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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636—644。1914年一战打响后的第一个圣诞节，德、英、法三国士兵间的“亲善”甚至成了神话，以致几乎所有士兵都宣称自己违抗了最高指挥部的命令，参与了这一活动。在以后几年，军方加强了控制，士兵们亲善的机会少了，他们甚至引以为憾事。比如在1916年的圣诞，杰拉尔德·丹尼斯就说自己
记不起在过去两年是否有过亲善活动。某种程度上，无人区两边的士兵其实是志趣相投的。我们彼此并不仇恨。大家都倒霉做了步兵，本该相隔铁网站着，不用担心有危险，然后握握手。这该多好！杰拉尔德·丹尼斯，“厨子的珍馐（1916—1918）”，1928年，页129，帝国战争博物馆藏。亲善的例子或见诺比·克拉克，“西线冷枪手”，页10，帝国战争博物馆藏及J。戴维，“致帝国战争博物馆馆长的信”，1969年7月20日，帝国战争博物馆藏。
亲善行为在宗教日最常发生，比如复活节和圣诞节，例见埃德温·贝特，“自传——第三卷：1914—1918”，页23—24，帝国战争博物馆藏。再就是有人受伤时（“两人相互搂着肩，就像情侣，”克利福德·尼克松写信给父亲说）。克利福德·尼克松，“一缕记忆”，页83，朗从法国致父书，1917年8月25日，帝国战争博物馆藏。另见M。比亚教士，“书信文件集”，落款1917年9月17日的信，帝国战争博物馆藏。当不得不端详自己就要杀死的敌人时，这种友善也会发生。塞西尔·H。考克斯就无法做到不动声色地杀人。在意大利北部某次战役中，上级命令他占领一座岛：
我看见一个年轻的德国兵向我这边走来，可就在这一刻却不忍心下手，于是垂下了枪。他见我这么做，也放下了枪，喊道“杀了我你到底能得什么好？我有（原文如此）不想杀你。”他和我一道往回走，还问我有吃的没有。那一刻我顿时宽慰了很多，随即把我的野战口粮和压缩饼干给了他。塞西尔·考克斯，“一战经历”，页2，帝国战争博物馆藏。
同性爱/恨
同性爱恋的产生在多大程度上有赖于暴力，论者仁者见仁，智者见智。W。斯泰克尔在其《施虐狂和受虐狂：仇恨和残暴的心理分析》（1953）中认为仇恨与性的快感有关：“人之所以残暴，是因为这一野蛮行为可以带来快感，”他写道。W。斯泰克尔，《施虐狂和受虐狂：仇恨和残暴的心理分析》，卷1（纽约，1953），页12及31—32。人类学家德里克·弗里曼1964年的时候注意到，目赌毁灭性行为或向别人施加痛苦时，人常会有快乐的表示（如大笑）。德里克·弗里曼，“从人类学角度看人的侵略性”，收J。卡锡、F。埃布灵（编），《侵略的自然历史》（伦敦，1964），页113。精神分析学家拉尔夫·R。格林森在1968年一次讲座中着重分析了人类应对暴力的多种方式：畏惧、内疚与兴奋、迷恋交织。拉尔夫·格林森，“暴力吸引人的地方”，收格林森，《关于爱、恨和美好生活》（麦迪逊，1992），页187—199，1968年作的讲座。近来，艾德里安·西泽在其《像男人一样去应对：苦难、性欲和战争诗人》（1993）中提出，鲁珀特·布鲁克、齐格弗里德·萨松、威尔弗雷德·欧文、罗伯特·格雷夫斯等诗人的战争经历与其潜在的施虐受虐症患间是有联系的，并声称这种反应在军人中较为普遍。西泽还质问，人类为什么得互相残杀“以表达对彼此的和婉、温情、体贴和关爱”？艾德里安·西泽，《像男人一样去应对：苦难、性欲和战争诗人》（曼彻斯特，1993），页234。
性的隐喻在战争叙事中反复出现，这使人们开始注意“杀戮欲”与“性欲”间的关系。到20世纪60年代，精神分析学已渗透到文学语言的每一个角落，以至在战争的小说化叙事中使用这种隐喻已成风尚。丹尼尔·福特的《发生在穆克瓦的一件小事》（1967）和约翰·卡罗尔的《象征士兵》（1983）中便有两个寻常例子（一个发生在美国，另一个在澳大利亚）。在福特的小说中，杀人就好像强奸，两名战士“像爱人般扭作一团”：
