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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泳构成的“三大运动”，简单而又酸甜兼备的日常生活，以穿戴、打群架、烟酒“享受”构成的当年“时尚”。书中没有正面记载惊心动魄的历史事件，而是把当年“小人国”里面的种种“风情”、甚至是有点难登大雅之堂的“鸡零狗碎”，细细地拣选出来，以散淡而优美的文笔，串连成别具特色的“少年社会实录”。它依靠细节的挖掘、精妙的点评，令人遐思不已。
单说《红底金字》的封面设计，就颇具匠心。以“毛体”书写的四个金字，题压在以红色为基调、间有黑色相杂的混沌世界之上，太容易使人联想到“红卫兵”袖章、特定年代的“红色恐怖”、令人敬畏的城墙。它在纷乱、浮躁之中，隐现着一种说不清、道不明却无处不在的“皇家威严”。《红底金字》尽管不是小说，但它以“京味”语言书写京城的世俗生活，从这个意义上说来，它与老舍、邓友梅、刘心武、王朔的京味小说，有异曲同工之妙。作者在《序》中开篇明义：“北京孩子没多大出息”，如果有谁认为这是一种“谦虚”，那就“上当”了；请看下文：“北京孩子较少‘于连性格’，说得直白一点，是北京孩子散淡”。何谓“散淡”？是不屑于苟苟钻营，是淡泊名利。在当下，难道不是一种美德？所以，作者的开篇自白，即便不是“自诩”，也是潜藏着自得的“自嘲”。北京人有资格自豪、乃至于自傲。即便是在全国大乱的年月，身在北京也可以享受“外地人”所不具备的“待遇”，至少“优越感”是存在的。譬如说，外地的“红卫兵”为了到北京接受“红太阳”的检阅，是要远行千万里的，而北京的孩子则可以安享地利之便。至于书中所说到的，在重大节日，几十万的北京孩子要在广场充当“组字”的人山人海；外国元首来访，从机场到国宾馆几十里的“夹道欢迎”，也要由孩子们来扮演“迎宾”的角色。为了完成这些“政治任务”，当年参与其事的孩子们，现在说起来必定是感叹“太不值了”！然而回想当年，外地的孩子想要获此“殊荣”《或用现在的话来说“受那罪”），那是绝不可能的。生活在京城，你会身不由己地多听到一些什么；多想到一些什么，所以北京人的言谈无意间多了一点政治色彩。如果有意于让地域性、群体性的回忆录，多承荷一些社会意义，北京显然是？首善之地”。又譬如，书中多次讲到的胡同、大院以及发生在其中的故事，也是北京独特地域文化的体现。
因此，《红底金字》首先吸引的读者群，应该是现在50岁上下的北京人。这些被称之为当今社会“中坚”的人群，突然发现这样一部以他们的青少年生涯为记录实体的著作，一定是“眼前一亮”，阅读的过程就是怀旧的心理路程。我的妻子就是生在北京长在北京的人，我携带《红底金字》回家，她一看到书名，就毫不客气地一把抢走“我先看”。她几乎用了一个通宵看完此书，说了一句：“写的有点意思”。随后补充了一句：“里面说的孩子们干的事，我差不多都干过。”眉宇间竟然流露出少见的羞涩和自豪。我吃惊了：“一个女孩子？”回答是：“你以为怎么着？‘文革’最乱的时候，我们一个单元楼的人家，大人不是被关押审查了，就是忙于造反去了，十多个孩子都没有人看管。那会儿我下楼，根本不是走，而是骑在楼梯扶手上一路滑下来！拐弯绝对没有问题，技巧高明极了！”我只有目瞪口呆的份了！她意犹未尽，再次补充：“说到‘打群架’，有个问题书中没有说透：最常见的‘打群架’，是发生在大院孩子与胡同孩子之间。不同阶层之间的矛盾，在孩子身上都看得出来。”老天！紧急打住！再说“阶级分析法”就要出来了！
