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册子。车先生的客厅成了当时成都青年爱国分子高谈阔论和交换书刊的地方。1936年我的思想由“实业救国”改变为“政治救国”，决定改变学习专业，由华西大学的数学系改为四川大学的政治经济系。从这时起，我先参加民族解放先锋队，后参加共产党，同时，又在车耀先先生的指导下，参加编辑刊物报纸，走上了职业革命者的道路。
由此可见，书刊报纸对我的影响是很大的。我一生爱读书、爱惜书、爱买书。现在，我已经九十岁了，不能不考虑以后的事情。我没有什么遗产留下来，唯一有价值的遗物就是这一大批书，所以我把这些书捐赠给内江图书馆，我信赖内江图书馆的同志们，一定能使这批书发挥应有的作用。
最后说一点，就是希望图书馆的同志们重视自己的工作，热爱自己的工作，使内江图书馆成为一个作用很大的图书馆。
我就说这些，谢谢大家！
大学者的大学问
■ 王 路
金岳霖先生的《论道》《知识论》和《逻辑》构成了他的哲学体系，涵盖本体论、认识论和逻辑三大领域。以此金先生也成为我国哲学界的一代宗师。最近读“金岳霖年表”（《金岳霖思想研究》，刘培育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特别留心了金先生的学术历程，却从几件平凡的事情产生一些疑问。事情早就知道了，问题却是新的。想想还是挺有意思的。
“年表”说：1922年金先生接触了罗素的《数学原理》，该书对金先生影响很大；1924年金先生在巴黎街头参与了一场争论，由此便引起对逻辑学的兴趣。
这似乎表明，金先生是从1922年开始学习逻辑的，但是真正对逻辑感兴趣却是在1924年。罗素的逻辑是由符号表达的公理系统，街头辩论是各持己见，争论不休，二者风马牛不相及。难道金先生正经地学习逻辑并没有对逻辑产生兴趣，倒是街头的辩论使他有了对逻辑的兴趣吗？金先生从街头辩论而对逻辑发生兴趣的故事我听过多次，“年表”大概也是根据这个故事而写的。金先生在回忆中曾谈到这个故事。他自己的说法是：街头辩论的人“好像都提到了逻辑”，而他“不知道逻辑是什么”，“可是，不久就同逻辑干上了”。显然，他并没有说街头辩论引起了他对逻辑的兴趣。不过，他的说法似乎难以使人相信他在此前学过罗素的逻辑。也许，金先生从罗素的《数学原理》只是知道了有那样一种东西，并没有深入学习？倒是街头的辩论使他回过头来学习以前曾经接触过的逻辑？学院里的逻辑和街头辩论中隐含的逻辑是根本不同的。金先生在中国做的逻辑主要是学院里的逻辑，尽管后来也写过普及读物。不过，在从事逻辑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之初，从不知道逻辑是什么到同逻辑干上了，其间难道不会还有些什么东西吗？
“年表”说：1926年，金先生受聘于清华大学接替赵元任先生讲逻辑，并于同年创办清华大学哲学系，任教授兼系主任。
32岁的金先生大概可以有一万个理由到清华来讲逻辑和搞哲学，但是清华大学到底有什么理由会请他来讲逻辑？又凭什么让他来创办哲学系？金先生的文凭是政治学博士，此前在中国大学讲授英文和英国史，没有逻辑著作，甚至连一篇逻辑论文也没有。用今天的话说，他在应聘的硬件方面是根本不合格的。难道就是因为当年国内学界水平低，只要是在国外拿个学位回来就了不得了吗？从金先生后来的发展来看，显然不是这样。因为他是当之无愧的。那么，在没有硬件评判的情况下，又是以什么为依据呢？我猜想，这里大概有一个学术共同体认同的问题。在当时，金先生在逻辑和哲学方面所表现出来的能力和水平，虽然没有见之于文字，但是在那个不大的学术圈内很可能有口皆碑。当时的清华大学只有基于这种学术共同体的认同，才有可能去聘任金先生，如果不是这样，清华哲学系能有后来的辉煌，只能说是凭的运气。今天评判标准已经物化和量化，教授、博导、委员、主任、长等等头衔不可或缺，专著、文章，甚至字数等等也是考量的重要因素。不能说人们完全忽视学术共同体的认同，但是它至少已经不是考虑的必要因素。也许是习惯了今天的这一套，我才会对金先生的这一经历提出疑问。当然，这样的疑问本身在今天也许根本就是不合时宜的。
