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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弈》 第三部分以良性互动化解参与危机（1）
以良性互动化解参与危机
在一个社会民主化的道路上，有一个似乎难以逾越的沟壑：参与危机。所谓参与危机指的是这样一种情形，参与的需求总是产生于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多而严重的时期。这时，如果不开启参与的大门，社会矛盾得不到解决且会日积月累从而酝酿出更严重的危机；但如果开启参与的大门，以诸多社会矛盾为基础的参与行动往往会以不可控的方式和力度冲击试图为它提供空间的体制，严重者会造成社会的动荡。可以说，许多国家的民主化过程就崩溃（breakdown）于此，还有更多国家的执政者在此沟壑面前止步不前。
近些年来，贫富悬殊、两极分化已经成为举国各界关注的一个话题。现在人们已经看得越来越清楚，贫富差距并不仅仅是一个分配制度的问题，在这种种导致贫富差距扩大的因素背后的，往往是不同群体在表达和追求自己利益的能力上所存在的巨大差异。从根本上说，日益悬殊的贫富分化是社会权利不均衡的结果。
前文中对于出租车行业的分析表明，正是权利的失衡，造就了一种高度不合理的利益分配格局。
在一个利益分化的社会中，表达和争取自己利益的行为，意味着社会政治参与。这种参与包括利益诉求的表达，也包括为达到争取利益的目标而采取的施加压力的方式。而这就往往成为社会冲突的源头，参与危机也往往因此而生。在这个时候，冲突各方的行为选择以及作为行动框架的制度安排，就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银川出租车事件就给我们分析社会冲突中的各种要素提供了很好的案例（下文将有详细分析）。如果联想到近来媒体对一些地方维权事件的公开报道，我们大体可以有理由相信，有关方面对社会的利益分化以及在这种分化基础上形成的利益表达，正在采取一种正视和面对的理性态度。实际上，一个好的制度往往并不是表现为其中没有或很少有矛盾或冲突，而是表现为它能够容纳矛盾与冲突，在矛盾和冲突面前不至于显得束手无策或过于脆弱，同时，能够表现出很强的解决冲突与纠纷的能力。但我们不能回避的一个基本事实是，在长期缺乏参与的传统，且社会矛盾又比较突出的今天，参与大门的开启是有可能导致参与危机的。在这样的时候，需要做的不是重新关上参与的大门，而是要用有效的制度安排来容纳和规范参与。同时，从参与者的角度说，提高参与的理性化程度也是至关重要的。
2004年9月29日，《南方周末》在报道民间环保组织“绿色流域”参与的移民维权活动时，用了一个耐人寻味的标题：《让移民维权更加理性》。事件所涉及的是漫湾水电站移民的维权活动。
据报道，漫湾电站被认为是全国水电站的“五朵金花”之一。当时，漫湾电厂已连续五年被评为国家电力系统的最优企业。除了本公司获利12亿多元外，向国家缴税约1亿元，向云南省财政提供税收5000万元，向库区所在地云县、景东、南涧和凤庆县缴税共5000万元。企业和政府达到“双赢”。另外，电厂的职工有漫湾股权，值班经理年薪达12万元，漫湾电厂还有自己的四星级宾馆，属职工集体所有。领导和职工也“双赢”了。
《博弈》 第三部分以良性互动化解参与危机（2）
但在距水坝仅800米的田坝村，考察人员发现，这里的240多位居民，一半以上靠拣漫湾电厂的垃圾为生。近10人在水坝修建之后患上了精神病；社区组织在瓦解，吸毒、偷盗、打架斗殴现象普遍。研究者发现，所谓“投资最省”，其中一个因素是电力公司对当地移民的补偿最低；所谓“效益最高”，其中一个因素是电力公司对移民的后期扶持最少。
库区移民的维权活动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始的。
