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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面的杀戮-第4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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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感无法应对自己身份的迷失。    
    如果没有办法可以让士兵发泄其攻击欲,精神疾患便会找上门来:这是此后战事中许多精神病学家得出的结论。海军R。科恩少校、J。迪莱诺上尉,“战争引起的亚急性情绪紊乱”,《战争医学》,7卷5期(1945年5月),页285;伊莱·金斯伯格、约翰·赫默、索尔·金斯伯格,《精神病学与军方用人政策:二战经验的重估》(纽约,1953),页27;莫里斯·西尔弗曼,“和平时期英国远东驻军精神崩溃的原因”,《精神科学杂志》,96卷403期(1950年4月),页497;“心理医学专家的第三次会议”,1940年9月21日,页3,伦敦档案局之战争部222/1584;陆军埃德温·怀恩斯坦少校、加尔文·德雷尔中校,“对战斗引起的忧虑的动态研究”,《美国陆军医疗部简报》,9卷,增刊(1949年11月),页15—16;海军梅耶·齐利格斯少校,“战争恐惧症:在一个太平洋岛上的精神病学经历和管理”,《战争医学》,6卷3期(1944年9月),页168。陆军少校马文·F格雷伯发现,部队中倒是非战斗人员最常出现精神崩溃,因为其所从事的工作太平和,从中难以得到满足。陆军马文·格雷伯少校,“海外非战斗精神伤员治疗中的麻醉综合法”,《战争医学》,8卷2期(1945年8月),页85。可以让士兵释放其侵略欲的运动战如二战,给士兵带来的紧张要远比“静止”的战事少。陆军里斯上校,“备忘录:陆军中的精神神经症——1939年9月到1940年6月”,页1,收伦敦档案局之战争部222/1584。有一种观点认为,战斗疲劳症的产生多半是因为士兵本能的“或打或逃”的反应受到了阻斥。要是打不能打、走又不能走,那他们一定会极度忧虑——这种思想状态是很不利的。海军R。科恩少校、J。迪莱诺上尉,“战争引起的亚急性情绪紊乱”,《战争医学》,7卷5期(1945年5月),页285。阿拉干战役中,就有精神病医生报告说“与猛烈轰炸相比,士兵们更适应追或被追”。“精神病学——阿拉干战役”,未注明日期,页6,伦敦档案局之战争部222/1571。适应力强的士兵可以通过消灭源头(即敌人)来宣泄忧虑和火气,但如无法发泄仇恨,就会出现神经病症状:这是两位研究人员1918年得出的结论。陆军埃德温·怀恩斯坦少校、马丁·斯泰因上尉,“战斗人员的上胃肠道心因性不适”,《战争医学》,8卷5期(1945年11—12月),页367。用一名军事观察家的话来说就是:“身受威胁而又无能为力是忧虑的根源”。唐纳德·霍尔,“捍卫民主行动中的压力、自杀和军役”,《战争医学》,161卷3期(1996年3月),页161。另见J。朗德尔、R。厄萨诺、H。霍勒韦、D。琼斯,“战斗紧张症与美国空军”,《战争医学》,155期(1990),页515—518。    
    在一战开始几年,战斗疲劳症被认为是神经受到了物理损伤所致,于是就自然地认为是身体的创伤,如被活埋或被狂轰乱炸等,造成了“神经”的崩溃,在其发展过程中恐惧和罪感几乎不起作用。但渐渐地,医疗人员开始认为,或许心理因素才是精神崩溃的充分条件。这些条件一旦得到满足,恐惧和杀人的行为本身就立刻变得十分重要。正如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的杰出普及者、英国精神分析学会主席欧内斯特·琼斯所说:战争是对“文明准则的公然背弃”。在战争中,士兵不仅被允许、甚至受到鼓励    
