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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权力本身在组织化的伪装下出现时，它会使其过人的魔力发展到足以将自由人民
的社会转变成极权主义国家的程度。
——《泰晤士报》
极权主义政府所犯下的罪行极为深重，它非但没有增加人们对这种制度可能有一天
会在英国出现的担心，反而使人们更加确信，它不可能在我们这里产生，这也许是正确
的。如果我们将目光投向纳粹德国，将我们同它分隔开的鸿沟是那么大，以致似乎在那
儿发生的事情决不会和我们这里可能出现的发展有什么关联。这个鸿沟不断地变得越来
越大这一事实，似乎可以反驳那种认为我们或许会同同一方向发展的想法。但是我们不
要忘记，50年前，像现在这种事情在德国发生的可能性，不但对90％的德国人而且对多数
怀有敌意的外国观察家（不论他们现在装得多么有先见之明）来说，都是虚幻的。
然而，正如我在本书前头所指出的那样，目前民主国家的情况不是与现在的德国，
而是与二三十年以前的德国越来越相似。当时有许多被看作是“典型的德国的”那些特
点，现在在英国也同样地司空见惯，而且有许多征兆说明它们正在向着同一方向继续发
展。我们己经提到过这个最重要之点，即左派和右派之间的经济观点变得越来越相同，
并且他们共同反对向来成为大部分英国政治的共同基础的自由主义。我们可以拿哈罗德
·尼科尔森的一段话来作根据，他说在上届保守党政府时期，保守党后排议员中“最有
才干的人···在内心里都是社会主义者”；并且，毫无疑问，正如在费边派时代一样，
许多社会主义者对保守党人比对自由党人抱有更多的同情。同这密切相关的还有许多其
它特点。日益崇拜国家，倾慕权力，好大喜功，热衷于使任何事情都“组织化”（我们现
在把它叫做“计划”）和“不能让任何事情听命于有机发展的简单力量，”这甚至在60年
代H·C·特赖奇克就为德国人痛惜过，而它们现在在英国和当时在德国几乎是一样显著
的。
如果翻阅一下在第二次大战期间出现在英国的就英国人和德国人对于一些政治和道
德问题在看法上存在的分歧所作的比较严肃的讨论，就会使我们分外鲜明地感到在过去
20年中英国已经沿着德国的道路走了多远。认为当时的英国公众比现在对于这些分歧有
更正确的了解或许是正确的；但是，虽然那时候的英国人对他们的特殊传统感到自豪，
然而现在的大多数英国人却几乎对所有英国特有的政治观点感到很惭愧，假如他们还没
有正面地加以驳斥的话。如果我们说，一个政治或社会问题的作家，在那时候的世人看
来，越具有典型的英国特征，他今天在本国就越会被人遗忘，这么说并不太算夸张。像
莫利勋爵或亨利·西季威克、阿克顿爵士或A·V·狄骥这些人，他们在当时的世界范围
里都被普遍地誉为自由主义英国的具有政治智慧的杰出楷模，而在现在的一代看来，则
多半是一些维多利亚时代的老派人物。能最清楚地说明这种变化的一个例证也许是，在
当代英国文献中，在谈到俾斯麦时不乏同情之感，而当现代青年提到格莱德斯通的名字
时，他们对他那维多利亚时代的道德思想和天真的乌托邦思想几乎总是会加以嘲笑的。
我阅读边几部论及上次大战时支配着德国那些思想的英国著作，其中的每一个字差
不多都适用于现代英国文献中最引人注目的观点。我希望能够用少许文字把我从中得到
的惊人的印象充分地表达出来。我这里只引用凯恩斯勋爵在1915年所写的一段简短的文
字，他在这里描述了当时一个典型的德国著作中所阐明的可怕观点：他根据那位德国作
者说明如何，
甚至在和平时期，产业生产也必须保持动员状态。这就是那个作家用“我们工业生
活的军事化”（这就是那本书的书名）所表达的真正意思。个人主义必须寿终正寝。必须
