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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是因为他们更担心外敌入侵。
第十部分：木兰从军木兰从军 14
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可以分为两类： 对和平的渴望和希望保持传统的性别角色。在许多人看来，似乎应强调女性对杀戮的厌恶，因为这对避免战争很重要。许多女权主义者就持这一立场，就连极端保守势力也能嗅出这一论点的政治价值。因此，约翰·拉芬认为，“要求结束战争的最大动力”就是
男性做梦也想回家，回到女人身边，回到温暖的床笫。要是战场上的男人有女人做伴，要是他们视女人为战友而不是“床友”，那结束战争的动力就没了。约翰·拉芬，《战争中的女性》（伦敦，1967），页185。
更重要的是，有人担心要是武装了妇女，那两性关系就会出问题。要是让女性完全平等地和男性一道作战，那对阳刚的理解就会受到威胁。在社交上，女性在前线出现会大大挫伤士气： 会毁掉男性之间因经常交往而形成的亲密关系，会破坏一套自觉的“男性”作战准则。战斗是男子气概最好的象征： 女性的出现会象征性地阉割整支部队。1978年时，M．D．菲尔德就曾指出，如果女性在军中占了相当比例，会危及士兵的社会地位，并且抹煞“上流社会”和军营的区别。男性非战斗人员会因此被指为柔弱。与此同时，军队会变得更像一个小社会，而失去它的精英色彩。这一点害处尤其大，因为正是这些“精英思想”保证了“战场上的英勇搏杀”和“为之牺牲”的价值。M．菲尔德，“武器和女人： 一些大的考虑”，《部队和社会： 一本跨学科杂志》，4卷4期（1978年夏季），页565。允许女兵加入战士行列，会破坏男性原先独享的战斗权利及其原先垄断的任何战争知识。
此外，女兵的出现还会贬低其男性战友所作的牺牲。这一点千真万确，从战争之间的那些年里大众文学中难见女兵的身影就可以看出来。好些女兵甚至根本不见于任何文学记载： 以约翰·菲纳莫的《两个小孩的战时历险》为例，在该书1900年和1908年的两个版本中，漂亮的卡特琳娜和她的姑妈和敌人血战都是因为传统的原因，也就是保护家人。她们凭一杆老式大口径短枪杀死了许多（“嗜血且嗜杀”的）南非黑人，全因为那些人要洗劫她们的家园。1928年，小说又一次印刷，但这一章被删去了。约翰·菲纳莫，《两个小孩的战时历险》（伦敦，1908），页245—248。1908年的版本和1900年的版本同： 1928年的版本则删去了这章。另外，在一战以后的小说中，只要有女战士的形象出现，那总是在“荒蛮之地”或美国边疆（泰伦斯·T．丘尼欧1943年发表题为“铁马迹”的故事，讲的是几名女性和“她们的男人一道”抵御印第安人对其所乘火车的进攻）。泰伦斯·丘尼欧，“铁马迹”，收《勇和猛： 男孩的故事》（牛津，1943），页12。
女人也可以成为战士，这对许多男人犹如挥之不去的梦魇。这无论是在身体方面还是军事方面对他们自己的阳刚气都是个威胁。试想，他们连看见女人穿军装都会顿时觉得气短，要是看到她们还拿着枪会做何观感！泰蕾兹·班尼代克，《洞见和个性调整： 战争对心理学效应的研究》（纽约，1946），页270—271。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英国人曾在1940年5月25日说过：“几百万拿枪的女人，是对男人莫大的打击”。爱德华·默罗，《我们从伦敦向您播音》（伦敦，1941），页118。尤其是在越战，女战士的身影真可谓对战争阳刚气不再的最佳诠释。在电影《全金属外壳》（1987）中，一名瘦小的女子竟能干掉整支部队，并让别人生不如死，哀号不已。此外，军威也受到了威胁。1944年时有传言说有女性狙击手把成群的士兵从主战场引开，引到“荒郊野外”，这消息虽然不经，但也使得战争部下令，让士兵以后不要“费时追赶女枪手。这样的枪手或许存在，但更大的可能是不存在。”“给增援和残余部队的便笺”，1944年7月，页1，收伦敦档案局之战争部199/3092。
