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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面的杀戮-第3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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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部分:滔天罪恶滔天罪恶 8

    他还说这场屠杀对他来说根本不重要。虽然他也承认这“早已超出了文明的底线”,但他还是为自己的行动开脱说:    
    像我这代人,在1945年这场残忍莫名的近身肉战行将结束的当口,面对就是不知日内瓦公约为何物的敌人,我不曾迟疑过。即使我有过其他想法,替“日本鬼子”向施事者(这些人可是我的同志,他们帮了我们不少忙,我们也是)讨公道在我看来也是招人厌、甚至是可耻的。    
    他“不能想象”任何人会被控犯有战争罪——证据太难收集,或者根本找不着,施事者“不是什么大人物”,而且还是胜利者。要是有人试图批评杀害战俘的做法,弗雷泽会建议他“自己去前线试试,面对像日本那样的敌人,在类似的情况下……我倒要看看你会怎么反应。”他主要是想说,战场上的事只有行伍之人才有发言权。世上没有“法则”可以高过战士对情况的熟悉和他们的第一反应。乔治·弗雷泽,《驻扎在这里很安全:缅甸战事琐忆》(伦敦,1992),页ⅩⅥ,26,73,83,87,118,125—126及191—192。    
    只有“经历过”的人才有权评判别的战士的论调——而这些人是不会认为当事人有罪的——这已不新鲜。一名越战老兵曾对一名被诉杀害俘虏的战友说,“我们没人记得他杀过那人,他要是杀了我想我们会记住的。国内的鹰派也好鸽派也罢,在道德上总是安稳的,不像我们这些在越南卖命的人。”威廉·克兰代尔,“我们可以从冬季士兵调查吸取什么教训?”,《越南一代杂志:没人下车》,5卷(1994年3月),网上,页1。即如1946年出版的一份澳军训练备忘录,虽一方面谴责杀害俘虏的行为,另一方面也说:“从没见过自己的战友被打得血肉模糊、从未出生入死的人,又哪能作出判断呢?”陆军W。罗上尉,“投降准则”,《澳大利亚陆军训练备忘录》,44期(1946年10)月,页23。    
    这种知道同伴会“帮忙”的心理一直都有。在英、美、澳三国,从高级军官到士兵,对杀害平民和战俘都普遍持赞同态度。它甚至会带来一种自豪感,曾帮助训练北越连队的操练军士肯尼思·霍齐斯就深有此感,为他们在1968年3月那天的作为感到“高兴”,甚至还给自己邀功:    
    现在看他们都是好样的。但他们能进入美莱,圆满完成任务,我认为与他们受到的良好训练直接相关。操练军士肯尼思·霍齐斯,引自迈克尔·比尔顿、凯文·西姆斯,《在美莱的四小时:战争罪行及其后果》(伦敦,1992),页55。    
    对杀害平民和战俘最常见的观点是认为它虽让人憎恶,却是附加的、不可避免的战争行为。指挥官们认为许多战争规矩其实“没有必要”,而且也“不现实”,只会限制他们争胜。W。帕克斯少校,“敌对状态下的罪行:第一部分”,《海军陆战队报》(1976年8月),页21。他们倾向于“接受”暴行总是要发生的事实。一战时有名上校就承认:“我以前见过手下人施暴,以后也还会见到。既已激发、释放了这些人的兽性,就别指望在短时间内让他们收心。”无名陆军上校,引自T。皮姆教士、杰弗里·戈登教士,《两位随军牧师发自辟卡迪的日记书信》(伦敦,1917),页29—30。所有暴行都可以这样辩解,就是杀人越多,那被杀的可能性就越小,就像乔治·S。巴顿中将在1944年4月4日对妻子说的:“有些喜欢讨好上司的人说我们杀害了太多的战俘。但同样这些人却为我们杀死多得多的日本战俘而欢呼。在我看来,我们杀人越多,那牺牲的人就越少。但这些人不这么想。”巴顿,引自詹姆斯·温加特内尔,“比斯卡利大屠杀:巴顿和一桩美军战争罪行”,《历史学人》,52卷1期(1989年11月),页37。即使有士兵心有不安,希望这些暴行能引起上面关注,也没人听他们。比如(第1骑兵师的)比利·康韦就发现他的排副根本“就不想听”部下是怎么轮奸三名北越军队护士、然后是怎么把照明灯强塞进她们的阴道并点亮这些灯的。比利·康韦,其访谈收马克·莱恩,《美国人访谈录》(纽约,1970),页183。海军陆战队员埃德·特莱拉托拉也认为军队内部在暴力问题上存在着广泛的共谋。要是巡逻的时间比较长,他所在的部队常会溜进一座村庄,绑架一名妇女,然后施行轮奸。至于最后是放是杀,就要看兴致了。有一段时间,这成了他们每晚的必修课。特莱拉托拉也承认“村民会抗议”,“这时候,”他接着说,    
    高级军官会说,“嗯,那就先停一阵吧”,“至少与上次的间隔长一些。”但从没有人阻止我们。埃德·特莱拉托拉,其访谈收马克·莱恩,《美国人访谈录》(纽约,1970),页96。    
    