然后都倒下了……（史蒂芬）从枪套中拔出刺刀，插入查理的肋部。刺刀碰到了骨头还是什么东西，可怜的查理扭着身子，两脚乱踢，指甲撕扯史蒂芬的手……（史蒂芬）抽出刺刀，就要斩断查理的喉咙。血溅满了他的手。丹尼尔·福特，《发生在穆克瓦的一件小事》（伦敦，1967），页146。
卡罗尔写主人公切开一位老者喉咙后“宁静”的表情，同样充满暴力，不过重点不在插入而在高潮：
你可以看见萨维奇受到了极大的震颤，诧异于自己的行为——好像刚刚完成了一次美妙的交媾，仍想沉浸其中。没错，他满脸发光——那种纯粹的快感，只有性爱才能给予。约翰·卡罗尔，《象征士兵》（维多利亚，1983），页215—216。
第五部分：爱恨情仇爱恨情仇 6
在每一种文学体裁中，性爱和谋杀总是联系在一起，无论是乏味的军事书籍还是生动的自传文学。为地方军编写的训练手册《硬功夫》（1942）就正告读者，正如只有会“放纵”自己欲望的男人才是好情人，只有能毫无保留、充分释放仇恨的士兵摆弄起刺刀来才最得心应手。锡德尼·达菲尔德、安德鲁·G。埃利奥特，《硬功夫：致地方军成员及英国军队士兵》（伦敦，1942），页9，11及42。把性和死亡联系起来，不失为向没有见过流血却有窥淫癖的公众传递战斗激烈程度的好方法。菲利普·卡普托关于在越南一次进攻受挫“其痛苦堪与性高潮媲美”的记叙便常被引用。菲利普·卡普托，《战争流言》（伦敦，1977），页254。在其他战事中，士兵也有类似体验。举例来说，首批英国远征军的安东尼·S。欧文中尉描述了1943年一次让他胆战心惊的经历，当时有六架德国飞机对他进行俯冲爆炸，（在他看来）想置他于死地。据他说，等飞机飞走后，他在地上躺了半个小时：
我感觉就像刚交合过，那感觉既爽利又震撼。我汗流浃背，还想再来几次。身下的大地似乎在震动、在颤栗，周围的树似乎都还活着，轻摇的树枝抚慰着我，我想就此睡去。
处在性交后狂喜中的他一下无法入睡，直到把锡制的头盔罩在腹部，既保护了他的男性器官，又假充了女性在怀孕时的身形。安东尼·欧文，《步兵军官：琐忆》（伦敦，1943），页64—65。欧文没说他为何要锡头盔才能入睡。除非用钢盔将生殖器盖住，否则就睡不着觉的情况比较普遍，这是据“战争的心理方面讲座摘要……身体的部分和对士气的影响”，页14，收伦敦档案局公民来访接待处21/914（附件）。总之，士兵们对亲密关系是依恋的，这种关系既似“父爱”（讲求等级，给人以力量）也似“母爱”（鼓舞人心，给人以慰藉）。
仇恨
杀戮引发了许多强烈反应，包括爱欲。仇恨也常被认为是战斗的当然组成，被定义为“针对某人或某类人持久的攻击冲动……包括习惯性的怨恨和非难”。该定义来自乔治·奥尔波特的经典之作《偏见研究》（马萨诸塞，1979），页363，首版于1954年。许多历史学家、心理学家和军事理论家都认为，仇恨对于煽动杀欲及完成杀戮至关重要。罗伯特·黎贝尔（编），《战争与和平的心理学分析：敌人的面目》（纽约，1991）。也有不多的人反驳，例见约翰·巴勒德、厄利舍·麦克道尔，“仇恨和战斗行为”，《部队和社会》，17卷2期（1991年冬季），页229—241。有论者认为，伴随仇恨而生的快感是宣战的一大动因；也有人认为，人心中总有“少量挥之不去的恶感”须排遣——又有什么比战争更好的渠道呢？H。拉斯基教授，《德国人是人吗？答罗伯特·范西塔特爵士》（伦敦，1941），页2及刘易斯·理查森，“根深蒂固的国民仇恨及其对象的易变性”，《英国医疗心理学杂志》，22卷3期（1949），页167。连和平主义者也偏爱因恨而起的杀戮，因为“伤人不需要理由”的想法实在不能为他们所接受。E。艾伦教士，《作为个体职责的和平主义》（伦敦，1946），页21。军方倾向于认为仇恨对战场上的士兵是有益的，因此（下面要看到）有必要开发强化训练科目以激发仇恨心理。教士兵仇恨的必要性见陆军珀蒂·庞德少校，“自传”，出版地点不详（页20），帝国战争博物馆藏。