派”。其时刘为其首领，其所撰《攘书》、《中国民族志》以及陈去病等收集刊登的明末遗民、清季禁书等资料对鼓吹排满革命、激荡民气起了极大的作用。其时刘还拟筹建国粹学堂，编写有教科书多种，并发文论述各地宜建立藏书楼、编纂乡土志与书籍志等，沟通、宏扬我中华文化，引起很大反响。
刘师培于“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下既力倡西学，以为救亡不二之策，又亟称国粹，捍守国学，看似矛盾，其实二者是有一结合点的，即中国于二十世纪不能不走西方也即世界普适的发展道路，同时文化上又不能不挽结传统，保持自己的文化特点和属性。但救亡基点上如何嫁接两者，刘氏眩于古今中西各种学说，后来径取最为便宜和彻底的无政府主义并将之改造成为中国式的无政府主义。如此结合如何评价？这里我们暂且埋个伏笔。
刘师培两栖于革命与学问，其时最与章太炎投契，二人皆古文经学家，声气相投，彼二人也被称为“二叔”（申叔、枚叔）。二人也都是“中国教育会”（实反清秘密团体）的会员。章以“苏报”案入狱，刘钦佩其人，待其刑满出狱赴日本参加同盟会并主持《民报》，刘亦携出身上海爱国女校、激进女权主义人士之妻子何震（原名何班）以及何之姻弟汪公权三人买舟东渡，拜访章太炎。很快，三人亦相率加入同盟会，刘还为《民报》撰述。恰其时梁启超《新民丛报》主张满汉一体，刘乃以《辨满洲非中国之臣民》驳之，义正辞严，被海内外人士激赏。刘在日本参加反清革命之活动和鼓动工作，邹鲁《中国国民党党史稿》记载甚详，兹不赘述。
二
刘师培后来的遽变，从主观上说，有少年得志、名声外扬却性情儇薄的成份，而客观上也有同盟会内部思想到组织上分歧的诱因。
刘到日本不久就卷入了同盟会内部的纷争，最终以不慎掉入泥淖中而不拔，可惜满腹学问终不能锦上添花。原来同盟会中素有分歧，孙中山开展反清革命，与日人颇有借助。1906年萍、浏、醴起义失败后清廷向日本内阁提出交涉，亟请引渡党人，而西园寺内阁在日本对华混水摸鱼政策下采取两手，既驱逐党人，又向孙提供经费婉转令其出境。孙为起义所需收下了这笔经费，此时章太炎以《民报》拮据向孙要求拨款万元，孙仅支付彼二千元，章等乃大不满，及得知此经费之来源，以为孙被日人所收买，情急之下对之进行人身攻击。刘师培也参与了章太炎、张继、谭人凤等的反孙行动，他们借助黄冈等地起义的失败要求改组同盟会总部，以黄兴代替孙中山，刘更自荐为总理，并主张邀请日人北一辉、和田三郎（日本社会党之激进派亦称“硬派”人士，与刘相契；另一派系之宫崎滔天则支持孙中山）为总部干事。事被同盟会庶务总干事的刘揆一所拒，黄兴也主张以大局为重，倒孙风潮遂止。
刘虽人在同盟会，却对其理论基础的“三民主义”不以为然（尽管其中不无合理之处，如民族主义不独为种族主义、民权主义的民主制度有其局限性，民生主义不啻为汉武帝盐铁专营与王莽改制等），即视之不过“以暴易暴”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此前其与日本社会党人士交往，渐醉心于彼宣扬的“直接行动”的“社会主义”，经倒孙事变，刘等思想上愈加倾向于无政府主义。1907年日本无政府主义者幸德秋水号召亚洲各国社会党之大联合，刘与章太炎响应，乃与流亡日本的印度革命党人合作发起亚洲和亲会，主张民族独立，反抗列强。刘师培夫妇更揭橥“破坏一切固有之社会，颠覆现今一切之政府，抵抗一切之强权，实现全人类的完全平等”，创刊《天义报》并发起组织“社会主义讲习所”。前者被称为“国人发刊社会主义机关报之嚆矢”，后者也是近代中国最早宣传“社会主义”的团体之一。
刘、何夫妇1907年8月间发起的“讲习所”，自然还不可能是宣扬科学社会主义的，如刘在成立大会上所讲演阐明的，反清革命不过是辨种族之异同，即使革命成功也不过是“以暴易暴”，要解决“民生之休戚”的社会革命，必须还得开展“社会主义”以及更上一层楼的“无政府主义”，也就是“实现人人平等的无政府主义”的“大同”或者“共产”。刘氏夫妇激进的思想在彼时反清革命党人中是鹤立鸡群、超迈时论的，在一般党人仅是以反清复明的民族主义为思想资源时，其人则身处域外之日本这一准西方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过渡中）国家而目睹花样年华的资本主义其实内囊里满淌着脓水（大洋彼岸的《新世纪》派也在西方的“花都”目睹之），敏锐的刘氏夫妇当然不会以这个丑陋的怪物为其奋斗的鹄的，他们淋漓尽致地批判资本主义，更试图阻挡它在中国登岸，并不惜“杀尽资本家”，进而鼓吹不间断地直接过渡至无政府时代，因为任何政府都是有碍自由的。无政府主义的主张一般出于自然经济占主体、小商品生产和小资产阶级成汪洋大海的国度，作为反对国际资本侵略和本国封建压迫剥削的吁求，带有空想和狂热色彩的无政府主义主张是最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