这次移民维权活动最引人注目的一点是一个叫“绿色流域”的民间环保组织的参与，其负责人是毕业于亚洲理工学院流域管理规划专业的于晓刚博士。读书期间，他曾参与了漫湾电站的社会影响评价研究。从2004年开始，以于晓刚为首的民间环保组织“绿色流域”，在三江流域参与移民维权活动。而其中最重要的就是2004年7月下旬，在云南丽江举办了一个特殊的培训班，参加者是三江流域的移民和因水电开发而可能成为移民的村民。
据于晓刚博士介绍，培训内容主要包括四个方面：一是介绍近年来全国很多环保部门、研究机构、民间组织、环保人士对三江地区大规模水电开发的争议，让村民们认识到他们面临的困境和风险，同时这也是全国关注的焦点。二是向村民们介绍《世界水坝委员会报告》。这份报告对世界许多水坝的研究进行了总结，发现水坝对社会和环境的影响巨大。目前在联合国的框架下，各国政府、水电公司以及公民社会正在对水坝与可持续发展这一焦点问题进行对话。三是向村民讲解了中国的移民政策。四是介绍水坝建设造成的无形影响与损害。
于晓刚博士说，办培训班的目的，是让老百姓知道应该怎样去诉求，怎样避免受到负面的影响，怎样与有关方面谈判。
结果是明显提高了移民参与的理性化程度。报道说：“以前在集体上访中，他们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结果移民问题仍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今年培训班结束后，村民自己组织起来学习相关政策，更加理性地分析移民问题。村民不再只向政府反映困难，而是分析问题，提出建议，帮助政府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比如在漫湾库区，有村民提出对移民款进行审计，有的村民提出政府的移民安置规划应该让移民更多地参与。”
当我们谈论这个话题的时候，我们需要注意到，2003年是中国一个重要的转折点。这一年是社会矛盾进一步显现，同时，社会重建也在明显推进的年头。在这一年的时间里，我们的社会经历了非典疫情的爆发、孙志刚被殴致死、刘涌黑社会案件的重审、在许多地方发生的因拆迁引起的上访甚至自焚爆炸、农民工以生命讨要被拖欠的血汗钱等一系列的事件。
但与以往不同的是，在这一系列的事件或冲突中，我们依稀可以看到政府与民意之间良性互动的模式在开始显现。非典暴露了从信息控制到公共卫生体制的一系列弊端，但最终有关社会灾难的信息披露制度在开始形成；孙志刚之死以及其后引起的强大社会舆论，最终导致实行了几十年的收容制度的废除以及对于社会歧视的关注；刘涌黑社会案件的重审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在社会舆论的压力下进行的，尽管从司法独立的角度人们可能还有不同的评价，但就政府与民意之间的关系而言，这里无疑有着新的内涵；而由拆迁导致的社会抗议在很多地方也成为改革拆迁办法的直接动力。到了2004年，有关的探索和重建继续在稳步进行。从银川的出租车停运事件，到为民工讨要工资，一直到日前国资委对国企改制中国有资产流失讨论的正面回应，在这一系列事件中人们可以发现，过去政府那种刚愎自用的品格正在开始发生变化，民众表达利益和要求的权利开始合法化，政府与民意之间甚至与社会压力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正在开始形成。也许，对政府和民众间良性互动关系的探索，可以帮助我们越过参与危机的沟壑。突发事件与常规化机制（上）博弈——断裂社会的利益冲突与和谐
《博弈》 第三部分突发事件与常规化机制（上）
突发事件与常规化机制（上）
2004年的银川出租车事件对于中国政治社会生活来说可能具有的长久意义，使得我们需要不断对这个事件进行反思和讨论。
反思和讨论这个事件的一个基本背景是：在过去20多年改革的过程中，社会分化的程度大大加深了。这意味着社会的利益主体越来越多元化。而由于利益主体的多元化，发生在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利益矛盾和利益冲突将会成为一种频繁发生的、常规化的社会现象。这种利益矛盾和冲突既可能发生在不同的社会群体或社会阶层之间，也会发生在政府与民众或政府与民众中的某些特定群体之间。这样就提出一个问题，当这样的矛盾和冲突发生的时候，如何来处理这种矛盾和化解由此产生的冲突与纠纷？一个好的制度往往并不是表现为其中没有或很少有矛盾或冲突，而是表现为它能够容纳矛盾与冲突，在矛盾和冲突面前不至于显得束手无策或过于脆弱，同时，能够表现出很强的解决冲突与纠纷的能力。