“年表”说：金先生1927年发表文章“序”。1931年去哈佛大学专门学习一年逻辑。1936年出版《逻辑》一书。
“序”是金先生第一篇与逻辑相关的文章。《逻辑》则是金先生第一部著作。在“序”中，金先生探讨了什么是逻辑，论述了逻辑与其他学科的关系，而在《逻辑》中，他介绍了传统逻辑的对当方阵及其推理和三段论，也介绍了罗素的逻辑系统，并分别对它们进行了评价。从1922年接触罗素的逻辑到写出第一篇与逻辑相关的论文，金先生用了5年的时间，而到出版第一部逻辑专著，尽管是教材，他用了14年。这些数字本身是枯燥的，但是它们记载了金先生的学术历程，似乎就不会是那样简单。
今天研究生毕业要满足的要求之一是发表一定数量的论文。理工科我不懂，文科的面很宽，许多也说不清楚。仅就哲学而言，怎么也觉得这一要求是有问题的。那么多文献，需要多少时间才能读完呢？没有文献基础，又怎样写论文呢？对照金先生，不管个人的知识背景，也不说个人的聪明才智，单论时间，一篇论文至少也需要5年吧！我总对学生说我同情他们的处境，因为我内心里知道，这样充数写出来的哲学文章是没有任何意义的，这种做法也是培养不出像金先生这样的大学者的。我们的教育确实不是为了培养大学者的。但是，作为一种教育制度，难道本身不应该为造就大学者保留一些空间和提供一定的可能性吗？
今天，如果没有一本专著，要当哲学教授大概想都不要想。金先生从博士毕业到出版第一部专著用了16年的时间，而且这部专著并不是他的博士论文的修订，而是与博士论文没有任何关系。这一时间跨度可以换算为：本科＋硕士＋博士十六年。也就是说，金先生没有写出专著就当了教授，而在当上教授之后也是十多年没有专著。是金先生已经当上了教授，没有职称的压力，而有些养尊处优吗？是金先生兴趣广泛，精力分散，而把时间荒废了吗？熟悉金先生的人都知道，他几十年如一日，每天上午在自己的书房里读书写作，别人是不能去打搅的。直觉上，金先生一下子就当教授了，挺幸运的。不过，这里面实在是有值得思考的东西。
“年表”说：1950年，艾思奇到清华大学讲演，否定形式逻辑，说形式逻辑是形而上学。金先生主持会议并总结说，艾思奇说的话完全符合形式逻辑。
这个故事曾听许多人讲过。金先生的意思话里话外也可以理解。奇怪的是金先生说的是“形式逻辑”而不是“逻辑”。1950年代以前，金先生一般只谈逻辑，几乎从来不谈形式逻辑，出的《逻辑》一书也不带“形式”二字。但是1950年代以后，金先生谈论逻辑的时候，却总是要谈形式逻辑，他主编的逻辑书也叫《形式逻辑》。从具体的内容来看，以前的“逻辑”指的大概是对当方阵及其推理和三段论与一阶逻辑，后来的形式逻辑指的则是包括了归纳在内的传统逻辑。这样，形式逻辑与一阶逻辑，或者普遍地说，与数理逻辑明确地区别开来。无论这样的区别有没有必要，有什么必要，最初是怎样来的呢？以上这段话只是为我们提供了金先生明确说“形式逻辑”的时间，还让我们知道像艾思奇这样的人可以当着金先生的面在大学讲堂上堂而皇之地否定形式逻辑。这一切一定有一个比较复杂的背景。据说，依据辩证法否定形式逻辑的做法在1930年代就有了，可是金先生那时不还是好好地讲自己的逻辑吗？怎么后来一下子就讲起形式逻辑来了呢？尤其使我无法理解的是，人家批人家的形式逻辑，你讲你的逻辑不就得了吗？为什么也跟着说形式逻辑呢？这一跟着说的结果就是承认逻辑的许多分类，比如区别形式逻辑和辩证逻辑，在形式逻辑中还要区别普通的形式逻辑和数理逻辑，如此等等。这样的区别若真是带来了逻辑的进步也还是不错的。但是事实是这样的吗？
