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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向往部队，在那里，可以学我爱做的事。从小我就喜欢在树林里闲逛，打猎，捉迷藏。通过读书、看电视，我掌握了基本战法。虽然没出过远门，却连做梦也想着要上战场；并且一直倾心于此。艾伦·亨特，其访谈收格伦·爱德华滋，《越南：心内的战争》（南澳大利亚州，1992），页17。类似的例子，见无名越战老兵，受访于马可·贝克，《那片土地：亲历者眼中的越战》（伦敦，1982），页17及塞姆·格拉休，受访于雪利·迪克斯，《由越南到地狱：与创伤后精神压力症患者的访谈》（北卡罗来纳，1990），页118。
朗·科维奇在回忆录《生于七月四日》（1976）中，也提到精彩的战争影片。比如在电影《地狱归来》里，奥迪·墨菲为了居高临下地扫射德国鬼子，毫不迟疑地跳上一辆正在燃烧的坦克。“他太勇猛了，我看得热血沸腾，直希望站在上面的是自己，”科维奇写道。朗·科维奇，《生于七月四日》，1976年首版（埃尔兹伯里，1990），页42。几年后，他的这个愿望实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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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岁时就加入了海军陆战队的美国诗人威廉·D。艾尔哈特，在《参军辩》（1980）中也作如是观。他承认自己对战争有不切实际的期望。这种浮想来自于许多战士形象，既有屏幕上的，如约翰·韦恩、奥迪·墨菲、威廉·霍尔登，又有真实的人，如内森·黑尔、阿尔文·约克［1887—1964，美国一战英雄，曾率侦察兵奇袭德军，击毙20人，生擒132人，事迹曾拍成电影“中士约克”——译注］、埃迪·里肯巴克［1890—1973，一战美军王牌飞行员，共取得26次空战胜利——译注］。艾尔哈特的童年是在做轰炸机、战斗机的塑模和玩“牛仔追印第安人”的游戏中度过的。他儿时最珍爱的圣诞礼物是一支30毫米口径的塑料仿真机枪和一支使用火药纸的45毫米口径玩具自动手枪，后者的皮套盖上还有“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凹印。（“我当时特自豪，刚拿到手就跑出去拿给玛吉·斯特劳泽看，” 艾尔哈特后来回忆到。）二战美军凯旋的新闻片，他在近40年后仍然记忆犹新，同样难忘的还有儿时伙伴讲起各自“英雄”父亲时他的嫉妒之情。威廉·艾尔哈特，“参军辩”，《弗吉尼亚季评》，56卷1期（1980年冬季号），页26。
当时，业界对战争玩具投入巨大，艾尔哈特的回忆便可资证明。这一点，只要想想当时极度风靡、人称“绿色贝雷帽”的美军特种部队就可以了。60年代末，家长可以轻易买到绿色贝雷帽玩偶、唱片、连环画、泡泡糖、益智玩具和图书（大人也能看）。当时西尔兹商店的商品目录就记录着，只消10美元就可以买到包括机枪、步枪、手雷、雪地战靴、野战步话机和塑料士兵等在内的全套“特种部队基地”。在蒙哥马利·沃德名下的连锁店，圣诞时可以买到半价的特种部队制服，再添六英镑，还能得到一支AR15型步枪、一把手枪、一个可拉盖的军用手枪套和一顶绿色贝雷帽。对成人来说，不仅有绿色贝雷帽系列图书，还有大片可看，即《绿色贝雷帽》（1968）。唐纳德·邓肯，《新兵团》（伦敦，1967），页199。科维奇、艾尔哈特那一代人小时候都玩过机关枪和手榴弹，都视小兵模型为宝贝，小兵拿什么的都有，从手枪、火箭筒直到喷火器。每周六下午，科维奇和他的小伙伴们便会拿出装电池的塑料机枪、火药纸的玩具手枪，还有木棒，冲进村外的小树林，“先设埋伏，然后打冲锋，再就是拿下高地，如有人敢挡路，定叫他吞刺刀、吃枪弹”。完事后，他们会大步走出树林，“那架势，好像我们日后准能成为英雄似的”。朗·科维奇，《生于七月四日》，1976年首版（埃尔兹伯里，1990），页43。1962年，手枪玩具成了男孩们的最爱，仅在美国年销售额就超过了一亿美元。多萝西·巴克莱，“枪声背后”，《纽约时报杂志》，1962年7月22日，页47。这样，普通百姓就初识了各种武器，虽说谈不上专业，但打起仗来还真能派得上用场。
