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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球政治之“薄弱环节”
在上一篇中，我们曾经指出，革命派的诸般动作，有许多是做给一个很少露面的观众看的，这就是体育总局。也就是说，双方比试实力的目的，要的是体育总局这个权威的一个态度。因此，这次革命看起来轰轰烈烈，革命者也显得义无反顾，但其实与其说是一场革命，倒不如说是一次上访，顶多是一次“闹访”。不过资本的闹访到底与被强征了土地的哭哭啼啼的农民不同，前者上访中的一次研讨会据说就耗资百万人民币，这就显示了今日中国资本的实力。
现在，体育总局这个不轻易露面的观众似乎终于有了明确的态度。其实，其态度也不得不明确了。农民经常说，季节不等人。一年一季的足球联赛也是如此，今年的联赛结束了，明年的联赛很快就要开始。这样总局的态度不明确也得明确。在前些年，媒体上还几乎到处是阎世铎改任他职的消息。但最近传来的却是完全相反的消息：阎世铎已经被总局确定留下稳定足协的工作，也就是说，他已经拿到了总局的“尚方宝剑”。有消息说，阎得以继续掌控足协主要是因为足协很好地处理了与G7改革的关系，在体育总局上下，均认为以阎世铎为首的足协“办事得力”、“水平不低”；面对种种指责，足协采取了既有原则又较为温和的应对策略。这一点总局是满意的，因为这基本上贯彻了总局“先调查、不激化、依法行事”的思路。
其实，体育总局的态度是完全可以想象到的。首先，足球革命如果获得成功，甚至是长期处于胶着状态，就等于是开了一个先例。要知道，体育可不仅仅是足球，归行政部门领导的体育项目，论大项也有几十项。如果足球开了头，就会今天是绿茵场上的革命，明天是游泳池中的革命，后天是篮筐下的革命。也就是说会引发连锁反应。这样的结果显然是有关部门不能接受的。其次，体育总局完全有能力平息这场革命。如果资本的联盟只是一种横向的联合，体育总局与各地体育管理部门的关系可是纵向的隶属关系，中国足协的22个非专职副主席大多是各地方的体育局局长。这样，体育总局与地方体育管理部门形成的联合打压力量就远不是资本联盟所能抗衡的。这也说明，在今天的中国，尽管资本的力量有了可观的积累，但面对行政的力量时，还往往不堪一击。有人过于强调阎世铎的权术，仿佛是阎个人玩败了商人的联盟。其实这时精明和权术能够起的作用是很有限的。面对如此强有力的权力体系，即使精明如徐明者也只有徒呼奈何的份。耗资百万的一个举动，在强大的权力体系面前连个响儿都没有。
这不禁让人想起原来天津大邱庄的禹作敏。在他风光的时候，觉得几万元钱就可以摆平一条人命。但他不知道，那是体制容忍他的时候，当体制不能容忍他的时候，几十万也是摆不平的。还是河南的史来贺洞若观火，感叹禹作敏是个二杆子。意思是他还不知道自己的分量，不知道他与体制的真正关系。而且，资本闹革命有个天然的缺陷，就是坛坛罐罐多，因而顾虑也就多。因此，革命大体是穷人的事情。这场革命背后的资本，基本都不是靠足球吃饭的。他们都有另外的生意，徐明就刚刚获得了成品油的经营权。在这种情况下，尽管资本的革命高调、豪华，但如果革命威胁到这些坛坛罐罐，其打退堂鼓也迅速。这将是我们在不久的将来就可以看到的。
现在有关体育总局的态度还只是透露了星星点点，如果消息得到最终证实，这是否意味着足球革命的最终结果已经明确？拟议中的12月初第四次投资人会议还是否能如期召开？革命派谋划的新的联赛是否已经胎死腹中？对这一系列的问题要给出答案还为时过早。趁这个机会，我们不妨回过头去看看革命究竟是如何发生的。
