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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先生研究汉魏六朝思想文艺最有心得，而且他所凭借的材料都是以前一般学人不甚注意的，例如小说、碑文、器铭等等。尤其对于碑文，他所手钞的可以说是南北朝现存碑文的全部，比任何一家搜集的都丰富。而且工作态度最为精审，《寰宇访碑录》和《续录》［2］所收的他都用原拓本一一校勘过，改正许多差讹以外，还增出不少的材料。因此在他的写作上，特别受有魏晋文章的影响。
托尼二家的学说，一般的说法，是正相反对的。尼采的超人论，推到极端，再加以有意无意的误解，在德国，便成了上次大战前的裴伦哈特的好战论，和这次纳粹主义的侵略论。鲁迅先生却特别喜欢他的文章，例如萨拉图斯脱拉语录，说是文字的刚劲，读起来有金石声，而他的学说的精髓，则在鼓励人类的生活，思想，文化，日渐向上，不长久停顿在琐屑的，卑鄙的，只注意于物质的生活之中。
至于托尔斯泰的大爱主义，那是导源于基督教的精神，与后来思想上的平民主义，民族自决主义，国际平等主义，都有精神上的联系。直到现在二次大战时的反侵略阵线，例如对于欧洲被侵略的各小国，虽然它们的军事势力已在国内早被侵略国家所摧毁，还尽量的设法支持它们侵略的微薄势力，以期共同消灭侵略国家的暴力与野心，这还可以说与托尔斯泰的大爱主义有密切的关系。
托尼学说的内容既有很大的不同，而鲁迅先生却同受他们的影响，这在现在看来，鲁迅先生确不像一个哲学家那样，也不像一个领导者那样，为别人了解与服从起见，一定要将学说组成一个系统，有意的避免种种的矛盾，不使有一点罅隙；所以他只是一个作家、学者，乃至思想家或批评家。
鲁迅和我们
鲁迅先生始终是一个作家、学者乃至是一个思想家或批评家。他对于国家民族，对于社会，对于人类，都有热烈真诚的爱。而对方所以答复他的，却只是冷淡。这也很平常，个人爱国家民族，爱社会，爱人类，原不一定希望对方有冷淡以外的其他答复。鲁迅先生尝说，他只会“呐喊”，意思是说，他决不揭橥一个什么，大声疾呼曰：现在是矣，大家都随着我来。那是英雄，那是权威，那是领导者。他们所要求于对方的是信仰，是服从，是崇拜。他们对于国家民族，对于社会，对于人类，除了“爱”以外，还该加上一些别的东西。鲁迅先生自己知道不是他们，所以对于这些别的东西，据我的看法，他并不曾努力加以培养，寻求或获得。对方答复他的冷淡，他也并不介怀。
因为鲁迅先生是作家、学者，乃至思想家、批评家；他遗留给后人的是许多作品，他的全集早经出版；后人如将对他发生关系，最适当的凭借便是他的全集。
如果也和鲁迅先生生前一样，对方凭借了他的作品而答复他的只是冷淡，那在鲁迅先生也不是意外；除了冷淡，还有赞成与反对；或反对多于赞成，或赞成多于反对，或先反对而后赞成，或先赞成而后反对，那在鲁迅先生也都不是意外。这都是可能的，也都是合理的。
反对之不足，而至于攻击，赞成之不足，而至于崇拜，这些在鲁迅先生生前也都有过，以文字向世的人对于这些答复自是早在意中的。但或有未见作品而即加以攻击的，亦有未见作品而即加以崇拜的，鲁迅先生是最觉着怅惘而不知所可的了。
注释
本文写于1941年10月，曾收入《鲁迅先生二三事》一书。
［2］《寰宇访碑录》，清孙星衍、邢澍合撰。十三卷。辑录周秦至元代的碑目八千种，注明碑刻的撰写人、书体、年月和所在地或其拓本的收藏处。其后续补该书的有赵之谦、罗振玉等人。
《孙氏兄弟谈鲁迅》 第二部分以无比努力纪念鲁迅先生
孙伏园
今天是鲁迅先生逝世的十四周年纪念日了。
在这十四年中，中国人民的努力，抵得了从前的一百四十年，乃至一千四百年；即使从努力的成果来看，也是光辉灿烂，照耀前古的。
鲁迅先生逝世的一年（一九三六年），正是日本帝国主义者的侵略一步一步地加紧，而中国人民的团结御侮，正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一步一步地渐臻完成的一年。次年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日本帝国主义者发动卢沟桥事变，全国人民统一抗战便开始了。