女战士不仅能搅乱战争是男性属地的传统观念，还会危及后方，使其变得不再为女性专有。据传，在佛罗里达州代托纳海滩陆军妇女辅助队基地受训的女兵“四处结伴游走，抓捕和强奸海员及海岸警卫队员”。因此有人担心，一旦准许女性成为战士，那她们会不再满意于自己的社会地位，女权运动会因而兴起，挡也挡不住，且极具扩张性。麦林·米切尔，《西班牙上空的暴风雨》（伦敦，1937），页35及马蒂·特雷德韦尔，《美军在二战中： 特殊研究： 妇女陆军队》（华盛顿特区，1954），页209。处于危险境地的还有整个人类。（下议院）E．贝内特致编辑书，“本土防卫后备队的作用”，《泰晤士报》，1942年1月19日，页5。约翰·拉芬在《战争中的女性》（1967）中就指出，“女人的位置应是在床上而不是战场，她们应该穿着硬衬布或涤纶的裙子，而不是战斗服；她们应去推童车而不是开坦克；她们应该阻止男人打仗，不是上阵一块儿打”；约翰·拉芬，《战争中的女性》（伦敦，1967），页185。“她们应成为孩子的母亲、重建澳大利亚的重要力量，而不是杀害别人孩子的元凶。”澳大利亚妇女陆军服务队调度员多里·欧文上校，引自安·霍华德，《你会后悔的！》（悉尼，1990），页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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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女战士的巨大恐惧主要源自对其性和生育能力的担忧。杀手本能虽是暗藏在男性体内，但暴力却是母体中孕育的。连一贯强调侵略和战争的文化起源的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例见玛格丽特·米德，“战争不过是桩发明——不是人类生存的必需”，收利昂·布兰森、乔治·格瑟尔斯（编），《战争： 心理学、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纽约，1964），页269—274。在（1968年）考虑侵略欲在两性中的根源时也转向了其生理的区别。“只有在争夺食物和保护幼体时女性才会动手，而且一出手就是致命，”米德一针见血。生理上的不同为何如此重要？米德较坏的推测是，女性可能生就缺乏“对同类谋杀的抑制心理，而这种心理是男性原本就有或后天习得的”。她警告说，把妇女武装起来可能是一个自杀性的选择。玛格丽特·米德，“战争以外”，收莫顿·弗里德、马文·哈里斯、罗伯特·莫菲（编），《战争： 武装冲突和侵略的人类学研究》（纽约，1968），页220。
一般人认为，女性战士不是没有女人味，就是有太多的母性冲动，因而变得不好控制、凶残，而且不如男兵诚实。这不独战争才有。琼·埃尔施坦在她颇富争议的小说《女人和战争》（芝加哥，1995）中就说女性暴力是无形、野蛮的，无法抑制，而且这样的想法很普遍。她们的行为不像男兵那样受限制，所以很快就沦落到一种“泼妇”状态，“没有情感也没有理性”。卡罗琳·普雷恩，《战时社会1914—1916》（伦敦，1931），页140。一般的文学作品强化了这种印象。约翰·菲纳莫以青春期少男为读者的小说便经常把女战士描绘得面目狰狞。他的《突袭加打斗》（1906）记述的是一个英国人和一个美国人在马其顿的“奇遇”，其中有对女杀手的描写。菲纳莫在她们身上灌注了大量的女性特征。在一个高潮迭起的营救场面中，小说中的英国青年莫里斯，就在他要被一名狂野的库尔德人刺中的一刹那，那人“贪婪的”胜利吼叫因一个“奇怪的战士”戛然而止，而他的面部有“飘衣”拂过。这个女人（莫里斯“在村里的最后一夜就是她招待的”）抓住了库尔德人的头，“敏捷地一抹”，“尖刀”就穿透了他的喉咙，“划”了道口子，登时“血如泉涌”。菲纳莫告诫他的年轻读者不要“小瞧”了这些女性：“不把护崽的野猫当回事”是要吃苦头的。这些女人“身强力壮、肌肉结实，是多年下地劳作的结果”，而且（更在点子上的是）支撑她们的是“心头的怒火，在她们面前，男性的锐气不免像阳光下的蜡烛那样暗淡无光”。佩着宽刀的她们“是为了孩子不受难以言状的痛苦而战斗的”，因此“一上战场就好像出笼的母大虫”。约翰·菲纳莫，《突袭加打斗： 英美战士马其顿奇遇记》（伦敦，1906），页123—124。母性的力量让女人成了人见人怕的杀手。