第六部分:滔天罪恶滔天罪恶 9

    虐待折磨和“战略了结”在游击和反革命活动中尤为常见;特种部队把自己刻意包装成世上最难缠、最无法无天、最具阳刚气的战士组合;他们经常单独行动或组成团结、高效的小分队,在脱离大部队指令体系的情况下完成任务;各组都争强好胜,又高度依赖、协同作战,这样即使有暴行发生也不会被暴露。杀害平民可以给游击队(和涉嫌帮助他们的人)以警告,这样游击队就会来寻仇。“细想一下,这不失为一个好战术”,1969年当有人征询某军官对美莱大屠杀的看法时,他回答说,“你要是把人吓坏了,他们就会躲着你……噢,我不是说我赞成这么做……但我想这么做的确很管用。”无名军官,1969年12月的访谈,引自爱德华·奥普顿,“这从未发生,再说也是他们活该”,收内维特·桑福德、克雷格·康斯托克(编),《邪恶的惩罚》(旧金山,1971),页65。要想煽动士兵杀人,这招也“很管用”。高级军官都知道,士兵在场下对俘虏越狠,上了前线才越会乐于进攻。而如果对他们进行惩罚,等轮到他们合法展示其攻击性的时候(在战场上),他们的表现反而会不尽如人意。场下的凶残是为日后的作战做准备。用詹姆斯·琼斯《惨淡的红标线》里的话来说就是,千万不能“挫伤他们的强硬做派”。这种做派“比是不是有几个日本战俘被揍或被杀要重要得多”。詹姆斯·琼斯,《惨淡的红标线》(纽约,1962),页302。战场上什么都是公平的。    
    征战之人也认识到,屠杀俘虏和平民或许真的是必要的。举一例来说,约翰·尤金·克龙比在温切斯特学院念了一半就加入了苏格兰高地兵团。1917年4月(他于一个月后战死)他写信给朋友,讲他们是怎么“肃清”敌人战壕的:把发烟炸弹扔进德军战壕,但因为长官不愿派人把战俘押到营地,所以只要有德国兵投降就立刻把他刺死。真要做起来实在骇人的很,克龙比想,虽然他也知道“从军事角度看,这很方便……是德国人挑起了这场战争,要想打败他们只有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甚至比他们还要狠”。约翰·克龙比上尉给一位不知名朋友的信,1917年3月3日,收劳伦斯·豪斯曼(编),《阵亡英军书信集》(伦敦,1930),页82—83。这样做不过是在“履行职责”,也成了广泛的共识。乔治·巴克,其访谈收格伦·爱德华滋,《越南:心中的战争》(南澳大利亚州,1992),页47。就算破坏规则也能得到大多数士兵的宽宥,在战场上    
    谁又有工夫去辩论那些形式上的细枝末节,行事的暴虐与否?喷火器、汽油弹、燃烧弹、石弓、毒桩——对那些陷于战争困境,每天要做上千个决定的人,别指望他们会按昆斯伯里侯爵[1844—1900,即约翰·肖尔托·道格拉斯爵士,英国运动家、体育赞助人,1867年创现代拳击的基本规则——译注]的那套规则行事。塞姆·达蒙,引自安顿·米勒,《曾经是苍鹰》(纽约,1968),页787—788。    
    实际在有些情况下,反倒有人教他们怎么样才能最有效地消灭俘虏。特种兵唐纳德·邓肯就曾上过一门叫“应对恶意审讯”的课,里面就有提到战俘的问题。就有益的方面说,战俘可以提供至关重要的信息,等他们把一切都招了再把他们放掉也有一定的宣传价值。甚至把战俘争取到反共阵营里来也不是没有可能(虽然可能性不大)。但生擒敌人的负面影响远比其正面效用来得大。他的“情报价值”还得和“俘虏他所带来的责任”(包括部队机动性的下降,食物和水等重要储备的共享以及必须派专人看守)相权衡才行。如果敌人知道投降就会被杀,那为了不被捕他们只会更顽强地反击。尽管如此,就地处决还是很重要。不忍心杀俘虏的人要加入特种部队“心理这关就过不去”,于是只有换岗。唐纳德·邓肯,《新兵团》(伦敦,1967),页160—161。据詹姆斯·亚当斯说,海军陆战队里也有类似的训练。他才21岁就已经被训练成冷面杀手了。他能背诵教官的指示:    
    至于受伤的敌人:“要是看见敌人的伤兵躺在地上,就别留活口。”手头要是有刺刀,就该俯下身,教官的原话是“砍下他的脑袋”或是“在他身上多戳几个窟窿”。詹姆斯·亚当斯,其访谈收马克·莱恩,《美国人访谈录》(纽约,1970),页131—132。    
    许多士兵都承认他们的教官说过“可以强暴妇女”,教他们碰到女俘虏怎样扒光她们的衣服,“让她们赤身裸体暴露在光天化日下”,然后“把尖棍或刺刀插进她们的阴道”。例见查克·奥南和吉米·罗伯森的证词,其访谈收马克·莱恩,《美国人访谈录》(纽约,1970),页28及60及丹尼尔·兰,《战争伤亡》(纽约,1969),页25—26。    
    有些士兵因曾参与过暴行而愧疚不已,也有人从中得到乐趣。吉米·罗伯森就曾后悔杀戮平民。当他决意放弃华盛顿特区舒适的生活去参军的时候,他才19岁。他被派往越南,一日,上级决定要夷平一座村庄,男、女、孩子一个也不留。约一年后,他略迟疑却痛苦地回忆了参与屠杀时自己的惊唳、心底一阵同情带来的恶魇,以及他无法自控、麻木地跟着大部队行动:    
    就像,你知道的,至少就我自己,嗯,我的目光正好落在一双眼睛上,女人的眼睛,而她——我也不知道,我看了,我是说,就在开枪前,对。你知道,我其实不想。我只想调脸走开。但有东西告诉我不能这么做。它告诉我不能,嗯,不能就这么不管其他人,不干了,等大家都开枪了,我也开了枪。吉米·罗伯森,其访谈收马克·莱恩,《美国人访谈录》(纽约,1970),页59。    
    