一旦征召入伍，这些事前想象的重要性就会立刻显现出来。军方也承认，要想打胜仗，煽动这些想象至关重要。在部队眼里，最好的战士一定是能够想见杀戮快感的那些人。事实上，军方曾频繁拨款，资助拍摄美化战争的电影。一战时，电影作为“现代”战争的新式武器初次登台。当时最重要的影片得属《索姆河战役》（1916）和《昂克尔河战役》（1916）。虽然这两部影片声称要表现英伦士兵为国赴死的豪情，但是实质不过是悄悄聚集在威灵顿宫的一些画匠、写手出于宣传目的的产物而已。上映第一周，就有数十万人争相观看。二战时，电影作为宣传机器在战争中扮演了更为重要的角色。一个美国的例子是当时颇受欢迎的《美国为什么要出兵》（1942），这部系列片共分七集，是美国陆军参谋部下令拍摄的，导演是弗兰克·卡普拉。该片嫁接了新闻片的一些镜头和敌军影片的片段，辅之以旁白与动画。与所有这类影片一样，它也严格地区分善恶。观看者不只是士兵，影片还在全国放映。越战期间，美国国防部又做了一批说教片，比如《为什么是越南？》（1965），就是为消灭越共而拍摄的。与二战时一样，这些影片不仅在军中放映，还组织大中学生观看。从这时起，国防部摒弃了二战时的好莱坞风格，不再追求戏剧效果，而是悄悄突出了人种学方面的内涵，重点也开始转向越南对美援的依赖，包括医药、教育、技术各方面。在《一场独特的战争》（1966）、《一个越南村庄的再生》（1967）等影片中，美国观众可以看到越南的乡村“生活”即景。拍给即将开赴越南的士兵看的影片要更刺激。在影片《你的越南军旅》（1970）中，旁白激起了观众，使他们直面战地情谊、军旅险恶与短兵相接的场景，比如一枚枚炸弹从B52轰炸机上扔下的炸弹的画面（炸弹顺次爆炸，正合背景爵士乐的节奏）。详细情形，见克劳迪娅·斯普林厄，“军事宣传：二战、越战期间的国防部电影一览”，《文化批评》，3期（1986年春季号），页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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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宣传片是训练体系的一部分。就像二战时拍摄的《拜坦》、《瓜达卡纳岛纪事》直到今天仍被军方用来激发人们的战争想象，打消疑虑，从一战到越战，情形也是如此。一名新兵在上战场前看了《索姆河战役》，他跟战友讲，看完电影他才知道此去之艰苦。他直言，“只凭想象的话，你一定满心糊涂。”罗兰·菲尔丁，《战地情书：法兰西、佛兰德，1915—1919》（伦敦，1929），信的落款是1916年9月5日，页109—110。有记录表明，二战中放映的《不列颠之战》（1944）曾让观者激动过一把，“看了真想杀了那帮狗娘养的”。卡尔·霍夫伦德、阿瑟·伦姆兹代恩、弗雷德·谢菲尔德，《测试大众传媒：卷三》（普林斯顿，1949），页93。当时的民意测验显示，看过《美国为什么要出兵》和美国陆军部每两周播映一次的新闻片的军人，要比没看的人更为亲战。海军霍华德·罗姆少校，“作为教育载体的电影业”，《心理健康杂志》，30期（1946年1月号），页9—20。关于用电影作训练手段，详见“随军精神病医生之于鼓舞士气”，1944年1月，页3，伦敦档案局公民来访接待处21/914。
早先战事的影像记录，尤其是美国西进运动中的冲突记录，也能增进人们对战争的认识。英国和澳大利亚（包括美国）的士兵都把自己想象成勇士，现代战争因而得以与历史上的冲突相连接，也负有了征服他族的使命，而且是以“文明开化”的名义。一战中，美军攻击机掠过胸墙，即有人比之以出入无形的北美印第安人：“即使费尼莫·库珀笔下的苏人、黑脚族人，也没有如此矫健身手，”罗伯特·威廉·麦凯纳如是说。罗伯特·麦凯纳，《透过帐门看去》，1919年首版（伦敦，1930），页87及89。二战中，最刚强的兵士常被赋予传奇色彩，好像当年追击印第安人的牛仔。勇武如阿瑟·沃默思上尉（他一人杀死上百日军，人谓“一人军”）者，自比为其父南达科他州牧场上的牧牛人。他坚持认为，跳进战壕时应“高叫，这样才像牛仔”。