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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呢？您了解我的倔脾气。今天，在决定德国命运的日子里，我们每个人也在决定自己的命运。也许我回到卑斯麦大街后就要接受任务，象过去常有的那样，说不定后天就置身于一个意想不到的国家。在那里要呆很久。所以在离开您之前，我要和您告别，也可能是永别了。”
“好，魏斯，”迪特里希说，“我们谈谈吧。不过现在我得把一些文件从我的保险柜里移到兰斯道夫的柜子里。您能稍等片刻吗？”
“悉听尊便，”魏斯说。
迪特里希打开柜门，不慌不忙地往外拿卷宗，时而解开其中一份，阅读文件的内容。
魏斯走过去，站在他身旁。迪特里希好象没发现，仍在不紧不慢干着自己的事。过了不长时间，他关上柜门，转身问魏斯：“您还在等着？还想要我提供什么吗？”
魏斯向他伸出手去。
“谢谢您，迪特里希。看来您是对的；现在您所从事的工作前途无量。明天我给您打电话。”说罢匆匆离开了房间。
魏斯来到大街上。他看不见周围的任何东西，也感觉不到自己的存在。他极度紧张，全身痉挛。这是一种超越人所能承受的极限的劳动，是对大脑的残酷折磨。他必须在记忆中再现迪特里希翻阅的全部文件。
魏斯走进咖啡馆，坐在角落里的一张桌子边，从口袋里取出报纸，迷迷糊糊地望着侍者说：“好！”说罢仿佛从睡梦中醒来，懒洋洋招呼道。“来杯矿泉水。”
侍者回来时，魏斯挥挥手，继续在那份《人民观察员》报上作着记号，好象看得津津有味。后来他喝完矿泉水，慷慨地留下小费，拿上报纸走了。
魏斯第一次不在约定的时间来到按摩诊所。他吩咐人去叫施图特戈夫教授。见教授来到门诊室，魏斯怒冲冲地报怨起按摩师笨手笨脚。教授请他冷静下来，并让他到自己的办公室去。魏斯裹着被单，手里仍然拿着那张报纸，跟教授走了。魏斯不等教授怒斥他违反了秘密工作规定，就命令教授（不折不扣是命令）拿出纸笔记下他要说的话。
他裹着被单，合眼坐在扶手椅里，象一个躁狂的病人那样摇晃着身子，滔滔不绝地向教授口述情报，只是偶尔看一眼报纸上的记号。
魏斯口述完毕，他那疲惫不堪的脸上流满了汗水。
教授让他喝下一种药水，说：“我马上送您回按摩间。躺到沙发上睡一觉．一定要睡。您的脑子太累了，必须熟睡一觉，否则这样用脑过度会留下后遗症。”教授抓住魏斯的肩膀，把他拉到跟前，吻了吻他的额头：“聪明的孩子，亲爱的，真是聪明孩子。”
教授把魏斯送过走廊，然后带上按摩间的房门，在门上挂了个小牌子：“休息！请勿打搅！”
魏斯照例向古斯塔夫报告了他与军事情报局过去的同事会面的情况。古斯塔夫嘲笑道；“既然卡纳里斯海军上将想在英国靠岸，那么他的船员里有人喜欢那个国家也就不足为怪了。”
魏斯知道迪特里希很狡猾。大概他已经报告兰斯道夫，说给魏斯看了一些秘密材料。因此魏斯用轻蔑的口气对古斯塔夫说：“迪特里希少校想再度与我合作，决意要显一显他铺子里的货色。”
“有什么情况？”古斯塔夫问。
“他们搞出了一条格言：‘我们的信条是仇恨，我们的战斗口号是报复’，把一批毛孩子集合在这面旗帜下。我对这种事可不感兴趣。”
“您还是不要和过去的同事失掉联系，”古斯塔夫劝他说，然后正色说道：“党卫队全国总队长不喜欢卡纳里斯，虽然合并了他的人员，但是未必会信任他的人。”
“遵命，”魏斯说。
这一天兰斯道夫再次邀请了魏斯。
兰斯道夫心情郁闷烦躁，在房间里跟着大步。他突然停住，跺了跺脚问道：“您知道1942年1月20日在这所房子里发生了什么事？”
魏斯摇了摇头。
“最高当局的头头们在这里采纳并批准了希姆莱提出的灭绝犹太人的计划。对欧洲每个国家都规定了准确的数字，总数超过一千一百万人。实际上从1933年起，格列费利特、连赫曼和格洛布克就在领导大规模屠杀犹太人的行动了。”