许多专事研究战斗的心理学家证实了这一信念：坚持本能学说的理论家——尤其是心理学家威廉·麦克杜果的追随者——认为，仇恨是战斗中必然会产生的恐惧、厌恶、妄自菲薄等心理的重要排解渠道。叙述最清楚的见唐纳德·科尔，“‘本能扭曲’和‘战争恐惧症’”，《柳叶刀》，1918年8月10日，页168。在整个20世纪人们都相信，恶意的仇恨可以激发人的斗志，而这是驱除恐惧和忧虑（战斗力不高的主要原因）的最有效办法。威廉·霍金，《士气及其敌人》（纽黑文，1918），页161—162；陆军雷蒙德·索贝尔少校，“长期作战后的焦虑抑郁反应——‘老军士综合征’”，《美国陆军医疗部简报》，9卷，增刊（1949年11月），页143—144；陆军马丁·施泰因上尉，“神经官能症和集体诱因”，《美国陆军医疗部简报》，7卷3期（1947年3月），页317；战争部，《战场上的精神错乱，1951》（伦敦，1951），页7；陆军埃德温·怀恩斯坦少校、陆军加尔文·德雷尔中校，“对战斗引起的忧虑的动态研究”，《美国陆军医疗部简报》，9卷，增刊（1949年11月），页24。格雷戈里·齐布尔克在二战进行到一半时向美国精神病学协会指出，对死亡的恐惧可以通过对敌人的仇恨来减轻。实践也表明，有多少恐惧转为“离残杀只一步之遥的仇恨”，就有多少“士气”。因为这正是其核心因素：只有杀戮才能征服死亡。格雷戈里·齐布尔克，“对死亡的恐惧”，《精神分析季刊》，12期（1943），页474。同年，哥伦比亚大学的精神病学家伦纳德·西尔曼重申了其关于仇恨是改进战斗表现所必需的“心理动员”的有机组成的观点，是“给头脑准备的钢盔”。但自相矛盾的是，美国人如要与法西斯作战而自己又不能变为法西斯，就只能学会仇恨敌人。这样才能将其攻击冲动外化，投射到敌人身上。
第五部分：爱恨情仇爱恨情仇 7
战争中，哪方有更多的仇恨，就会成为最终的胜者。西尔曼感叹美国人不太会恨别人（他认为，美国人太过个人主义，非有教唆难以对别人产生仇恨），却坚持由政府出面进行宣传可以激发民众的仇恨。伦纳德·西尔曼，“对士气的精神病学研究”，《大脑神经混乱杂志》，97期（1943），页283—295及“士气”，《战争医学》，3卷5期（1943年5月），页498—502。另见C。罗杰森，“致奥尔巴尼D。尤恩·卡梅伦博士书，1940年7月18日”，《美国精神病学杂志》，97卷2期（1941），页970。在朝鲜战争中，旧金山军队医院的精神病学家约翰·J。麦伦上校也认为，仇恨可以麻木人害怕的神经，且可以使士兵转向敌人寻仇。与西尔曼一样，他也认为（因为其文化背景）要让美国人学会仇恨比较困难，但他坚持这种心理“绝对值得”灌输。约翰·麦伦，“朝鲜战争期间及战后部队中的精神病学问题”，《美国三军医疗杂志》，7卷5期（1956年5月），页721。
仇 恨 训 练
既然大家都认为仇恨对于激发“合适的”战斗行为很重要，军方采取各种方式来培养它也就不足为奇了。“缜密的”宣传、向士兵解释战争的目的、强调敌人的凶残本性都无法让他们产生持久的敌意：真正的仇恨是不理会道理的。而且士兵最讨厌集合“训话”：他们认为集体聚会是危险的，况且他们身心俱疲，简单罗列法西斯或共产主义的罪恶无法引起其兴趣，而且他们的思想都在打仗上，只会对这些老生常谈嗤之以鼻。赫伯特·施皮格尔，“精神病学在北非某步兵营”，收陆军哈尔·詹宁兹中将（编），《神经精神病学在二战中——卷二：海外战场》（华盛顿特区，1973），页121。
只有大强度训练才能让士兵学会仇恨。我们前面说过，在一战、二战（甚至）越战中，刺刀训练被广泛采用，以“唤醒士兵凶残的本能”。一战的情况，见陆军H。洛根上尉，“当前的军事训练”，《陆军季刊》，6卷（1923年4月），页72。但我们这里要考察的是另一种激发仇恨的方式。截至二战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