见于约翰·弗洛赫蒂，《勇气与光荣》（费城，1942），页34—59。当时有人描述从敌尸搜罗纪念物亲亵至极，或可“妆饰庞蒂亚克［1720？—1769，美国奥塔瓦印第安人酋长，1763—1765年间率部落联盟抗击占领五大湖区的英国人，史称“庞蒂亚克战争”——译注］的发绺”。比尔·斯蒂文斯，受访于玛丽·莫特利（编），《隐身兵：二战黑人士卒体验录》（底特律，1975），页78。类似例子，见是书埃迪·罗宾逊的访谈，页113—114及尤金·斯莱吉，《与老友在珀莱琉和冲绳的日子》（纽约，1990），页120。拿一份记录着600多部越战电影的名录，可证实“牛仔追印第安人”游戏重要性的例子俯拾即是，近的有《南国天使》（1988），片中主人公头戴牛仔帽，手舞套索；蒙塔格纳德人似印第安人般狂啸；摩托车手冲锋陷阵，如驭良驹；远的有20年前首映、约翰·韦恩主演的《绿色贝雷帽》。这完全是西部片的翻版，越共分子活脱就是印第安人，不过把“什么合法程序？只一颗子弹就能搞掂”换成了“越共无好人，死了的除外”。影片《小巨人》（1970）更是把越战径与西进中对印第安人的大屠杀相提并论。
整个越南好像成了印第安人的家园，在那里最为人景仰的莫过于有着“公爵”之称的约翰·韦恩。例见马可·贝克，《那片土地：亲历者眼中的越战》（伦敦，1982），页12及17；菲利普·卡普托，《战争流言》（伦敦，1977），页269；T。凯利，其访谈收奥托·雷拉克，《非是金戈铁马——海军陆战队在越南：口述实录》（堪萨斯，1992），页267；詹姆斯·琼斯，《惨淡的红标线》（纽约，1962），页242；朗·科维奇，《生于七月四日》，1976年首版（埃尔兹伯里，1990），卷首引语及页39，42—43，58及67。1971年7月，美国海军陆战队协会称他“最好地体现了‘美国人’一词的含义”。艾伦·艾勒兹，《约翰·韦恩与美国电影业》（伦敦，1976），页11。他成了影视圈最受欢迎的男演员，连王牌飞行员、海军上尉蓝迪·卡宁恩（他后来承认，击落越军米格战斗机是一种享受）也以自己的作战标记是“公爵”为豪，因为那已成了约翰·韦恩的代名词，其原因（据卡宁恩说）是“我尊崇他的美国信念”。蓝迪·卡宁恩，收卢·德伦多，《……击落米格：空战越南》（卡罗尔坦，1974），页47。看了约翰·韦恩主演的《硫黄岛岁月》（1949），菲利普·卡普托也想象自己杀上敌军滩头阵地的情形，后来他果真加入海军陆战队，并开赴越南。菲利普·卡普托，《战争流言》（伦敦，1977），页6。驻越美军中，效颦最甚的莫过于其特种部队，尽管约翰·韦恩那套二战中的进攻手段已不适应越南的游击战。连女性观众也深陷其中，不能自拔：如卡罗尔·麦卡琴就因为沉醉于约翰·韦恩的电影而加入了女子海军陆战队。彼得·索德伯格，《朝鲜战争中的海军陆战队女兵》（康涅狄格，1994），页3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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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说来，战士们透过想象的镜头来看待自己的征战经历，就不足为奇了。但实际情况总没有电影院中的图像如意。年方弱冠的澳大利亚军官加里·麦凯看到敌兵中弹的情形，甚至有点失望：“和电影、电视上不一样。那人中弹后根本没有大叫，只是嘟哝了一声就倒下去了，挡都挡不住，”他阴郁地说。加里·麦凯，《在好兵连：一个人的越战》（悉尼，1987），页162。更多的失望描述，见无名越战老兵，受访于马可·贝克，《那片土地：亲历者眼中的越战》（伦敦，1982），页50；朗·科维奇，《生于七月四日》，1976年首版（埃尔兹伯里，1990），页148—149；琼·奥普林格，《一个步枪排长的越南山地回忆》（北卡罗来纳，1993），页12—13。或者就像空军飞行员休·邓达斯承认的，他的初次战斗体验“想来就让人作呕”，与事先设想的完全不同。休·邓达斯，《起航：一空军飞行员的战争岁月》（伦敦，1988），页3。也有人稍安于现实与理想的差距：比如潜艇下沉时不就跟好莱坞电影里演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