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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利益集团的行为就更是明显。北京的出租车行业在车型更换中体现了自己的意志，足球革命虽然可能失败，但却对行政体制发出了迄今最大张旗鼓的叫板，还有2004年底民营企业反对成品油经营垄断的呼声以及陕西民营油田反对国有化的抗争。近20余年来，陕西民营油田的民间资本逐步发展起来，多数油井企业逐渐取得了不菲的经济效益。不久前，陕西地方政府以石油属于战略物资为由，将这些民营油田强行收归国有。这样的政府行为立即引起了民间的强烈反弹，伴随而来的是群体上访、强力压制、监控抓捕，反而使问题复杂化。最后不得不诉诸法律，并通过法律手使民营油田维权活动取得了阶段性成果。
这说明，经过20年市场的发育，利益在分化，多元化的利益主体在形成。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已经开始进入集团性利益博弈的时代。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利益博弈是一种正常的现象，但目前的问题是，第一，强势群体与弱势群体发育的程度相差太大。制度为两者提供的空间也不一样。第二，缺乏规范利益博弈的制度安排在这当中尤为值得注意的是一些政府部门的利益集团化。温铁军先生曾举例说：“2003年1月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中央要把财政新增的科教文卫‘四大类’公共品开支用于县以下农村基层，但科教文卫四大部委全反对，结果是政治局开会，文件才通过。但是到年底，经过检查，四大部委全没执行。”他对这一现象的解释是，国家计委要把财政用于农业的投资向县以下和农民切身利益相关的“15小”倾斜，之所以倾斜不出去，是因为“没腿”——到了县以下、乡以下、村一级，没有这些利益下伸的腿，部门不能参与分肥，当然不会把它转到县以下。他在2004年1月《中国改革》“点评2003年十大新闻”中就指出：“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五个统筹，各地无言照转，只附了一份文件，没有配套措施。为什么？条块分割，利益结构已经形成，尾大不掉。” cat898/newbbs/dispbbsasp？BoardID=3&ID=142690，原载《商务周刊》。。政治基本稳定，社会矛盾突出博弈——断裂社会的利益冲突与和谐
《博弈》 第三部分政治基本稳定，社会矛盾突出（1）
政治基本稳定，社会矛盾突出
利益型社会矛盾突出
根据有关报道，2004年的利益表达事件有明显增加的趋势。在前10个月，除西藏外，在全国31个省市中，有337个地级市和1955个县发生过未经核准的100人以上的游行集会活动事件。其中，城市每天发生120~250件。农村每天发生90~160件。而上访包括集体上访的数量仍然居高不下，由征地和拆迁引起的上访数量明显增加。征地、拆迁、农民工工资拖欠、劳工权益，成为导致利益矛盾的基本原因。其中相当一部分增加的上访者是因失去土地而又未得到妥善安排、公正补偿的农民。
上述八城市调查结果则表明，百姓眼中的突出社会问题首推失业问题严重，有三分之一多（351％）的被访者认为当前突出的社会问题是失业问题严重，其次是贫富差距过大（309％），百姓眼中第三至第十位突出的社会问题依次为贪污腐败严重（286％）、社会治安差（186％）、大学生就业难（133％）、社会保障不健全（113％）、房价上涨太快（109％）、教育乱收费（84％）、环境污染严重（82％）与生活费上涨（72％）。
农村中社会问题开始向城市转移
在吉尔博伊和赫金伯瑟姆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指出，上述结构性矛盾正在开始向城市转移“Current history”； September 2004。需要注意的是，过去中国的结构性矛盾更突出地是表现在城乡之间。按照国家统计局的数据，目前中国城乡居民平均收入的差距是32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一个典型地区个案调查的数据是45倍。而如果将福利等因素加进去，一些学者得出的结论是大约6倍。这样就意味着中国是世界上城乡差距最大的国家，因为排在第二位的非洲的莫桑比克不过是3倍，而中国的城乡差距比第二位还要高一倍。1995~2002年间，城乡之间收入差距对全国总体收入差距的贡献率明显上升，从36％提高到43％。这意味着2002年全国总体收入差距的2／5以上来自于城乡之间的差距。但值得注意的是，在最近的几年中，农村的社会矛盾开始向城市转移。
城乡结构性矛盾的这个转移过程大约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农村工业的衰落、城市化的政策和圈地运动是几个直接的动因。其表现是大量农村人口涌向城市。90年代中后期以来的流动人口与90年代初中期的情况有明显不同。90年代初中期的时候，基本是目标明确（建房、娶媳妇）、后方牢固（有土地有家园）。近年来的特点是：第一，流动人口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失地失业的农民。约有4000万左右的农民在征地中失去了土地（每一亩土地被转为非农业用地时，将会有1~15个农民失去他们的土地）。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得到的是不足以保障他们今后生活的补偿。当补偿款花完之后是什么情形，他们中许多人的生活将处于困顿之中。第二，无奈而目标模糊的流动。对于新一代的流动者，至少需要注意如下几个特点：一是农业已经失去商业经营的价值，现在出来的打工者有相当一部分没有从事过农业生产劳动；二是有些人之所以出来，是因为村里年轻人都出来了，留在村里没意思；三是部分年轻打工者收入与支出大体均衡，所得的剩余很少；四是对于未来无法做出明确预期。最近公布的盖洛普调查结果显示，虽然从农村进城务工的农民收入增加的潜力很大，但他们对生活的满意度却不及在农村居住的人sinacn 2005年01月13日 10：26。。