记得上大学的时候，老师曾经在课堂上启发我们去思考，社会主义革命为什么不是在西欧这些资本主义最发达的国家爆发，而是在俄国、中国和东欧这些相对落后的地方发生。当然答案是早就有了的，这就是列宁总结的：革命总是从统治最薄弱的环节上爆发的。在思考中国的革命为什么会在足球场上爆发的时候，我总是不时想起列宁的这个论断。然后又要去琢磨，难道足球是统治的最薄弱的环节？如果说是的话，那足球是一种什么意义上的薄弱环节呢？如果说不是，那足球革命的根源又该如何解释？
人们在鼓吹足球革命的时候，总是说中国的足球之所以上不去、联赛之所以搞到了这个地步，原因是在于足协所代表的行政化的旧体制。抨击中国足球的旧体制当然是对的，但如果以此来解释足球革命发生的原因，就远远不够了。因为旧体制的弊端绝非仅仅存在于足球之中，甚至足球可能还不是旧体制的弊端最突出的地方。那些几乎完全没有人观赏，只为奥运会上夺几块金牌，同时国家要耗费大量人力物力的项目，旧体制的弊端就一定比足球更不突出？其实，如果就事论事，从旧体制最典型的特征看，足球相对于其他体育项目来说，旧体制的弊端可能倒是最少的。这样说至少有几个理由。第一，市场化的程度最高。从1994年开始搞职业化以来，职业化有了相当的进展。当然你可以说这种职业化是很表面的，行政权力对足球的干预过多。但问题是，目前中国又有哪一项体育比赛哪怕在表面上比足球市场化的程度更高？第二，足球几乎是中国社会生活各个领域中最透明、舆论监督力度最大的一个领域了。赛场内外，前台幕后，人际纠葛，大事小情，几乎统统被写到了各种各样的新旧媒体之上；无论是对球员，对教练，还是对裁判，功过是非，褒贬臧否，几乎没有任何禁忌；就是足球的行政领导，也没有逃避批评与监督的特权，如果说足协算是一个司局级的政府部门的话，中国可能没有一个司局级的政府部门可以像足协这样可以随便进行批评的，在司局级干部中，可能没有一个人能像足协主席（实际上是常务副主席）那样被百无禁忌地进行批评，甚至挖苦讽刺的——最新的字眼是“审判”。第三，中国的足球可能是开放性程度最高的一个地方。说国内球员的水平不行，洋球员引进了；说国内的教练水平不行，很多俱乐部请进了洋教练，而在近几年国家队的教练中，就更少看到中国人的身影了。
然而，足球又是中国体育中最惨也最黑的一个地方。被注入了大量金钱之后，除了偶尔泛起的几个漂亮泡沫，中国足球连“有所进步”这样的评价也担当不起，反倒是假哨赌球大行其道。于是，职业化被理解成金钱的游戏，被理解成了有钱可使鬼推磨。于是也就有了绿茵场上的今天。
这就提出一个问题，足球体制上的上述亮点、人们激烈抨击的体制的弊端以及越来越黑越来越惨的走势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一个可能的解释是，新旧两种体制，加上外部环境中的某些因素，已经在足球改革中形成了一种畸形的体制变种。这个变种已经不仅仅是一个过渡的形态，而是开始定型化下来，它有自己的规则，有自己的逻辑，有自我维持的能力。这个变种最大的特征就是将两种体制中的那些弊端统统继承下来并发扬光大。于是就造就了中国独有的金权足球。顺利的时候，可以获得金权双丰收，而不顺利的时候，就是鸡飞蛋打。这时候，所谓最薄弱的环节就形成了。足球政治之革命结局博弈——断裂社会的利益冲突与和谐
《博弈》 第三部分足球政治之革命结局
足球政治之革命结局
如果说革命开始于不得不革命的情势，那么革命也就终结于不得不结束的条件。喧闹一时的中国足球革命，就在三个月的时间里，完成了这整个过程。但客观地说，在这种数九隆冬的季节里，能把革命轰轰烈烈地坚持三月之久，已经实属不易。
革命可以有千种原因，但革命要能够形成动员的能力，道德的感召力是不可缺少的。这也是普通人对革命家的最起码要求。不然的话，凭什么让那些只有在革命中流血流汗、冲锋陷阵的份，革命后分文不得的人追随你？然而，这却是资本革命家最难以克服的弱点。资本革命家与出身资本家的革命家不同之处就在于，革命只是其资本升值的手段。他们之所以要发动推翻旧体制的革命，是为了能更多地赚钱，但问题是，如果一种更坏的体制能够让他们赚更多的钱呢？
