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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什么？”
“比如说我今天情绪颇佳，不愿意扫兴。”
“你工作太粗了，”军官责备道，又轻蔑地说：“老一套。”
兰斯道夫提醒他：“只剩十分钟了！”
“也许您的表慢了？”军官说罢两手撑在桌上，想站起来。
译员把一直握在手里的枪举起来。
兰斯道夫对俘虏说：“请别性急嘛。”他语气中出现了奉承的调子：“这么说，您以为我们会让您英勇就义？您太天真了。您的审讯记录早已写好，在最后一页上复制了您的签名。我们要把您的供词发给您的一些同事们看，即使他们无意为我们效劳，我们也要保留他们的性命，还要协助他们中间的某些人越狱逃走并穿过火线。您的祖国就会知道您已经叛变，我们假造的叛变。”兰斯道夫往沙发椅的靠背上一仰，冷酷地、恨恨地说：“您以为我们会干脆把您作为俘虏军官枪毙掉吗？我们要把您作为人消灭掉。”
俘虏面如死灰，太阳穴上渗出了细小的汗珠，嘴唇咬得发白。
兰斯道夫瞧着他，满意地说：“喏，我早就想过，对您这种人体罚是无效的。我们一定会照我刚才向您讲的那么去办，这一点想您不至于怀疑吧？”
军官一言不发。他的瞳孔在缩小，呼吸急促起来，脖子上鼓起了青筋。他费了很大劲把那条好腿搁到被打折的另一条腿上，晃动了几下，突然沉声问道：“喂？”
“‘喂’什么？”兰斯道夫厉声说。
“四十分钟过去了。”
“我再给您十分钟。”兰斯道夫慢慢打开文件夹，不慌不忙取出几张照片（那是一个妇女和几个小孩的照片），递给军官。
“这些脸孔您熟悉吧？”他预先告诉军官：“她们将为您感到羞耻。您将成为她们终生耻辱的根源。”
军官贪婪地看着照片，他的眼睛忽闪着放出了光彩。这时他向椅背上一靠，舒了口气：
“她们决不相信！”他得意地重复道：“决不会相信的！”说着试图一下子站起来。
兰斯道夫用膝盖顶了一下桌子下面的按钮。
两名卫兵冲进来，扑向俘虏。
军官用胳肘猛撞一个卫兵的脸部，同时闪开了另一个卫兵。
译员沉不住气——一声枪响……
尸体抬走后，兰斯道夫气恼地对译员说：“您转告一下施泰因格里茨少校，我不认为他的主意适用于这种场合。显然这个军官享有牢固的声誉，对他采用这种办法毫无意义。”
直到下班前兰斯道夫一直觉得好象有人揭了他的丑，侮辱了他而没有受到惩罚。这是一种极不愉快的感觉。而使他更加不快的是，他想到他不得不破天荒地使用一些缺乏实用主义观念的人来建立间谍队伍。实用主义是兰斯道夫熟悉的东西，并且向来被他视为招募工作的牢固基础。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青年时代的兰斯道夫就同一名法国军官进行过友好合作。他们互换机密文件，这使他俩在各自选中的职业舞台上——德军参谋部和法军参谋部里得以平步青云。应当说，他俩从未互相欺骗，没有损害过军官的荣誉，没有尔虞我诈，因为他们互换的情报具有同等价值。在随后这整整一生中，兰斯道夫从未想过他当初的行为有什么不端。大胆而冒险吗？是的，这一点他同意，但仅仅如此而已。
兰斯道夫老是想起那个苏联军官，这使他非常恼火。他觉得自己受了骗。倒不是那个军官欺骗了他，不是的。过去他对那个民族的概念完全是另一回事，然而不战胜那个民族；第三帝国就不能巩固地生存。这些年来兰斯道夫第一次感到信心不足。不过他自慰自解地把这个归咎于工作疲劳、上了年纪以及好些日子以前同卡纳里斯的一次谈话所引起的不安。
元首已经好几次对卡纳里斯表示不满，认为唯独在苏联这个国家里未能有效建立起“第五纵队”。卡纳里斯把这个情况告诉了兰斯道夫。兰斯道夫甚至不敢向他报告，奥尔沙监狱里的犯人曾参加过奥尔沙市郊的保卫战。只有极少数犯人跑到德国方面来。德国人的进攻被击退后，犯人们重新被送回监狱。苏军师长坚决要求批准他用这些犯人单独组建一个支队。兰斯道夫获悉后，下令把叛逃过来的某些犯人派回这个支队进行破坏活动，但苏联士兵，不久前的犯人，不声不响地用钢盔把他们闷死了。