《红底金字》的“京味”属性是明显可见的，但是，生活在其他省区的同龄人，也完全可以从书中寻找到自己的影子，也就有理由成为本书的“铁杆”读者。即以本人而言，直到1978年考取中国人民大学之前，我一直生活在山东省胶东半岛的一个农村，当时对北京和北京人是只有向往而没有了解的。但是，现在的我同样对《红底金字》的内容充满了强烈的“认同感”。追寻原因，大概有两个：其一，个人感情因素。我与作者刘仰东以及活跃于书中的黄新原、邢东田等人都是多年好友，看着他们由一部《红底金字》而“进入”历史载录，真是感慨良多。探寻他们孩提时代的点点滴滴，甚至想去发现当年他们“玩坏”的“劣迹”，也是我阅读的“动力”。其二，应该是更为重要的原因，我与书中多数主人公的年岁相当，我们有着大致相同的经历，心灵深处有着共同的时代烙印，这足以使我们跨越地域的分野而灵犀相通。书中所框定的年代，包含了一段历史上的荒唐时期。北京孩子们所身历目睹的苦难，包括心理创伤，生活在其它地区的孩子们也无法幸免。“斗校长”一节，说到月坛中学的女校长在被剃了“阴阳头”之后，唱着“语录歌”，从学校的楼顶上跳楼自杀。我读到此处，记忆立刻被牵回了“文革”初期。我当时是山东偏远农村四、五年级的小学生。村头有一所中学，不懂世情的初中生们响应号召而“造反”了，将校长和教导主任双双批斗。教导主任不堪人格的羞辱，会后就在操场旁边的树上上吊自杀了。消息传开，我随着人群跑到那里，死者的惨状，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中。多年之后，还有知情者以惋惜的口吻告诉我：“那位教导主任，教古文，讲得好极了！”北京的女校长、山东偏远农村中学的教导主任，不约而同走上了黄泉路。“文革”期间，全国有多少老师在自己学生的“革命”冲击之下而死于非命！暂且不说谁应该为此而负责任，《红底金字》把此类现象如实记录下来，就是在保留“信史”的一个侧面。它既是北京的，也是全国的。但愿我们这个民族不要患上健忘症才好；但愿我们还有揭开疮疤看从前的勇气！是否可以把《红底金字》视为孩子们的“文革”博物馆？让我们时常到此巡礼、反省！
《红底金字》固然可以视为一幅色彩斑斓的世俗风情画卷，但是，我在展读之际，感受最深的却是：沉重！尽管作者尽量用轻松、调侃的笔调记事，而历史的沉重实在是无法用语言来掩饰的。孩子是什么？我们听到的优美赞语不知有多少：花朵、宝贝、豆蔻年华、青梅竹马、英俊少年、二八佳人、祖国的希望、人类的明天……而我们通过《红底金字》所看到的孩子们，是面对着怎样的环境？品味着怎样的人生？展现着怎样的人性？鲁迅先生若在，是否一定发出那声呼喊“救救孩子！”
让我们看一下出现在古代文学作品中孩子的形象。“煮茶童子闲胜我，犹得依时把磬敲。”（杜荀鹤《赠元上人》）“童子念经深竹里，猕猴拾虱夕阳中。”（贯休《山居诗》）“松下问童子，言师采药去。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贾岛《寻隐者不遇》）“炉烟消尽寒灯晦，童子开门雪满松。”（李商隐《忆住一师》）“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杜牧《清明》）“造物何如童子戏，写真聊发使君闲。”（苏轼《和人假山》）这些活跃在唐宋诗作名篇中的孩子们，与天真烂漫、田园牧歌、乃至于闲散雅致融为一体。本来，这才是应该属于他们的生活。
在阅读《红底金字》之后，于有意无意之间，翻检唐诗，顿悟以下三首诗作之妙。白居易在年满五十岁时，有《寄山僧》之作，感叹“白首谁能住，青山自不归。百千万劫障，四十九年非。”孔子曾经有“五十而知天命”之说，白居易的通脱潇洒，可以算是真正“知天命”者。不过，还想说一句添堵的话：四十九年皆为非，五十之后又如何？至于那些从来不敢说自己有“非”的人们，实在应该细读《红底金字》。朱元《迎孙刺史》一诗借“童子”的“代际转换”之速，道出了时光无情，“今朝竹马诸童子，尽是当时竹马孙。”此句最切合现在的语境了——《红底金字》当中的孩子，现在已经是为人父母了，人生几何！《红底金字》让我们这一代人，阅读了自己的童年，引发的回忆已经是五味杂陈；那么，假设当着我们这一代人真的步入耄耋之年，其中又有人要提笔撰写传统型的回忆录之时，我们的青壮年生涯是在什么样的环境中度过？我们除了不得不应对环境而首先求得生存之外，又留下了什么值得后人敬重的一点东西？“他年白首当人问，将底言谈对后生？”唐代诗人齐己在《戒小师》一诗中的诘问，几乎是当头棒喝了。为了避免将来的尴尬，还是尽量做点事情吧——以前的那个时代，我们是孩子；而现在，我们不再是孩子了。为了让我们的儿孙不再承受本来不应该承受的迷茫、困惑与羞辱，我们确实有着一份责任。