国民党反动派的南京政府，在一九三一年“九一八”“绝对不抵抗”，丢掉了东北；一九三二年“一二八”以后迫使抗日的十九路军撤离了上海，又和日寇签订了卖国的“淞沪停战协定”，一九三二年一月起，丢掉山海关，丢掉热河，日寇进迫冷口、古北口、喜峰口，驻军奋起抗击，反动政府却严禁官兵要求抗日，说：“抗日必先剿共；侈言抗日者杀勿赦。”于是在五月三十一日签订了一百多年来最大的一个卖国条约“塘沽停战协定”，把东北四省、冀东、察绥的各一部，送给了日本帝国主义。
在南京反动政府“侈言抗日者杀勿赦”的口号下，牺牲了成千上万的爱国青年。鲁迅先生的诗句：“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就是为愤怒着许多爱国青年的被杀而歌咏的。
反动政府的媚外凶焰，到底敌不过全国人民奋起呼喊“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浪潮。一九三六年，鲁迅先生逝世前后，这浪潮正近高峰。先生逝世后不到两月，西安的双十二事变爆发了。反动政府头子蒋介石所视为反共爪牙的前线官兵，早卷在这不可抗拒的爱国浪潮里，十二月十二日在西安把蒋介石活活地捉住了。中共中央认为南京的反动政府还有被迫转向抗日的可能，坚决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一面致电南京，指出西安事变为“蒋氏对外退让，对内用兵，对人民压迫三大错误政策的结果”，盼南京接受张杨［2］主张，停止正在发动的内战；一面派人到西安调解，结果蒋介石接受抗日条件，表示“只要我生存一天，中国决不致再发生反共内战。”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抗日统一战线遂算初步完成。
文艺界的抗日统一战线是鲁迅先生一手奠定的。鲁迅先生说：“我以为文艺家在抗日问题上的联合是无条件的，只要他不是汉奸，愿意或赞成抗日，则不论叫哥哥妹妹，之乎也者，或鸳鸯蝴蝶都无妨。但在文学问题上我们仍可以互相批判。”这一条鲁迅先生手定的统一战线，一直经过抗战八年，也可以说一直到现在，没有遭到什么破坏。
对于蓄意破坏统一战线的托洛斯基派［3］之流，鲁迅先生曾给以严厉的斥责。给托派某君的公开信中说：“总括先生来信的意思，大概有两点，一是骂斯大林先生们为官僚，再一是斥毛泽东先生们的‘各派联合一致抗日’的主张为出卖革命。这使我‘糊涂’起来了，因为斯大林先生们的苏维埃俄罗斯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在世界上任何方面的成功，不就说明了托洛斯基先生的被逐、飘泊、潦馈，以致‘不得不’用敌人金钱的晚景的可怜么？……因为你们高超的理论为日本所欢迎，我看了你们印出的很整齐的刊物，就不禁为你们捏一把汗。在大众面前，倘若有人造一个攻击你们的谣，说日本人出钱叫你们办报，你们能够洗刷得很清楚吗？这绝不是因为从前你们中曾有人跟着别人骂过我拿卢布，现在就来这一手以报复。不是的，我还不至于这样下流，因为我不相信你们会下作到拿日本人钱来出报攻击毛泽东先生们的一致抗日论。你们决不会的。我只要敬告你们一声，你们的高超的理论，将不受中国大众所欢迎，人们的所为有悖于中国人现在为人的道德。我要对你们说的话，就仅仅这一点。”［4］
一直到一九四五年日本帝国主义者无条件投降， 我们始终依靠着这条鲁迅先生所呼喊着，保卫着的统一战线。但到胜利略见萌芽的时候，刚刚说过：“只要我生存一天，中国决不致再发生反共内战”的誓言的蒋介石，为要掠取人民血肉换来的胜利果实，又开始发动反共内战了。日寇在江浙一带进攻新四军阵地，蒋介石的部队帮着日寇解决新四军；八路军在华北一带抵抗日寇，蒋介石的精锐部队胡宗南的几十万大军却躲在西安左近专为觊觎八路军的根据地延安。但是中共中央一直领导着全国人民，没有和蒋介石破坏统一战线，等到日寇无条件投降以后，一次二次乃至无数次的政治协商决议被蒋介石撕毁，这才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怒，在中共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和万恶的蒋介石部队作了四年残酷的斗争，获得了史无前例的全国大解放，建立了史无前例的人民民主政权。