    去做一个文明人自始至终摈弃的行径……各种原先被禁止或藏匿的冲动,残忍的、暴虐的、嗜杀的等等,都被煽动起来了,早先的内心冲突,即弗洛伊德认定的所有精神病症的缘起,原先一直是通过“抑制”冲突的一方来解决,现在都得到了加强,而生命体本身也不得不重新面对它们,而这时环境已完全改变了。欧内斯特·琼斯,“战争休克和弗洛伊德的神经官能症学说”,收S。弗伦齐、卡尔·亚伯拉罕、欧内斯特·西梅尔、欧内斯特·琼斯(编),《精神分析学和战争恐惧症》(伦敦,1921),页47—48。    
    


第八部分:医者于役医者于役 5

    其结果是,一旦“回到常人的精神状态”,心理就会受到严重的冲击。约翰·麦克迪,《战争恐惧症》(剑桥,1918),页11。这种现象在步兵中尤其严重。他们能更多地感受到毁灭欲的后果,这一点和比如说海军人员等比有很大差别。海军弗兰西斯·布雷斯兰中校、霍华德·瑞姆少校,“海军的精神病学问题”,《战争医学》,6卷4期(1944年10月),页219。    
    尽管杀人还没有被认为是情绪失控的原因,但一些精神病学家,特别是倾向于精神分析学的精神病学家,已经开始把两者联系起来。如在美(他在一战中是康奈尔大学医疗心理学系的讲师)英(二战时他在英国剑桥教过精神疗法)说话都很有份量的约翰·T。麦克迪,在他的《战争心理学》(1917)中突出讲了升华在消除人杀戮时恐惧心理方面的作用:    
    敏感的人无法从杀戮中获取乐趣——或者直截了当地说吧,敏感的人必然会承载双重的压力,很快就会痛恨自己所要担负的任务,这种仇恨不久就会化成恐惧。一旦出现了恐惧,就只有投降或者生病两条路了。约翰·麦克迪,《战争的心理学》(伦敦,1917),页53—54。    
    也有其他精神病学家持类似观点。1919年,爱德华·W。拉泽尔博士对华盛顿神经和精神疾病学会说,纵使士兵能说服自己杀人是对的,他“尚不成熟的自我理想”也会拒绝接受如此突然的转变,进而与其意识产生冲突。在战斗中,这样的士兵将不得不承认自己的本性是嗜杀的。对攻击和暴虐冲动的禁锢一旦解除,再加上当事人无力升华或压抑死亡的意识,就会产生个体无法承受的压力。约瑟夫·D泰希尔(1953)和格雷戈里·齐布尔克(1943)曾强调过俄狄浦斯幻象的重要性,不过儿子因父亲和自己争夺母亲的爱而对其充满杀欲、罪感纠缠的仇恨,被战时杀戮的要求打乱了。爱德华·W。拉泽尔博士,“战争的心理学和精神分裂症”,《精神分析评论》,7卷(1920),页227…228。二战的论据见爱德华·斯特雷克、肯尼思·艾普尔,《精神病学与现代战争》(纽约,1945),页24。士兵在上战场时背上了沉重的负担,满心罪感,总在想象一次的谋杀,这样的罪感早在他参军之前就有了。如有士兵心怀强烈的俄狄浦斯式的罪感,就会更加认同死去的人。如果再担心自己会受惩罚,被阉割或处死,他在战场上就会退缩,不事抵抗,终日沉浮于幻想。约瑟夫·泰希尔,“‘战斗疲劳症’或死亡忧虑症”,《神经和精神疾病学刊》,117期(1953年1—6月),页240—241及格雷戈里·齐布尔克,“对死亡的恐惧”,《精神分析季刊》,12期(1943),页465—467。    
    人有时没法升华或抑制对杀戮的恐惧,在某些情况下或人群中的几率要大些。既然多数士兵坚持杀敌是为了效忠战友,要想精神伤员尽可能地少,就只有把士气和“进攻欲”保持在一个高水平。供所有医务人员传阅的函件,“士气、纪律和精神健康”,未注明日期,页4,伦敦档案局之战争部222/218;伊莱·金斯伯格、约翰·赫默、索尔·金斯伯格,《精神病学与军方用人政策:二战经验的重估》(纽约,1953),页17—18及31;艾伯特·格拉斯,“简介”,收彼得·伯恩(编),《压力的心理学和生理学:关于越战的一次专门研究》(纽约,1969),页ⅩⅩ—ⅩⅪ;陆军W。林德塞尔少校,“战争疲惫”,《皇家炮兵杂志》,53卷(1926—1927年),页462;查尔斯·米尔斯,《战斗疲劳症在法国1914—1918:据战地日记》(剑桥,1940),页38—39;“心理医学专家的第三次会议”,1940年9月21日,页3,伦敦档案局之战争部222/1584;陆军埃德温·怀恩斯坦少校、加尔文·德雷尔中校,“对战斗引起的忧虑的动态研究”,《美国陆军医疗部简报》,9卷,增刊(1949年11月),页12。睡眠不足、精疲力竭、思想幻灭,都容易减弱人对杀戮压力的承受能力。在某些战区,睡眠成了严重的问题——在1945年的意大利,三分之一的步枪手每晚只能睡(不到)四个小时。