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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面的杀戮-第2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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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揪着一个德国军官的后领,一面还踢他。接着就掉下堑壕来,嘟哝了一句“在弹坑里找到这家伙的,正鸡奸呢”,就晕了过去。我们都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也不知道是该推选他拿维多利亚十字勋章呢,还是该把他送上军事法庭。所以才把他带到您这儿来。H。威尔斯博士,“医学史脚注……一般方面:炮弹休克”,第1条,页6,利德尔收藏。    
    心理学家约翰·T。麦克迪在一战结束时曾说,好士兵“应该多少天生是个屠夫,谁比他傻听谁的”。约翰·麦克迪,《战争恐惧症》(剑桥,1918),页129。从二战到越战,由骁勇士兵组成的精锐部队无一不把“牛仔”式的人物、出狱的少年犯和蹲过大牢的人作为征召目标。有人说过,“平时最能惹事的”打仗最在行。陆军伍泽尔·恩特中尉,其访谈收鲁迪·托默迪,《没有号角,也没有战鼓:朝鲜战争口述实录》(纽约,1993),页19;马克·莱恩,《美国人访谈录》(纽约,1970),页140;艾尔·桑托利,《生命的全部:三十三越战老兵口述实录》(纽约,1981),页201—202;希拉里·桑德斯,《绿色贝雷帽:突击队的传奇故事1940—1945》(伦敦,1949),页39;塞缪尔·斯托弗等,《美国大兵:适应部队生活,卷一》(普林斯顿,1949),页329。    
    对“坏小孩”冷嘲热讽是一回事,用科学论证战场英雄多出自变态、强迫性神经病患者、过失或预谋杀人犯、监狱假释出来的人,就是另一码事了。陆军E。福特少校,“战斗机轰炸机飞行员扶养中的原则及问题”,《战争医学》,8卷1期(1945年7月),页30;伊莱·金斯伯格、约翰·赫默、索尔·金斯伯格,《精神病学与军方用人政策:二战经验的重估》(纽约,1953),页18;陆军艾伯特·格拉斯上校、陆军卡尔文·德雷厄中校,“意大利战役(1944年3月1日—1945年5月2日),精神病学在师级部队”,收陆军哈尔·詹宁兹中将(编),《神经精神病学在二战中——卷二:海外战场》(华盛顿特区,1973),页396—397;罗伊·格林克、约翰·斯皮格尔,《千钧重担》(伦敦,1945),页12;阿瑟·海辛,“神经精神病学在空降师”,收陆军哈尔·詹宁兹中将(编),《神经精神病学在二战中——卷二:海外战场》(华盛顿特区,1973),页396—397;威廉·波特,“军事精神病学与选拔征兵制”,《战争医学》,1卷3期(1941年5月),页370;爱德华·斯特雷克、肯尼思·艾普尔,《精神病学与现代战争》(纽约,1945),页13。有精神疾患的战士很重要,公众应给予他们的服役以更高的奖偿,达拉斯·普拉特少校和亚伯拉罕·诺伊施塔特在1947年说。陆军达拉斯·普拉特少校、亚伯拉罕·诺伊施塔特,“患精神病士兵的战斗记录”,《美国陆军医疗部简报》,7卷9期(1947年9月),页809—811。精神病学家也曾试图软化他们的说辞,指出部队可以“好好利用有暴力倾向的精神病患者”,让他“爬出战壕,往前冲,收拾敌人”,然后再“传令嘉奖”,以示褒扬。威廉·波特,“军事精神病学与选拔征兵制”,《战争医学》,1卷3期(1941年5月),页370。另见艾伯特·格拉斯、弗朗西斯·赖安、阿迪·鲁宾、C。勒马纳、安东尼·塔克,“精神病预测和军队战斗力:第二部分”,《美国三军医疗杂志》,7卷11期(1956年11月),页1581—1582。把他们留在后方纵然危险(他们可能攻击别的士兵),关于其不利方面,例见陆军E。福特少校,“战斗机轰炸机飞行员扶养中的原则及问题”,《战争医学》,8卷1期(1945年7月),页30;陆军阿瑟·海克少校、陆军马文·普莱塞特中尉、陆军菲利普·格雷纳中尉,“服役训练期间的精神病问题”,《美国精神病学杂志》,99期(1942—1943年),页38—39;威廉·波特,“军事精神病学与选拔征兵制”,《战争医学》,1卷3期(1941年5月),页370。但只要让他们在前线,就算控制住了一帮铁面杀手。    
    