魏斯审视了兰斯道夫一眼，心平气和地说：“敌方政府的首脑们在雅尔塔会议上承担了惩办战犯的义务。”
“正是这样。您正确地理解了我的意思，”兰斯道夫说。
魏斯挖苦地说：“可是当时我不在这所屋子里，现在也不住在这里。”
兰斯道夫眯缝起眼睛。
“有人经常在伯尔尼的赫连加谢大街上见到您。美国战略情报局全权代表艾伦·杜勒斯的公馆好象就在那里吧？”
“也许是英国间谍在盯我的梢，”魏斯刺了他一句。
兰斯道夫装作没有听见，若有所思地接着说：“杜勒斯从前常来柏林，我和他相识，1933年元首邀请他参加午宴时，我俩甚至作了长时间的密谈。在美国，杜勒斯法律办辩代表德国最大垄断组织的利益，说不定他现在仍然维护他们的利益。不颠元气大伤，它将变成美国的伙伴，而且是一个不被人重视的伙伴。”
“有可能，”魏斯表示赞同，同时暗暗思量卡纳里斯志同道合的老朋友兰斯道夫这番话是什么意思。毫无疑问，这样突然而又明显地改变对美国的态度，是出于一种恐惧心理；兰斯道夫害怕成为战犯。
兰斯道夫的声音变得严厉起来，甚至有些咄咄逼人：“迪特里希向我报告说，您利用他的疏忽大意，对一些机密文件表现了相当可疑的兴趣。按照规定，我必须上报此事。”
“您不用费心，”魏斯得意地一笑，“本人向上级报告过了。”
“出于什么目的？”
“我也知道有关规定，所以按照规定办事。”
兰斯道夫很感兴趣地瞥了他一眼。
“您倒是有长进了，魏斯。”
“在您的指导下，”魏斯客气了一句，随后又不高兴地说：“何必强迫我承担什么义务呢，我永远不会忘记您的好处，随时准备为您效劳。”
“魏斯，您说得对，”兰斯道夫叹了口气。“您是爽快人，所以对您也要爽快。”
魏斯站起来一低头，把手按在胸口。
“听我说，”兰斯道夫说。“在我们各恐怖小组面临的一般性任务中，有一项特殊任务。我们想从法律上把这些小组叫作游击小组。但也可能会发生这样的情况：敌人逼近时，集中营管理部门由于某些特殊原因不疏散或消灭在押的囚犯。在这种情况下，恐怖小组的任务是把囚犯消灭干净，不留一人，并且，根据您知道的原因，要烧毁和炸掉集中营所有的专门设施。”
魏斯打了声口哨：“我似乎有些明白了。这样一来，你们的‘游击’活动就不必用什么爱国壮举之类来作掩护。任何一名恐怖分子被捉住后，都会作为屠杀手无寸铁的老百姓的最卑劣的凶手而被处死。所有德国人，包括过去同情你们的人，都会愤怒地唾弃你们。”
“对，”兰斯道夫说．“您正确地理解了我的意思。”他自豪地说：“我要作为一名日尔曼抵抗运动战士而光荣牺牲。不过，我有个弱点，我希望名垂史册。”
“我能帮您什么忙呢？”魏斯郑重其事地问。
兰斯道夫又默默地在房里踱起步来。然而他打开保险柜，取出一个封了口的信封，递给魏斯。信封上写着：“慕尼黑，阿尔伯特·冯·兰斯道夫收。”魏斯莫名其妙，抬眼望望对方。
“这是给我兄弟的信，”兰斯道夫说。“我在信中阐述了自己的一些想法。想请您转交这封信。”
“可是我不知道，是否有机会到慕尼黑……”
“我想，”兰斯道夫打断了他，“您会再次到伯尔尼去的。如果通过某种方式让我的信偶然落到杜勒斯手中，我是不会责怪您的。您都明白了吗？”
“明白了，”魏斯说。“不过，在承担这种微妙的任务之前，我至少要粗粗了解一下信的内容。”
“噢，不必担心！”兰斯道夫安慰魏斯。“信里没有任何军事秘密或国家秘密。都是一些日记之类的东西。我在其中表示反对消灭集中营囚犯，因为这样做不人道。”
“您是位高尚的人！”魏斯大声说。“而且多么有远见啊！”
“至少美国人可以放心，我将采取一切措施，使我手下的小组不在德国西部各集中营实施这种行动。”
“在东部呢？”