这件事出乎兰斯道夫所料，因为根据可靠情报来源已经断定，俄国自从没收富裕农民的土地及推行殃及多人的镇压措施以来，国内便形成了建立别动队进行广泛破坏活动的良好土壤。
虽然柏林有过明确指示。在物色间谍时应首先注意俘虏履历表上的哪些情况，但这些指示往往与俄国人在受审时的表现大相径庭，这使谍报局人员处境十分尴尬。
因此，兰斯道夫把这个机灵的二等兵的话细细斟酌了一番，决定特许谍报局第一处工作人员从没有公开叛变行为的集中营俘虏中为间谍学校挑选学员，并可单独行动而无须同盖世太保商量。
当然，他认为不必把自己的想法告诉魏斯。
当天兰斯道夫就任命二等兵魏斯为“瓦利司令部”分队译员，尽管他知道二等兵的俄语知识有缺陷，不懂得苏维埃术语的微妙含义，不熟悉苏联现代俄语的许多新词搭配。
对一个从白俄流亡者那儿学会俄语的波罗的海德国人来说，这一切都是自然的事。魏斯同其他译员交往时，十分警惕自己的谈吐，说话前总要考虑用什么俄语词才恰当。这是一项繁重的智力活动，需要有高度的精确性，这一点也象其他许多必须随时警觉的情况一样，对魏斯来说是生命攸关的。
资本主义国家的间谍史上的夸张的笔调记载着实施各种紧急行动方案的总结报告。可以说，这种报告不外乎是剽窃之作，只消洗去其中的血迹和污秽，就成为一部老生常谈的诈骗案小说。区别仅仅在于，这种报告里的人物完全丧失了生动的想象力，不过是一班盲目执行别人意图的卑微角色而已。
例如，1940年1月法西斯帝国的领导人认为，同法国进行的“嘻嘻哈哈”、“打打闹闹”的战争应当告一段落。于是一名德国飞行员奉命在一个多雾天气把飞机降落到比利时领土上。飞行员执行了命令。从他身上搜出的一包文件无可辩驳地证明，德国又在实施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行之有效的“施里芬计划”，准备入侵比利时。
英法军队的统帅轻信了这个井不高明的骗局。于是德国人在色当地区实施突破，遂使盟军陷入圈套。关于这一类惊心动魄的行动，各国间谍史上都有描述，读起来引人入胜。但是约翰·魏斯肩负的使命既不象节日焰火般绚丽夺目，也不是一局胸有成竹的快速棋赛，而是对信念和道德观的坚定性的重大考验，考验他是否对那些被夺去了祖国和荣誉、良心上沾有血污的人也不丧失信心，这些就是他所面临的、等待着他去完成的工作。
他必须克服许多不可思议的困难，犹如一个人必须去说服刚刚抬下火线、躺在战地医院手术台上抽搐的伤员立即归队作战，或者耐心规劝那些开枪打伤自己的逃兵马上去建功立业。
约翰·魏斯要同一些交战失利的受害者，未能捐躯沙场而对光明前途失去了信心的人打交道。
这些人的光明日于已在战场上被破坏，被枪杀，被蹂躏。在那里，阵亡将士的尸体血淋淋地站在被战火毁坏的土地上；在那里，到处是一堆堆炸毁烧焦的坦克遗骸，破裂的钢甲上长满了灰暗的水锈；在那里，到处是一门门炮管向上扭弯的大炮，它们是用最后一枚手榴弹塞进滚烫的炮口炸坏的；在那里，堑壕就是坟墓，一个个掩蔽部缠绕在炸断的铁丝网的灰色丛刺下，仿佛累累的荒 ；在那里，地下布满了地雷，有如一条条蜷曲的毒蛇，空中飘浮着充满一氧化碳的湿雾和三硝基甲苯的臭味，一切东西都蒙上了炸药爆炸后落下来的一层粘乎乎的黑烟；在那里，树木被炮弹击倒，到处矗立着高高的树桩；在那里，溶雪变成一滩滩橙黄的锈水，弹片狼藉，满目焦土。
战之后，日月无光。
战斗失利的厄运使一些人成为敌人的生俘，他们的日子从此黯然失色。
希特勒战俘营及其整个集中营系统的宗旨，是消灭每个人身上的一切人性。集中营还负责从肉体上大批消灭囚犯，这项任务业已纳人帝国经济计划。为此，德国一些财力最雄厚的公司按期向集中营提供相应的技术设备。