第四部分:英雄背后英雄背后 6

    重度精神病与骁勇善战间为何存在正相关,论者莫衷一是。最常见的解释是:害怕自己会在压力下“崩溃”的人,一定会试着消减这种威胁,一有机会即当“孤注一掷”,于是英雄壮举就产生了。S。温伯格,“战争恐惧症”,《美国社会学杂志》,51卷5期(1946年3月),页472。有的论者没有这么温和。他们认为,最好的战士一定是充满敌意,心神不定,反复无常,把儿时英雄主义幻想付诸实践的人——换言之,幸亏战场上的杀戮行为得到了社会的认可,否则他们迟早会进监狱。费利克斯·多伊奇,“平民的战争恐惧症及其治疗”,《精神分析季刊》,13期(1944),页302—303;伊莱·金斯伯格、约翰·赫默、索尔·金斯伯格,《精神病学与军方用人政策:二战经验的重估》(纽约,1953),页24;布莱尔·斯帕克斯、奥利弗·尼斯,“战机驾驶员的精神病检查”,《美国三军医疗杂志》,7卷6期(1956年6月),页815。局促不安已经算好的,要不就是既愤世又自恋,总是想望周围事物如己所愿,外界环境稍有担待就以古怪的行为相向。陆军阿瑟·海克少校、陆军马文·普莱塞特中尉、陆军菲利普·格雷纳中尉,“服役训练期间的精神病问题”,《美国精神病学杂志》,99期(1942—1943年),页38—39。    
    有的解释更为负面:有些精神病学家竟声称,他们见过的最好的士兵都是同性恋。军队的规矩是,凡同性恋者无论战绩如何一律开除。在这种情况下提出平常人无意亦可能成为同性恋,就不能不让人忧虑了。有士兵利用禁止同性恋的法令得以脱离军队,这已成共识:越战中的例子,见陆军富兰克林·琼斯少校,“某师随军精神病医越南经历”,《军队医学》,132卷12期(1967年12月),页1003。关于曾考虑或确实有过此举以逃脱军队的士兵,见约翰·艾博特的访谈,收斯塔兹·特克尔,《“正义之战”:二战口述实录》(伦敦,1985),页167。1915年时,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门徒、精神分析学在英国的传播者欧内斯特·琼斯提请公众注意,在参军决定的背后,性欲的“暗中推动作用”未可忽视。这些本能的冲动包括“痴迷惨状而不能自拔”和“因同性恋倾向而向往男性聚集的地方”。欧内斯特·琼斯,“战争与个人心理学”,《社会学评论》,8卷(1915),页177。另见普赖恩斯·霍普金斯,《社会运动的心理特点:从精神分析角度看社会》(伦敦,1938),页119。至二战,对同性恋情及战斗力高下的勾勒已成显学。1936年3月,R。E。马尼基勒尔在牛津大学人类学会宣读了论文,指出“潜想的同性性欲”后果有二:抑之于内则会在关键时刻为了战友而牺牲自己,发之于外则会让人变成杀手。前者认同源自父母的无意识景象中好的部分;后者则向其坏处取齐。战时,其好处是显而易见的。R。马尼基勒尔,“战争走向:从心理学切入”,《英国医疗心理学杂志》,16卷3期(1937),页235。查尔斯·贝尔格曾在《英国医护心理学杂志》(1942)上撰文,猜想战争是否是“这种无意识心理图景的戏剧化——不过以同性恋的形态表现出来……是与男性而非女性的感情对撞(或高潮)”。查尔斯·贝尔格,“战争恐惧症的临床分析记录”,《英国医疗心理学杂志》,19卷2期(1942),页185。持同样见解的还有弗雷德里克·艾伦,“同性恋与个体差别问题”,《美国行为精神病学杂志》,10卷(1940),页129—135。用1942年12月加入美国海军陆战队的一名超级同性恋的话来说就是:“要是不能爱,就只有恨。要是不许表露爱意,就给他们暴力看。”泰德·艾伦比的访谈,收斯塔兹·特克尔,《“正义之战”:二战口述实录》(伦敦,1985),页179—181。    