记得足球革命发动不久，就有人将徐明称之为“臀部带封建烙印的革命者”。这个比喻来自马克思和恩格斯那篇著名的《共产党宣言》。两位革命导师在指责“法国正统派”和“青年英国”的时候辛辣地说到，为了激起同情，他们不得不装模作样，似乎他们已经不关心自己的利益，似乎只是为了被剥削阶级的利益而声讨资产阶级。为了拉拢人民，他们把无产阶级的乞食袋当作旗帜来挥舞，但是每当人民跟着他们走的时候，却意外发现他们的臀部依然带有旧的封建烙印，于是就哈哈大笑，一哄而散。
稍微有些出入的是，最先露出“封建烙印”的不是徐明而是张海。先是健力宝的并购将张海生生排挤出局，接着便传出张海被怀疑侵吞健力宝数亿资产的消息，不久又传出张海被刑事监控的传闻。这样，张海就处在了一个非常尴尬的境地。一方面，他要应付经济纠纷甚至是刑事麻烦，但另一方面，作为这次足球革命的领军人物之一，即使是撑着，也要硬着头皮，和足协斗争。但张海自己也知道，他们发起的可是投资人革命，作为一个大名鼎鼎的俱乐部的老板和作为一个社会闲散人员来领导和参加革命，分量显然是不同的。甚至还不仅仅是个分量的问题，连基本的合法性都成了问题。所谓G7是按照俱乐部而不是按照人头来算的。而作为俱乐部的健力宝则从根基上抽掉了张海的合法性基础：“不允许张海以俱乐部名义进行任何欺骗活动，否则俱乐部保留追究张海及其相关人员的法律责任的权利。”
而作为这次革命主帅的大连徐明，更是让身后的追随者不知所从。国安罢赛，徐明千里驰援，之后便成为革命的主帅。其后一系列的革命举动，徐明都是身先士卒。但突然之间，连个招安的仪式都没有，实德已经在遴选新的主帅并备战今年的中超了。于是有人说，一个曾扬言与中国足协势不两立的大连实德转眼间从“土匪”变成了“良民”。有人猜测，这是因为在中国足协甚至是体育总局的高压下，明智的大连实德率先看透了革命的最终结局，停止对抗，调整战略，在第一时间改变战术，以牟取革命带来的红利。不管原因是什么，总之结果是革命的主帅放弃了革命。这样的情势会带来树倒猢狲散的效果。有报道指，在香河会议期间，被称为G7的俱乐部就逐渐开始出现了分化的苗头。最早是中远的徐泽宪在改革进行到一半的时候突然引退，中远俱乐部随改革派一起“闹革命”的信心有所动摇。另外，G7的另外一个成员青岛颐中突然转让，新东家对待改革态度究竟是什么还不知道。在香河的两次会议里，天津泰达和其他投资人也走得并不是很近。这就注定了革命的最终结果。
其实，这样的结果是顺理成章的。在以前的文章中我就说过，这次所谓的足球革命与其说是一场革命不如说是一次足球上访，顶多是一次某地方政府前一段时间创造的一个新词——闹访。革命的厄运发生在香河。有人用五雷轰顶这个词来形容阎世铎在2004年底香河会议上对革命派的突然反击。在阎的自称为个人意见的讲话中，不仅否定了投资人关于中超章程修改的所有建议，而且对于承诺过着手实施的诸如“管办分离”、“明确经营权、所有权和管理权”等都一概不予承认。这次反击从没有引起革命派像样子反弹的意义上说，等于宣告了革命的彻底失败。对于足协反击的底气何来，人们不免有种种猜测，但实际上原因非常确定，这就是我以前说过的那个遥远的观众即国家体育总局的态度。在中国，最终的拍板权在行政，这是一个基本的道理。而行政权力最硬的理由就是稳定压倒一些。毛泽东原来曾经说过，世界上有大道理和小道理，小道理是被大道理管着的。稳定就是这样的大道理。阎世铎在香河会议上搬的也是这样的大道理，他强调“稳定压倒一切”，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使不安分的投资人冷静下来。而社会常识告诉我们，一旦领导讲稳定压倒一切的时候，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