“年表”说：1958年，金先生在一份检查中说：“我口头上赞成学习辩证逻辑，可是骨子里是另外一件事”。关于辩证法或辩证逻辑和形式逻辑的关系问题，就
叶圣陶与孙玄常的交谊
■ 马斗全
《文汇读书周报》第1037号刊有舒芜先生谈《倾盖集》之文，笔者有那本诗词合集，系九作者之一的孙玄常先生二十年前所赠。该诗集前印有叶圣陶先生所题《满庭芳题倾盖集》之手迹。舒芜先生说，“叶圣陶的题词大概是吕剑去找的。”读到此，我即刻想到了孙玄常先生，心想此题词或与孙先生有关。所以想到与孙先生有关，是因为叶圣陶先生与孙先生的交谊，非同一般。随后一期《文汇读书周报》刊出舒芜先生函，纠正前面的说法。同去找叶圣陶先生题词的，果然有孙玄常先生。
叶圣陶与孙玄常的交往，不但一般读者不知，恐舒芜先生也不一定很清楚。二人之深谊，如今想起来很是感人。
孙玄常，名功炎，1914年生，浙江海宁人，少年人杭州艺专及新华艺专学美术，青年时任中学语文教师十余年。解放后，叶圣陶因曾读到孙玄常的两篇语言学论文而非常赏识其才学，通过杂志社打听到孙玄常在上海一所中学工作，便给他写信，说：听说您是位中学老师，现在想请您来做全国中学生的老师，不知愿意否。孙先生应叶先生之邀而调往北京，在人民教育出版社当编辑，同时承担起编写中学教材的任务。至今中学课本的编者中还列有孙先生之名。
1957年，孙先生被打成“右派”，先是在太原后又被发落到晋南的稷山县劳动改造。平反后才回到北京，不久即退休。退休后，因子女皆在晋南，就受聘于运城师专，任学报编审。所谓受聘，其实是借一栖身之所，他从人教社领退休金，并不拿师专的工资。八十年代初，我在运城地区文联工作，有幸认识孙先生，每相请益，所以对他与叶圣陶先生的交谊有所了解。其中最令人感动的是，孙先生落难后，昔日的友人们多不敢与他来往了，只有叶圣陶先生一点儿也不顾忌他的“另类”身份，依旧与他保持联系，问寒问暖，谈诗谈学问，信件来往不断。光是寄稷山的信件便有一百多封，几乎每月一封。孙先生数年前已作古，夫人亦已西去，这些信件若未丢失，应在其子孙一冰处。孙先生劳动改造期间，不知有没有外出的自由。住运城师专后，凡去北京，都要去看叶先生。
孙玄常青年时代即好诗，所以诗词俱佳，功力甚深。因尤喜姜夔诗词，曾撰《姜白石诗笺注》。说到《姜白石诗笺注》，有一些题外话，顺便一提。此书积四十年时间而成，投上海古籍出版社后，有关编辑阅后大为赞赏，以为与夏承焘先生的白石诗编年合为一书出版最好。孙先生与夏先生也有交往，但他觉得，夏先生为前辈名家，若夏先生提出，那就合作一书，自己是不好商之于夏先生的。不知上海古籍出版社编辑是否曾将孙先生此书稿告知夏先生，总之夏先生没有向孙先生提起过此事。数年后孙先生将书稿交由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出版时，有些文字须核对或重抄，孙先生因年老眼花，精力不济，而请助手、青年教师李某帮忙。这本是极寻常之事，而孙先生不但在该书封面署了李某之名，而且出版后一定要分三分之一稿费给李某。就连二十本样书，也要分给李某八本。他要送一些友人书，不够，曾托我去出版社购买。老一辈学人之品质，今已少见。
诗与书画，在孙先生来说，乃为余事。孙先生终生以治语言、文字、音韵、训诂之学为主，兼及历史和哲学。多年之著述，皆扎扎实实做学问所得，所以极见水平。十几年前，孙先生应山西某出版社之约，手编《孙玄常论文集》以出版。但不知何故，却始终未予出版。孙先生一直惦记着这本书的出版。后来有热心的朋友因孙先生已卧病在床而论文集出版仍无眉目，便同人民教育出版社联系，希望该社能出版孙先生的论文集。稿子寄去后，著名语言学家张志公先生等人也积极向人教社说明其学术价值，建议他们出版。可能因了学术书籍没有经济效益的原因，人教社最终未同意出版。退稿寄到时，孙先生正病危，没几天活头了