建立起一个管理制度，其目的不是为了增进个人幸福（加菲教授不以为耻地用这么多的字
来讲这一点），而是要加强国家的有组织的统一，以求达到最高限度的效能这个目标，而
这一目标对个人利益的影响仅仅是间接的——这个骇人听闻的学说是作为一种理想主义
而被奉为神圣的。国家将成长为一个“紧密的统一体”，并且在事实上将像柏拉图所宣
称的那样，它应当是“整体的人”。特别是未来的和平将加强那种应在工业才面实施国
家行为的观念。·····国外投资，移民以及近年来把整个世界看成是一个市场的工
业放策，太危险了。在今天正走向死亡的工业旧秩序是以利润为基础的；作为一个不考
虑利润的20世纪强国的新德国是要铲除百年前来自英国的资本主义制度的。
据我所知，除了目前尚没有一个英国作家敢于公开地轻视个人幸福这一点之外，还
有哪段文字没有在大量现代英国文献里得到反映呢？
毫无疑问，不但在德国和其它地方为极权主义作准备的那些思想，而且极权主义本
身的许多原则都已成为在很多其它国家里产生日益增长的吸引力的那种东西。虽然在英
国或许很少有人会愿意把极权主义整个吞下，但它的几乎所有个别特点都曾被人建议过
或被人模仿过。的确，希特勒的观点几乎没有一个不曾被英国的某些人推荐给我们，以
便为了我们自己的目的而采取和使用它们。这特别适用于许多那样一种人，他们无疑是
希特勒的死敌。但是他们之所以如此只不过是为了希特勒的制度中的某一个特点。我们
决不应当忘记，希特勒的反犹太主义把许多人赶出了他的国家，或把他们变成了敌人，
而那些人在各方面却是德国式的坚定的极权主义者。
用一般词语的表述无法恰当地表现出许多现代英国政治文献同那些在德国摧毁了对
西方文明的信念并给纳粹主义的上台准备了思想条件的著作的相似性。这种相似性更多
表现在探讨问题的情绪上而使用的具体论点倒在其次，这就是有一种相类似的决心，要
在文化上割断与过去的一切联系，并把全部希望寄托在一种特殊的实验的成功上。跟德
国当年的情形一样，在英国为极权主义开辟道路的大部分著作都出自真诚的理想主义者
并且通常是知识界负有盛名的人物的手笔。因此，虽然在几百个持相似见解的人中单独
挑出个别的人来作为例证容易引起反感，然而我却找不出其它的方法来更有效地证明这
种发展究竟已到了何种程度。我特意选出那些不容置疑是诚实可靠和毫无偏私的作家来
作为例证。但是，尽管我希望用这种方法来表明作为极权主义源泉的那些观点现在是如
何迅速地在这里蔓延着，然而我没有多少把握能够把同样重要的情感氛围方面的相似之
处也表达出来。如果要使那个众所周知的发展过程的征兆让人一望而知，那就必须对思
想和语言中的所有的微妙变化进行一番广泛的研究。有些人谈到以“大”思想来对抗
“小”思想，以新的“动态”的或“全球”的思想代替旧的“静止”的或“局部”的思
想的必要性。通过同这种人的接触，人们就会认识到，那些初看起来似乎荒谬之极的东
西，乃是我们在这里所要单独加以探讨的那种思想态度的标志。
我首先举的例子是一个天才学者的两部著作，这两部著作在过去的几年中受到了很
大的重视。它们是E·H·卡尔教授写的《二十年的危机》与《和平的条件》。在这两部
书中，我们现在要加以讨论的德国人特有的思想的影响是那样显著，以致于在现代英国
文献里几乎找不到同样的例子。
在这两部书的第一本里，卡尔教授坦白地承认他自己是个“现实主义的‘历史学派’
的追随者，这个历史学派产生在德国，（它的发展）可以追溯到大名鼎鼎的黑格尔和马克
思”。他解释说，一个现实主义者会“使道德成为政治的一种功能”，并且“除了事实
的标准外，不能合乎逻辑地接受任何价值标准”。道地的德国式的“现实主义”是和起
源于18世纪的“乌托邦”的思想形成对比，“这种乌托邦思想实质上是属于个人主义的，
因为它把人的良心变成了最后的上诉法庭”。但旧道德连同它们的“抽象的一般原则”