作者以轻松之笔写就的书，怎么我越读越累了？是我把书读错了？还是读出了个中真趣？于恍惚之间，恰恰听得流行歌曲自窗外传来：“我不知道！”
（《红底金字》，刘仰东著，中国青年出版社2005年2月版，22．00元）
终于读到了赵清阁传
■ 陈学勇
众多现代女作家中，论文学业绩赵清阁算不上非常突出的一位，但她富于个性。她于小说、散文、剧本、诗歌（包括旧体诗词）等文体，都有相当分量的作品，其中剧本又以改编《红楼梦》著称（有《红楼梦话剧集》），还创作多部电影剧本。如此全能的女作家不多。赵清阁还兼写评论，出版过《抗战编剧方法论》等多部专著，这在女性作家里尤为少见。几乎与写作并行，她编辑过许多报刊和丛书，其中《女子月刊》《弹花》杂志颇具影响。她的编辑成就实在不亚于创作，其他女作家的编辑成就，鲜有与之匹敌者。她出身于著名的上海美专，先后得刘海粟、齐白石亲授。这么一位多才多艺的女作家，当今对于她的研究太过冷淡，不少女作家走马灯似地得到世人瞩目，赵清阁却总在视野之外。赵清阁曾为那么多作家写下充满感情的文章，单她写过的女作家就有冰心、苏雪林、白薇、凌叔华、方令孺、谢冰莹、陆晶清、安娥、王莹、沉樱、凤子、玉君、许广平、陆小曼等十多位。然而，同辈同行记述赵清阁生前身后的文章很少，只是作为文化名人，媒体对她有些一时一事的采访报道。因此，对于赵清阁生平，不仅一般读者十分隔膜，就是专业学者亦知之甚少，有的竟闻所未闻。此刻读到张彦林先生撰写的传记《锦心秀女赵清阁》，我的欣喜当然不言而喻。
这本传记第一次勾勒出赵清阁人生轨迹。女作家童年岁月里的青梅竹马；少女时代抗婚而初涉文坛；成长为作家闯入上海滩艰难谋生；抗战爆发后叱咤风云于文化战线；建国前夕不无苦恼但勤奋不怠；社会主义阶段与众多时贤亲切交往等等，都描述得生动感人。其中客居北碚，主编《弹花》，得傅抱石赠画，与邓颖超相见恨晚，劝陆小曼振作有为，无不是精彩笔墨。作者张彦林君与赵清阁同籍，张君藉此地域之便，发掘了许多赵清阁家世材料，很是难得；多方搜求，钩沉了一批湮没于文海的赵的早年文字，亦值得称道。譬如，赵清阁虽可称诗人，可是今日读者极难读到她的新诗作品，传里引录了四首三十年代诗作，尽管不能说如何优秀，但有助全面了解赵清阁的文学业绩，更有助窥视赵当年心路历程。与此类似，传里披露了为数可观的赵清阁与亲友往来信函，同样是帮助人们认识这位女作家的难得文献。多方面看来，张彦林君的赵传颇具史料价值，为学界深入研究赵清阁提供了坚实基础。
值得特别一说的是，传记正面记述了赵清阁与老舍的亲密过从。他俩的过从长久以来为文化圈内人津津乐道，却由于种种原因，几乎不见载于文字。凡述及他俩交往的文章，包括赵清阁本人文章，均不无顾忌地止步于一般友情。此传记大胆越过雷池，列专章“桃李春风是一家”记述赵清阁与老舍超乎寻常的情谊。（《春风桃李》是两人合写的名剧，在抗战后方轰动一时）老舍致赵清阁的几封信，抬头非称“清弟”即称“清阁”，关系显然十分亲密。传里记述，“赵清阁常把别人写老舍的文章剪贴下来，以寄托她对老舍的怀念，在（她）诸多怀人文章中总是有关于老舍的内容。”又写到，“听说老舍给赵清阁的信件有百余封！但赵清阁在生前给毁掉了……”张彦林君如此秉笔直书，颇得史家传统，终于打破两位作家研究中的这一禁区。
赵清阁的传记材料既少且散，她本人生前又一直谢绝为她作传，要充分记述赵清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