魏斯反复思索着他在许多战俘营的见闻，心情缘乱而痛苦。他知道，成千上万的苏联人不愿丧失比生命更为宝贵的人格，在战俘营里暗暗地进行着斗争。但是，在德国侦察破坏学校里和他打交道的这些人当中，却没有什么高尚纯洁、意志坚强的人。
入学的形形色色的人，大部分是经过严格挑选的社会渣滓，在敌人面前卑躬屈节、贪生怕死。魏斯心想，同样处在扼杀一切人性的条件下，另一些战俘却能保持苏维埃人的本质和尊严，默默无闻地表现出伟大的英雄气概，这真不可同日而语。这些战俘争取生存并非为了苟活，而是为了发扬苏维埃人至死不屈的精神，井以一死来证实他们的不朽。
前一类人则是腐肉一堆。
魏斯心中燃起了对那班行尸走肉的憎恨。
他应当抑制住自己的仇恨，但又不能对失足者产生宽恕怜悯之情。
他不止一次想起捷尔任斯基说过的话：“只有对每个人的某种具体不幸抱有同情心的人，才能同情社会的不幸……”
当然，这些变节分子中间，一定有一些逆来顺受、缺乏抵抗勇气的一般不幸者。可是魏斯怎能去同情这样的软骨头呢？！
然而，对于那些虽已丧失一切，但还抱着一线希望，还有可能回到祖国怀抱的人们，祖国的盾牌就不能给予一些遮护吗？祖国把盾牌交给了他，约翰·魏斯。此时此地运用盾牌要比运用惩罚之剑困难得多。但他必须学会这种本领，不能将那种被打倒在地，但还能拉起来的人永远交给敌人。他是否有足够的力量和决心去挽救悬挂在深渊上的人，使之免于粉身碎骨呢？！
别洛夭在特种专业学校钻研情报人员必须具备的各种深奥学问时，坚信他获得的知识将是今后斗争的可靠工具，深信这些知识会帮助他揭露“假想敌人”的阴谋诡计，而这个“假想敌人”早就在公开宣扬“无限暴力。论，声称地球不过是高举卐字旗帜的征服者的流动奖品而已。
别洛夫这一代苏联青年，心灵受到过西班牙事件的激励。西班牙共和军和国际主义支队对弗朗哥、墨索里尼和希特勒的法西斯精锐部队的悲壮战斗给他们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激发了他们献身反法西斯斗争、战胜和埋葬法西斯主义的决心。
亚历山大·别洛夫放弃了科学事业，选择了一条英勇献身的道路，而他本来是能在利涅夫院士的精心指导下取得某种成就的。为了达到预定目标，他象清教徒那样刻苦锻炼自己。他严于律己，他也不能原谅那些在暴风雨即将来临的紧要时刻由于种种缘故而放松斗志的人。
这种独特见解的形成，是由于他对一个肃反工作者应具备怎样的品质有着自己的看法。沉着镇静以及高度的责任感使他克服了自身性格中那种被他视为涣散因素的心理状态。他把自己紧缩成一只拳头，使一切服从于一个明确的意向——尽量出色地履行对祖国承担的义务。
是的，在此以前别洛夫认为自己有了充分的准备。但他不久将去法西斯间谍破坏机构“瓦利司令部”任职，这件事倒弄得他不安起来。
现在他要去打交道的人不是希特勒分子，而是希特勒分子的帮凶，这些人过去是他的同胞。他们身上长满了肉眼看不见的卑鄙懦怯的烂疮。怎样透过这层烂疮去窥视别人的心灵，怎样耐心而不带成见地去检查一下他们的内脏是否溃烂，或者只是象一个人伤口上的淤血那样仅仅外表发黑呢？只有迫使他们重新参加他们业已放弃的斗争，他们才能恢复对于生活的信念。
魏斯想起了自己的大学时代，想起了围绕陀思妥耶夫斯基展开的那些争论。当时他真幼稚，竟然武断地说，挖掘伤残心灵的肮脏阴暗面不过是嗜痴成僻的无谓折磨！这也许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时代有某种意义，在当代人身上却没有也不可能有什么意义。
现在他却不得不去挖掘一些人的肮脏灵魂，并且要辨认出它们，将它们从敌人紧紧抓着的手中夺取过来，拯救出来！这时他感到他的另一项任务——阻止敌人利用祖国叛徒——倒比较容易执行了。他觉得他在这方面满有办法，眼下条件也具备，而且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