    但并非所有同性恋者都会成为战争英雄。对哪种同性恋者最可能成就壮举的最详尽刻画来自《英国医护心理学杂志》1942年刊载的一篇文章。该文作者查尔斯·安德森(精神病学家,供职于沃恩克利夫神经病学中心)区分了主动同性恋者和被动同性恋者。前者符合军方向外发泄敌对心理的要求,适应部队生活应该不成问题。他们甚至不用掩饰自己的攻击欲:只要把攻击对象从战友转到敌人即可。对大多数主动同性恋者来说,这不难做到,“他们常怀恨在心,想毁灭其‘对象’,因为在他眼里敌即是友,友即是敌”。主动同性恋者只有在罪感冲破自持时(更多是无事可做,这时只有转向周围的人寻求满足)才会精神崩溃。与之相比,被动同性恋者因为攻击欲的外化与其性情不符,处境要艰难得多。在这种情况下,被动同性恋者“得完成某种心理转变,由发泄的对象变成主体”。战斗中,他们容易身不由己地成为攻击的客体而不是主体。一般情况下,他们无法承受紧张的积累,只有在焦虑性神经症中寻求释放,要不就“在动物般的恐慌中”向敌人投降。查尔斯·安德森,“关于某些对战争有意识及无意识的同性恋反应”,《英国医疗心理学杂志》,20卷2期(1945),页162及172。被动同性恋者和有同性恋倾向而不自觉的士兵最难适应部队生活。伊莱·金斯伯格、约翰·赫默、索尔·金斯伯格,《精神病学与军方用人政策:二战经验的重估》(纽约,1953),页19及伊丽莎白·罗森伯格,“临床经验对战争恐惧症精神病理分析的贡献”,《精神分析国际学刊》,24卷(1943),页32—41。但正如安德森在1945年提出的,“治愈”同性恋患者(哪怕他们主动求医)几乎就无可能,因为他们早已“泰然”接受了同性恋的事实,视之为自己“性格气质的一部分”,所希望的不过是免于集体敌意的保护罢了。查尔斯·安德森,“关于某些对战争有意识及无意识的同性恋反应”,《英国医疗心理学杂志》,20卷2期(1945),页163及173—174。    
    


第四部分:英雄背后英雄背后 7

    种 族 因 素    
    断言精神病人和同性恋者在战场上定会英勇无比,其影响说大不大,说小也不小。辨识优秀战士最常用的指标要算“科学人种优劣论”。认为不同民族或地理大区各有其性格特点的想法由来已久。大卫·休谟在其《论国民性格》(1741—1742年)中写道:“有识之士……皆承认,不同民族各有其风俗,有些性格乃一国独有,其邻邦亦无”。大卫·休谟,“论国民性格”(1741—1742年),收《道德、政治和文学随笔集》(牛津,1963),页202。时人认为,自然环境必对一国国民“融会各种族”而形成的秉性有影响。“人口稀疏及其日常经营”必会影响其性情。“(一国)习性的总和”即是其国民性。欧内斯特·巴克,《国民性格及其成因》(伦敦,1927),页140。    
    这些主张用于战争,当然会受到军事顾问的欢迎。出生在爱尔兰利么瑞克的记者迈克尔·麦克多1917年时总结道:    
    不同国家有不同的士兵,每一国士兵各有其特点。军队作为一个整体,必然是其国家的代表,也只能是其国家的代表,所以从他们战场上的表现……定然可以看出其民族是否尚武。迈克尔·麦克多,《爱尔兰人在索姆河》(伦敦,1917),页57。    
    若把战争比作游戏,则必定“按玩家各异的国民性”来进行。迈克尔·麦克多,《前线的爱尔兰人》(伦敦,1916),页124。辨认不同种族的特质方便了军事战略家选派不同的人做不同的事,负责宣传的人也可以利用“盟军士兵不同组合在敌人心中造成的幻想恐慌”(如“凶猛的波兰人、捷克人、廓尔喀人和苏格兰高地人”)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心理战部分原则”,1944年5月,页4,收伦敦档案局之战争部241/3。在本书探讨的三次大战中,就有一些种群据说特别骁勇善战。比如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的士卒就以残忍闻名。例见罗伯特·格雷夫斯,《向一切告别》,1929年首版(伦敦,1977),页164。斐济岛民据说因为“久居蛮荒之地,野性十足”而适合在太平洋作战。H。普赖迪,《椰树广场的战争:守卫南太平洋岛国基地》(惠灵顿,1945),页46及128—130。苏格兰人勇武超群、凡战必胜的印象直到上世纪70年代还存留在人们心中。谢尔弗德·比德韦尔,《现代战争研究:战士、战具与战术》(伦敦,1973),页146。另见弗雷德里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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