必须一起消逝，因为“经验主义者是根据具体情况自身的功过来对待具体情况的”。换
句话说，就是权宜之计最重要，他甚至向我们断言：“信守协议这个规则并不是一个道
德的原则。”至于如果没有抽象的一般原则，是非标准只能是一种任意、武断的意见，
以及如果没有道德的约束，一切的国际条约都会失去任何意义，对此卡尔教授似乎并不
关心。
其实，按照卡尔教授的意见，似乎英国在上次大战中是站在了错误的一边，虽然他
没有这样明说。凡是现在重读25年前英国对战争的目的所作的说明并把它们同卡尔现在
的观点加以比较的人，就会很容易看出在当时被认为是德国人的观点的，就是卡尔现在
的观点。卡尔教授大概会争辩说，当时在英国所公认的那些不同的观点仅仅是英国的伪
善的产物。他能够在这个国家所抱的理想和今天的德国所实践的理想之间发现的差别十
分微小，最能说明这一点的是他的如下断言：
当一个著名的民社党人宣称，“任何对德国人民有利的事都是对的，任何对他们有
害的事都不对”的时候，他不过是在陈述同一种观点，即威尔逊（总统）、汤因比教授、
塞西尔勋爵以及其他许多人已为英语国家建立起来的国家利益同普遍权利是一回事的那
种观点，这是真实的。
由于卡尔教授的著作是专门研究国际问题的著作，因而，它们那种特有的倾向恰恰
主要是在这一领域里才变得很明显。但根据人们对他所设计出来的未来社会性质的一点
儿了解，这个未来社会又似乎是以极权主义为模型的。有时人们甚至怀疑这种类似情况
究竟是偶然出现的呢，这是有意所为呢？例如，当卡尔教授宣称“19世纪人们在思想上
通常将‘社会’和‘国家’区分开，而我们却再也不能在这种区分中找到多少意义”时，
他知不知道这正是纳粹的首要极权主义理论家卡尔·施密特教授的学说，并且事实上，
这正是他自已引进的极权主义这个术语所下的定义的实质呢？有人认为，“货物的大规
模生产的必然结果就是见解的大规模生产”，因而“宣传这个词今天在许多人心目中仍
然造成的偏见是和对管制工商业所持的偏见形影相随的”，卡尔教授是否知道这种见解
正是纳粹党人所实行的那种舆论的管制的一个托词呢？
对于找们在结束上一章 的时候所提出的那个问题，卡尔教授在他的新著《和平的条
件》中作了有力的正面答复：
战争的胜利者失掉了和平，而苏俄和德国却赢得了和平，因为前者仍在宣传并且部
分地运用那些从前曾是有效的但现在是破碎了的关于民族权利和自由放任资本主义的理
想，而后者有意无意地随着20世纪的潮流，正在力争建立一个在集中计划和管制之下的
以较大单位构成的世界。
卡尔教授完全把德国的战争叫嚣，即以德国为首的反自由主义西方的东方社会主义
革命的叫嚣，当成了他自己的口号：
在上次大战中开始的，并在近20年来成为每一个重大的政治运动的推动力的那个革
命，······是一个反对19世纪中占主导的思想，即自由主义民主政治、民族自决
和自由放任经济的革命。
正如他正确地指出的那样，“这个对德国从未真正有过的19世纪信仰的挑战能够在
德国找到它最有力的倡导者，这几乎是不可避免的”。由于黑格尔和马克思以来所有伪
历史学家的一切宿命论的信仰的影响，这种发展被说成是不可避免的：“我们知道世界
朝着什么方向运动，我们必须向它低头，否则就会灭亡。”
认为这个趋势是不可避免的这种信念，其特有的基础是我们大家都熟知的那些经济
学的谬论，即技术的发展必然引起垄断组织的普遍发展这种假想的必然性、所谓“潜在
的丰裕”以及在这类著作中出现的所有其它流行的口号。卡尔教授不是一个经济学家，
他的经济论点一般是经不起认真检验的。但是，无论这一论点或者他同时所特有的、认
为社会生活中经济因素的重要性正在迅速地减少的信念，都不能阻止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