“看在西方大国的面上，我可以适当救出那里的一些人，这也就够了，”兰斯道夫皱起眉头说。
“这么说，帝国东部的囚犯都要被消灭？”
“我想，”兰斯道夫支支吾吾地说，“集中营管理部门自己对付得了。当然，有德军部队配合行动，还要专门抽调党卫队分队来加以协助；顺便提一下，既然我们现在属于同一领导．那么您与迪特里希少校将要接受一项并不复杂的任务．但这是一桩细致的文版工作，只需两天时间就够了。由于您所了解的原因，我们现在要把一批人派往集中营。必须检查一下这些人的证件是否办理齐备了。借口是：由于长期囚禁，需要更换一下集中营。您在军事情报局有工作经验，对这种事情很是精通，可以立刻开始工作。”
魏斯以往就很了解迪特里希，他惯于将全部工作推给别人，将别人的功劳据为己有。况且他对集中营事务一窍不通，还要装成专家的样子。所以魏斯来了，迪特里希简直喜出望外。
新“囚犯”没有单独设立档案。只需在被杀掉的人的档案里换一换照片就行了。新贴上的相片事先经过人工化学处理，外观显得很旧。所有“档卷”上都盖有一个签名章，表示该囚犯须接受“特别处置”，即应予消灭。
每一份“档卷”还须附有盖世太保所作档案卡片的副本，其中注明该囚犯因何种“罪行”被判死刑。
党卫队全国总队长的签名是用刻好的印章盖上的，同时在卡片上加盖名戳，这表明该囚犯未经盖世太保特许不得被处死。
卡片背面左下角有个墨画的细箭头，方向朝上，表示印记有效。
在秘密机关的集中营里，这种记号通常标在出生年月之前。标在死亡日期前的箭头方向朝下。如果箭头后面没有日期，则表明该囚犯应被处死。现在魏斯的工作就是标画这种记号，检查每一份文件是否严格符合格式的要求。
迪特里希根本不想去审查魏斯的工作。
按规定，“档案”里每个箭头的两侧都要别上三角形的红纸片。迪特里希认为这纯粹是文读主义，繁文 节。然而魏斯知道，整理“档案”的每个细节都有特定的意义。他用黑纸剪了许多小三角，把盒子塞给迪特里希。迪特里希不管三七二十一，把它们都别在卡片上。迪特里希宁愿同别针打交道，也不想细细检查那些繁琐的手续。档案上别着黑纸片，通常表明该囚犯没有给养供应，换句话说，集中营管理处可以在此人到营那天将其“除名”。
俩人一起工作时，迪特里希告诉了魏斯不少趣闻。例如他讲到，从前在军事情报局里伪造苏联证件的那些工匠，如今都在伪造德国证件。秘密机关的许多工作人员为了潜伏下来，今后将变成农民、手工业者和商人。某些人甚至领到一种证件，证明他们曾经被俘，并被苏军指挥部释放回来在群众中做宣传工作。这些人应向德国居民出示上述证件，请求避难．如果得到收容，他们要亲手干掉主人全家。此外他们庄应查明确实被苏军指挥部释放回国，号召人们抗击法西斯匪徒的那些人。
迪特里希问魏斯是否对国外情报机关的某个领导人谈起过他的事。
魏斯说已经谈了。他确实和古斯塔夫谈到过迪特里希。
迪特里希好象沉入了幻想，他说：“现在真想到西班牙去。弗朗哥不会忘记，我们帮助他镇压了革命。我想，西班牙将是最欢迎德国人的国家。”
魏斯报告古斯塔夫，兰斯道夫交给他的工作业已完成。这时他认为有必要告迪特里希一状。魏斯说，据他看，迪特里希不太熟悉办理此类证件的规则，而这是一种紧急又必须格外细心的工作，迪特里希可能出差错。
古斯塔夫安慰他：“嗨，管它呢！就是错杀了几个党卫队，也没有什么了不起。”
以后几天，魏斯和迪特里希一起去看了几个“狼人”分队的集合点。这些青年人虽然大都腰插匕首，但模样却实在可怜。几乎所有的“新兵”都醉醺醺的，烧酒对他们是敞开供应。
魏斯看到一个男孩的睑上缝着一颗钮扣，便问他这是为什么。
男孩的眼睛哭得通红，嘴唇疼得直打哆嗦，但他骄傲地说：“我通过了效忠元首的最严峻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