在这个背景之下来讨论银川出租车事件，至少有如下几点是可以注意的。
首先，这是一个典型的由具体的利益矛盾引起的冲突事件。出租车行业是一块“油水”很大的蛋糕。现在银川市有6000多辆出租车，每辆车每年都要向有关部门交纳高达6万~8万元的各种费用。大体估算起来，每年出租车行业上交的费用高达4亿~5亿元。银川出租车事件事实上就是围绕这块巨大蛋糕的分割引起的。尽管有关部门的人员解释新规定的出台是为了规范出租车行业的管理，是为了解决目前存在的诸种问题，但新办法实施减少了出租车司机的收入，增加了政府有关主管部门的收入，是一个不言自明的结果。也正因为如此，有人说这是政府与民争利，有人说这是近年来导致政府职能错位的“经营城市”的理念造成的结果。
在这里，我们要关注的不是利益冲突中的是与非，我们要关注的是冲突的内容与性质，即这是一场由利益导致的矛盾和冲突。注意到冲突的这个内容与性质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多少年来，我们往往将这样的冲突与矛盾人为地政治化或意识形态化。正如这个事件后来的演变所表明的，冲突的内容本身很简单，就是利益的问题，不存在政治或意识形态的因素。更重要的是，我们看到银川市政府在处理这个事件的整个过程中，一直没有将事件政治化或意识形态化，没有把出租车司机反对某个政府部门的一个具体规定等同于反对政府，没有将出租车停运的集体事件上纲到扰乱社会生活破坏社会秩序上来。对于事件本身的这种定位，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为解决冲突的方式设下了基调。而在以往的类似事件中，将事件政治化、意识形态化的结果，势必导致用政治化的方式来解决问题，从而造成矛盾的激化或是只能靠强力将一方压制下去。
还需注意的一个特点，是这次的利益冲突是发生在政府与一个特定的社会群体之间，即政府与出租车司机之间。这使得冲突本身具有一定的敏感性。如前所述，在利益主体多元化的情况下，利益冲突可能发生在不同群体或阶层之间，也可能发生在民众与政府之间。一般地说，发生在不同社会群体或阶层之间的利益冲突敏感性是比较低的，而发生在政府与民众之间的利益冲突敏感性是比较高的。在过去一段时间里，我们已经比较熟悉或接受了发生在不同社会群体或阶层之间的冲突，并且有了一些制度化的化解冲突的机制，如劳资矛盾和冲突。在原来国有企业一统天下的时候，企业与国家是密不可分的。职工与企业的矛盾在一定意义上就是民众与国家的矛盾。罢工的权利之所以被取消，理由之一就是由此造成的损失不仅是企业的，也是国家的。而在今天，非国有经济已经成为整个国民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非国有企业中就业的人数已经大大超过了在国有企业中就业的人数。这样，劳资关系就开始成为当今中国社会中的一种基本社会关系。在最近的几年中，劳资矛盾和劳资冲突已经开始成为一种人们见怪不怪的现象，而政府也开始努力在调节劳资关系上扮演积极的角色。但发生在政府与民众之间的利益冲突就不同了。因为其中的一方是政府，这就要比纯粹社会中的冲突更为敏感。但这次银川出租车事件告诉我们，即使是发生在政府与民众间的冲突，其敏感程度也可能是很有限的。关键的问题是事件本身的性质以及如何来处理这个事件。正如前面所指出的，这次冲突全然是由利益矛盾引起的。而由利益引起同时没有政治和意识形态因素介入的冲突有一个重要的特点，一是冲突的目标是有限的，在这次事件中出租车司机的目标就是废止新出台的规定，而且是仅此而已，没有其他的目标与要求；二是利益表达的方式是理性化的，尽管在整个过程中也出现了过火或暴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