城市化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解决这个问题？能否通过流动人口的定居来实现问题的解决？一种理论上的描述是将当今的中国看作是三元结构的社会，即城市居民、农村居民和城市中无法定居的流动人口。流动人口就是中国三元结构中的第三元。如前所述，乐观的学者会将这些流动人口看作是二元结构社会城市化过程中的“过渡形态”，即把这些流动人口看作是处于正在走向城市的过程中，在结构上处在介于城乡两端之间的位置。但这种结构性位置是很表面化的。发生在2004年的民工荒给我们一个机会，可以使我们看到这些流动到城市的农民工走出农村究竟能走多远，离城市还有多远。实际上，2004年农民收入的增加也就是一个月20多元。但就是这20多元却成了农民工从一个方向走向另一个方向的砝码。这说明农民工在从农村走向城市之间的这个阶梯上，他走了只是非常小的一步，不能说他已经介于城乡之间了，还是贴在农村上的。可以说，民工荒现象告诉人们，进入城市的农村流动人口，仍然是临时进城的打工者，而不是处于从农村进入城市途中的移民者。
对于农民工融入城市社会的障碍，过去人们强调的多是户籍等制度因素。但实际上，仅仅有户籍制度的改革是不够的。城市人与流动到城市中的农村人，实际上从属于两个非常不同的劳动力市场。这两个劳动力市场的其他情况姑且不论，仅就工资而言就有着巨大的差距。作为流动人口的打工者在专门属于他们的劳动力市场中获得的收入，虽然对于其农村的生活来说是可观的，但对于以相当于农村人均六倍收入为基础的城市生活来说，流动打工者的收入无论如何无法支付其一家大小的生活费用。2003年国家六部门联合制订的《2003~2010年全国农民工培训规划》提出，2003~2005年，对拟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的1000万名农村劳动力开展转移就业前的引导性培训，对其中的500万人开展职业技能培训。2006~2010年，对拟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的5000万名农村劳动力开展引导性培训，并对其中的3000万人开展职业技能培训。同时，对已进入非农产业就业的2亿多名农民工开展岗位培训。这是我国截至目前最大的农民工培训计划。提高打工者的技能和素质对于打破城市中二元劳动力市场的边界非常重要，但要收到实效，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博弈》 第三部分政治基本稳定，社会矛盾突出（2）
政治基本稳定，是冒点风险解决社会矛盾的好时机
但同时我们必须看到，在社会矛盾相对突出的同时，整个政治是基本稳定的。现在，人们一讲社会矛盾突出的时候往往就说存在什么样的危机，并习惯性地将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与政治稳定联系在一起。这是一种没有分析的做法。其实目前的社会冲突和群体事件主要源于利益分化和分化了的利益之间的矛盾，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的程度很低，对政治稳定的影响相对有限。在中国目前情况下，社会矛盾主要通过治安恶化、犯罪增加的方式来体现。可以认为，中国目前不存在大规模社会动荡的可能性。我们应当看到，政治稳定的基本机制在开始形成。现在政府掌握的资源，积累的处理突发事件的经验，精英的联盟，还有底层的碎片化，都使得这个社会在政治上趋于相对稳定。对于中国这样一个转型国家来说，这正好是冒点风险解决社会矛盾的好时机。
2004年，有关方面在探索有效处理利益冲突事件上做了令人印象深刻的努力。9月11日中共山东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高新亭在全省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会议闭幕式上讲话时指出：决不允许动用专政手段解决人民内部矛盾，政法部门要严格依照法律规定从事执法活动，严禁参与催粮、催款、集资、征收提留、追缴计划生育超生罚款等活动。对超越法定职责以外的任何指令，政法干警一律不得执行。不论是谁违反了这条禁令，都要依法依纪严肃处理，后果严重的，还要追究有关地方和部门领导的责任《法制日报》 2001年9月13日。。一种新的共识开始在逐步形成：处理新时期的利益冲突，需要新的方式。
应当说，在2004年几个重大群体性事件的处理上，一种新的模式隐约在出现。以2004年夏天发生的银川出租车事件和对汉源事件的第二次处理为例，我们可以看出其中的几个因素。
第一，对群众利益要求的正面回应。在最近几年间，这种模式在开始逐步形成。非典暴露了从信息控制到公共卫生体制一系列的弊端，最终有关社会灾难的信息披露制度在开始形成；孙志刚之死以及其后引起的强大社会舆论，最终导致了实行了几十年的收容制度的废除以及对于社会歧视的关注；刘涌黑社会案件的重审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在社会舆论的压力下进行的，尽管从司法独立的角度人们可能还有不同的评价，但就政府与民意之间的关系而言，这里无疑有着新的内涵；而由拆迁导致的社会抗议在很多地方也成为改革拆迁办法的直接动力。到了2004年，有关的探索继续在稳步进行。在银川的出租车停运事件中，我们也可以看到这种正面回应的做法。
第二，对利益冲突的正确定位。利益冲突是一种理性化冲突。利益矛盾和利益冲突的内容本身是很简单的，就是利益的问题。这是一种理性的冲突，目标是有限的，一般不存在政治或意识形态的因素。更重要的是，政府要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