第六部分:滔天罪恶滔天罪恶 10

    但他的反应并非每个人都有。有人倒从暴行中获得了许多快感,特别是受害者如果“有一定地位”的话。地位最高的是“双料老手”(先奸后杀),其次是婴儿、成年妇女、老年男子,最后是战俘。一名士兵曾参与轮奸并杀害了一名越南“妓女”,他不仅描述说自己是在“做爱”,还兴高采烈地吹嘘这是他第一次“穿着靴子和女人做爱”。迈克尔·麦卡斯特,收“越南老兵反战”,《冬季士兵调查:探究美军战争罪行》(波士顿,1972),页29。21岁的查克·奥南回忆与他同在海军陆战队特种部队受训的士兵“喜欢”折磨、强暴、杀害俘虏:“许多人志愿到越南来。海军陆战队的中士把这里讲得天花乱坠——你知道,他们形容得特别恶心——到这儿来能杀人,能怎么怎么的。”海军陆战队员可以强暴妇女,“被当作吸引他们志愿来越南的法宝”。查克·奥南,其访谈收马克·莱恩,《美国人访谈录》(纽约,1970),页30。    
    正因为军方内部对某些暴行普遍认同,卡利的定罪才激怒了他们中的一些人。许多高级军官写信支持他,(而就在宣判的当天晚上)有数百名老兵在本宁要塞军事监狱的铁丝网外游行,高呼:“战争是地狱!放了卡利!”陆军威廉·卡利中尉,《尸数》(伦敦,1971),页10—12及汤姆·提德,《卡利:士兵还是杀手?》(纽约,1971),页130。“海外战争退伍军人协会”的全国领导人赫伯特·雷恩沃特闻讯大惊,召集记者说“每一次战争都有美莱这样的事发生。我们竟破天荒地审判了一个不过执行了自己任务的士兵。”赫伯特·雷恩沃特,引自“本宁要塞判决”,《新闻周刊》,1971年4月12日,页28。许多人认为卡利的上级应承担一部分的责任:山下奉文[1885—1946,日本大将,二战期间曾指挥马来亚战役,占领新加坡,后调任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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