八年抗日战争，四年解放战争，这是鲁迅先生逝世以后的两件辉煌的史实。鲁迅先生的思想遵循着全国人民的路线，全国人民的斗争也遵循着鲁迅先生的路线，这两件辉煌的史实使我们人人有光荣纪念鲁迅先生逝世十四周年，也使鲁迅先生逝世纪念日比十四年来的任何一年更有光荣。
人民政权成立一年以来的重大努力是保卫世界和平。我们现在有力量保卫世界和平，也有资格有责任保卫世界和平。在以苏联为首的世界和平阵营里，七亿半人数中我们就占着五亿，和平签名的人数我们又占着全世界的第一位。我们一定能够完成鲁迅先生逝世以后的这三件辉煌无比的大事。我们以后便永远在这无比光荣的烛照下，年复一年的纪念着这文艺思想界的革命导师鲁迅先生。
注释
本文原刊于1950年10月19日《大公报》。
［2］即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
［3］托洛斯基即托洛茨基。
［4］指鲁迅1936年7月1日在《文学丛报》月刊第4期和《现实文学》月刊第1期上发表的《答托洛斯基派的信》一文。“某君”即鲁迅在文中所指的“陈先生”。
《孙氏兄弟谈鲁迅》 第二部分学习鲁迅先生
孙伏园
现在的青年朋友常常觉得学习鲁迅先生有“高不可攀”之感，理由大约不外两个：
一、今年已经是鲁迅先生诞生七十周年、逝世十五周年；就现在二十岁左右的青年来讲，年龄相差已达半个世纪；单说从鲁迅先生逝世到现在的十五年间，中国和世界的变化就十分剧烈；中国人民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者，打败了盘踞二十年穷凶极恶的蒋介石反动政府和它背后的美帝国主义者，建立了自己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它的各级政府，和苏联及各人民民主国家共同创造了力量无比强大的期盼和平的民主阵营。这和十五年以前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反动统治比较，变化还不够巨大吗？那末，鲁迅先生生前的斗争环境和我们今日的斗争环境已有相当的不同。这便是我们学习鲁迅先生觉得“高不可攀”的理由之一。
二、鲁迅先生的文字相当高深，已有添加注解的必要：有的是当时人人知道的问题，时过境迁，必须加注才能了解了；有的是鲁迅先生知识丰实，学问渊博，在他认为随手应用的词条，在我们却认为必须加注才能了解了；还有是略带方言性的词条，略带方言性的句法，和略带地方色彩的事物，都非加注不能了解了。这便是我们学习鲁迅先生觉得“高不可攀”的理由之二。
这两点都是事实，但从这些事实发生的困难，不是没有方法可以克服的。
鲁迅先生的斗争环境虽和我们今天的斗争环境不同，但这不同应该解释为：（1）我们的斗争已经胜利地前进了；（2）斗争的部队已经千万倍地扩大了；（3）胜利的保障已经千万倍的巩固了；（4）斗争的对象仍然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法西斯主义，只是和鲁迅先生生前比较，敌人更暴露了他们的缺陷，更表现了他们步骤混乱，更显示了他们的外强中干和回光返照了。
那末，我们和鲁迅先生是对着同一敌人，站在同一战线，作着前后同一性质的继续式的而又是发展式的一系列的斗争。所以即使环境如何不同，只要认定斗争的精神，斗争的要求，斗争的对象都是一致的，学习鲁迅先生自然不会感觉什么困难了。
其次，关于遗作的文字问题。加注自然不是太困难的事，实际上现在各种说法里已经有这样做的了。“鲁迅著作编刊社”也正做着注解的工作。有了注解以后，关于方言的词条和句法，关于专门性的和古典性的词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