塞缪尔·斯托弗等,《美国大兵:战时与战后,卷二》(普林斯顿,1949),页79,据对1766名步枪和重型武器连队士兵的调查。另见伊莱·金斯伯格,《表现方式》(纽约,1959),页38。研究发现,他们如果可以定期撤出前线好好休息,则作战时间可以翻番,且不会产生严重的精神问题。“预防精神病学”,《美国陆军医疗部简报》,6卷5期(1946年11月),页493。爱国理想的幻灭也使战士的情绪易出问题。二战时,这个问题在空军特别严重,那里的实际情形和一般人对于空战罗曼蒂克的想象相差太多,使得许多年轻飞行员的心理落差很大。陆军查尔斯·米勒少校,“空军人员延缓的战斗反应”,《战争医学》,8卷4期(1944年10月),页256。最后,实际参与——而不只是旁观——施暴会大大增加严重精神问题发生的可能性。内奥米·布雷斯劳、格伦·戴维斯,“创伤后精神压力症:战时紧张性刺激的病原特征”,《美国精神病学杂志》,144卷5期(1987年5月),页578—583及雷切尔·耶胡达、斯蒂文·萨斯韦克、厄尔·吉勒,“接触暴力及越战老兵慢性创伤后精神压力症的严重程度”,《美国精神病学杂志》,149卷3期(1992年3月),页333—336。    
    


第八部分:医者于役医者于役 6

    一般认为,有两种人容易精神崩溃:懦夫和“女子气”的男人。许多随军卫生官员都认为之所以会发生心理崩溃,是懦弱的表现。建筑业工人统一工会,《塞珀·黑斯提斯案》(伦敦,1943),页3;“诈病”,《英国医学杂志》,1917年7月28日,页117;“战争抚恤金委员会代表与部长会议:1930年4月25日布里斯托尔会议纪要摘录”,收伦敦档案局PIN15/2946;查尔斯·米尔斯,《战斗疲劳症在法国1914—1918:据战地日记》(剑桥,1940),页51—53;托马斯·萨蒙,《英军精神疾病和战争恐惧症(“炮弹休克”)的护理与治疗》(纽约,1917);《精神健康》,1卷4期(1917年10月),页516;R。威廉姆森,“炮弹休克之后神经衰弱和精神衰弱的治疗”,《英国医学杂志》,1917年12月1日,页714。靠装疯买傻逃避战争的也大有人在。“前列兵某某”,《战争就是战争》(伦敦,1930),页97—98;J。哈钦森,“一名皇家爱尔兰步枪手的早年回忆,1917—1919”,1982年,页33,收北爱尔兰档案局D3804;《战争部“炸弹休克”调查委员会报告》(敕令书1734),下议院,1922年,Ⅻ卷,页43,威廉·布朗的证词;E。索萨德,《1914—1918年战争文献中589份病历里显现的炮弹休克和其他神经精神病学问题》(波士顿,1919),页103及643。请注意,有的定义把任何伪装疯癫的人也界定为是疯子:德·麦肯齐,《士兵无枪》(费城,1945),页30。爱德华·凯西就是一诈病老手,一战时靠假装战斗疲劳症竟推迟了服役。他介绍了医生是怎么给他施催眠术的:    
    我得告诉他枪炮齐发前发生的一切。我满嘴假话,他却把我的话一五一十记在本子上,还讲像我这样的病例正越来越多。爱德华·凯西,“格格不入的士兵”,页33,帝国战争博物馆藏。见我的打印稿(附介绍),乔安娜·伯克,《格格不入的士兵》(科克,1999)。    
    越战期间,有个叫“羚羊”海伍德·T。柯克兰的黑人步枪手在装疯后成功逃脱,荣归故里。海伍德·柯克兰,其访谈收华莱士·泰里,《血、血、血:黑人老兵越战口述实录》(纽约,1984),页104。    
    这样的作假者虽只是个例,但一般认为像炮弹休克这样的诊断给了“恐惧以受人尊敬的名声”,且会鼓励“胆小鬼不顾一切地”装病。洛德·莫兰,《勇气的解剖》(伦敦,1945),页186。正规部队的军官最痛恨这样的事。有“老手”曾对第4军某神经病学家说:“要是谁让战友失望,就该把他毙了。他要是个疯子,那再好不过!”H。威尔斯博士,“医学史脚注……一般方面:炮弹休克”,未注明日期,页2,利德尔收藏。随军医务人员深知,在部队里生病没准倒是好事。夸大症状甚至无中生有,或许能躲过危险的任务,甚至终止服役也未可知。见“前线地区一次精神病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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