换句话说，生物的冲动让女性不太敏于所谓的骑士战争的规则。在西班牙，据说女战士对战俘比男性还要生硬。彼得·凯姆普，《我的有麻烦》（伦敦，1957），页23。对西班牙内战中女战士表现的精彩论述，见玛丽·纳什，“‘保安队士兵’和后方女英雄： 西班牙革命浪潮（1936—1939）中的女性形象”，《欧洲思想史》，11期（1989），页235—244。二战中也有人责怪女兵要比她们的男同胞厉害许多，因为她们没有“男性那种对公正和忍耐的超乎个人的追求”。柯利·诺克斯，《都是英雄》（伦敦，1941），页156。另见W．麦克斯韦尔，《心理学角度回顾一战》（伦敦，1923），页48—49。在朝鲜，女性突击队员“向来不妥协”，“甚至比其男性战友还要让人害怕！”莱昂内尔·海明，“天上掉下个龙骑兵”，页151，澳大利亚战争纪念馆藏。客观地讲，没有证据表明女战士的手段更不道德。弗洛拉·桑德斯就记得至少有一次，她训斥自己的男性战友做事不够堂正大度（他们要拿一个受了伤的保加利亚人和她比枪法），她一把扔下枪，讽刺说：“你们这帮人胆子真够大的！干吗不挑个能还手的？”弗洛拉·桑德斯，《女兵自传： 与塞军历险简记，1916—1919》（伦敦，1927），页156。 当然，女人要是“撒起野”来，要比男性部队“放手”时更加骇人。例见威廉·福斯和塞西尔·吉拉提在其《西班牙角斗场》（伦敦，1938），页304中对女民兵把戏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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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 度 转 变
只是到了越战以后，英、美、澳军中女性的地位才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1970年代开始，和平时期女性在军中的比例有了迅速的增长。从1979年到1990年，澳大利亚防务部队中女性的比例从不到6％增加到11％。到1990年，澳大利亚女性已经可以到靠近前线且“与战斗相关”的岗位工作，但仍不能做可能导致贴身近战的工作（比如装甲、炮兵、步兵部队）。在美国，美军中的女性比例从1970年代头两年的不到2％上升到中期的近5％，再到1990年的7％。在英国，截止1980年代末，女兵占到了部队人数的10％。伊丽莎贝塔·亚迪斯，“女性和当兵的经济后果”，收亚迪斯、瓦莱里亚·拉索（编），《女兵： 想象和现实》（巴辛斯托克，1994），页7—10；乔治·奎斯特，“问题”，收南希·戈德曼（编），《女兵——战士还是非战士？历史情况和当代视角》（康涅狄格，1982），页232；休·史密斯，“出于道德原因抗拒某些战争： 澳大利亚在越战中，1965—1972”，《战争与社会》，8卷1期（1990年5月），页125及131。英国皇家陆军妇女队自1981年起开始向女兵发放武器，但如果她们个人“确实不愿意”，又另当别论。空军女战士可以选择是否学习使用武器，但海军就没得选了。英国女兵（因为在电波里调门很高，所以人送外号“金翅雀”）的真刀真枪更可能是在北爱尔兰。那儿有北爱尔兰妇女防务兵团，是专门对付女性恐怖分子的。南希·戈德曼、理查德·斯泰兹，“英国和世界大战”，收戈德曼（编），《女兵——战士还是非战士？历史情况和当代视角》（康涅狄格，1982），页38及45。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女性在军队中日渐被接受，原因很多。最重要的恐怕就是适龄的男性人数不够。此前50年代到70年代出生率的陡降严重影响了男性的兵源。在英国，从1982年到1994年，15到19岁人口的比例下降了30％。就在同一时期，强制兵役已不能为多数人所接受。在美国，越战中因为强制征兵而引起的政治危机使得这种做法至少在短期内不可能再实行。三军都急需召人： 所以女性作为人力资源就很宝贵。实际情况呢，正是因为一些著名将领（如美国空军的H．H．阿诺德上将和美国海军作战部部长埃尔莫·聪姆瓦特上将的鹰派政策，使部队更愿意招募此前被军方边缘化的一些群体。桑德拉·斯坦利、梅迪·西格尔，“北约中的女兵： 最新消息”，《部队和社会》，14卷4期（1980年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